关于商鞅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嗯，就是那个排挤吴起的公叔痤，也是那个公元前362年在秦、魏少梁大战中战败被俘的公叔痤。
公叔痤临死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他的侍臣中庶子卫鞅，说：“卫鞅年轻有才，可以继任相国。”魏惠王未置可否，公叔痤又说：“主公如果不能任用卫鞅，就杀掉他。”
魏惠王离开后，公叔痤招来了卫鞅告知了他对魏王所说的话，劝他逃离魏国。奇怪吧？公叔痤的逻辑是上不负君王，下不负朋友。
但是卫鞅并不听劝，呵呵一笑说道：“不能用，何能杀？”卫鞅猜的很准确，魏惠王认为公叔痤老病乱语，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卫鞅继续开心地在魏国游学……
孝会发愤
公元前362年秦、魏少梁之战中俘虏的公叔痤算得上秦献公留给秦孝公的一笔优质外交资产。
赢姓部族原始的居住地与西戎近，连年交战造就了秦国的尚武精神。秦穆公时，秦灭西戎十二国，拓地千里，国遂大。但在穆公之后的近三百年里，与山东诸国的交流因种种原因渐少，进而显得闭塞和落后了。
进入战国以来，魏国越过黄河西向，攻取了秦国的河西五城，自此秦魏间战火不息；而秦国东南的楚国势力范围拓展到巴国蜀国，更是从西南东南同时威胁秦国。楚、魏两国心照不宣地视秦国为夷狄之国，抵制秦国与中原诸国会盟。
秦孝公即位之时，可谓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敢问天下谁是大秦的好伙伴”了。而秦国国内贵族腐化，阶级固化，除了依旧好战勇武之外，诺大的关西大地上竟无复兴的生机了。
年轻有为的秦孝公再也无法忍受秦国的沉沉暮气，便发愤图强，布修德政，广纳贤才，以求强秦良策。而公叔痤便成了他与魏国言和换取和平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筹码。
当战国乱世，得遇明君，展平生绝学，以求富国强兵、戡乱天下、建不世功业是每个游学之士的梦想。
卫鞅也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他少离故国，求事魏相公叔，穷研李悝的《法经》。当秦孝公遍求天下贤才的消息传到魏国，卫鞅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他去魏入秦，经内侍景监引荐，入见秦孝公。但卫鞅并没有直陈法家理念，而是先后以“帝道之术“、“王道之术“及”霸道之术“试探秦孝公，在秦孝公否决之后才全盘托出法家的富国强兵之策。
秦孝公大悦，听到入迷之时，不觉虚席前移。两人畅谈数日，孝公遂有变法之心。
君臣同心
公元前359年，孝公和卫鞅意图变法。
然而天底下的事通常如此，如果生活很少变化，时日迁延，人们会惧怕任何变化。孝公和卫鞅的变法想法还未付诸实践，已经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了。
于是秦孝公召集群臣和宗室讨论变法之事。
卫鞅首先针对民间的反对声音说道：“对下层人民，只能让他们坐享变法的利益，而不能与之商讨变法大计。讲求至高道德的人，不能从于流俗；要建立不世功业，不能去与大众商议。所以圣人如果能够强国，就不会因循旧法。”
面对卫鞅的咄咄逼人，旧贵族们面面相觑，只有甘龙勉强说道：“恐怕不能这样说，按照旧法治理国家，官吏和百姓都熟悉，才便于治理啊。”
腐朽的东西总是不堪一击，《资治通鉴》对旧贵族反对变法的言辞仅记载了甘龙的这一句苍白无力的话。结合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其对商鞅变法的态度可谓既反映了史学家的正直，又反映了政治家的胸襟。
卫鞅驳斥甘龙道：“百姓安于故俗，学习律法为官为吏之人只知道旧章。此两者，可以使其做官守法，却不能与之讨论变法改革之事。智者可以制定法律，愚者只能受制于法律；贤者可以因时而变，而不肖之人只能拘于旧法。”
这本应是一场精彩的辩论会，然而秦国旧族愚昧短视，在卫鞅面前显得过于错愕木讷了。于是便演变成一场一边倒的虐杀。
秦孝公曰：“善。”变法大计遽尔底定。
卫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全力主持变法。卫鞅结合秦国国情，迅速敲定变法条令：
其一，将秦国人民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编制，什伍之中犯罪连坐。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级同赏，隐匿不告者，与降敌叛国同罪；
其二，制定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私斗者，按情节轻重论刑；
其三，戮力本业，勤劳生产者，减免赋役；商人及懒惰贫穷者，全家没为奴隶；
其四，秦国宗室旧臣，未立军功者，不得享有宗室地位。
总之，鼓励从军，打击私斗；鼓励农耕，打击商贾；构建全新的阶层流动通道，鼓舞秦民斗志。
不得不说，战国之时，百家争鸣，但法家思想是最先进、最有助于迅速解放生产力的伟大思想。
卫鞅制定了相关律令后，并没有立即发布。他“立木为信”，向秦国上下传递了“言出必信，新法必行”的信号。随后，颁布法令。
新法必然是触犯贵族利益的，底层人民刚开始也觉得不便，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碰巧太子犯法，卫鞅向孝公进言说：“新法难以推行，根源就在于上层人士蔑视新法。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不能施刑，依据新法应当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劓刑，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
秦孝公同意按新法执行。秦国上下振恐，从此不敢有人故意犯法。
变法十年后，秦国境内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人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时候先前议论新法不便的，又来说新法的便利之处。卫鞅将他们视作“乱法之民”全数流放到边陲。从此再没有人敢妄议法令。
以上是《资治通鉴》对变法经过的记述。其对变法法令的描述流于粗略，但司马光的本意也是突出卫鞅“立木为信”不失信于秦民的。
所以他有一番“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的论述，旨在劝诫后世之君不失信于人民。
“卫鞅之为人素来刻薄寡恩，又处于攻战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
政府公信力是那么容易崩塌，又是那么难以构建。古人都知道的啊……
秦国富强了，然后便想夺回失去的。
公元前354年，秦国趁魏国攻打赵国之时，变法后第一次挑战霸主魏国。
秦国先打了些胜仗，但等到魏国摆平其他战场后并力西向之时，变法初成的秦国见识到了魏国的强大。
秦国节节败退，无奈之下，只好与魏国讲和罢兵。
这次败退后，孝公和卫鞅都不再急躁，而是继续推进变法，耐心积蓄力量。
公元前341年，魏国主力在马陵之战中覆灭，主帅庞涓战死。
秦国大军乘机东出，收复了河西部分领土。
而卫鞅便因战功被封于商于之地，从此人称商鞅，或商君。这一年，商君迎来了人生的顶点。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逝，子惠文王立。
新法已深植于秦国臣民之心，但被新法伤害的人复仇的火焰从未熄灭。
于是公子虔告发商君谋反，秦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略略挣扎之后，便被他一手推动强大起来的秦国军民给击败了。
商鞅被杀，之后五马分尸，举家被屠灭。
中国古代史最成功的变法家就这样被掩埋在历史的黄土里，风轻轻吹过，大地上像是从来没有人来过。
嗯，历史就是这样。
商君之后，天命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