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之前，有一段沉迷校园青春文学的时期。具体的情节记不住，就只记得每篇小说里总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男孩，或是篮球队队长，或是学生会主席；阳光开朗，运动神经好，要不就是脑子好使，腹黑傲娇。整体节奏就是，手拉手打倒校领导压迫，无视一切舆论压力，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
然而等我辛苦考上高中，现实却不是说好的那样。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怪我当初用力过猛，考上的是北京市重点学校，我的高中生涯里，充满的全是戴着眼镜片的柔弱书生。别提篮球队队长，我们广阔的操场上压根就没有出现过篮球队的影子。乒乓球选手倒是一大堆，每到课间就活跃在几个球台间，捡球捡得不亦乐乎。
好看的男孩没有，小说里各种各样的社团也没有，打架翘课更没有。市重点高中的名声绝不是挂着玩玩，它是有模有样的。学生们都是纯良的花骨朵，就算是偷懒不学习，那最多也就是上课偷偷玩手机，笔记都不敢轻易落下。校风也是传统，社团和课外活动可以算作凄凉的一个零。我不服，哪肯甘心。就像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碎我的零钱罐，满怀期待地用钢镚儿买下一盘锅包肉，拿起筷子一尝，你大爷的，全是淀粉没放肉。
我觉得我的青春被毁了，毁得一塌糊涂。那年北京下雪，我踩着下课铃冲出教室，却没有人有兴致出去玩雪。站在生长着毛茸茸细雪的操场上，扫视空无一人的四周，我觉得我唯一的青春被埋葬了。
为此，我特意写了一篇字句隐晦，并且具有强烈讽刺色彩的作文，当作业给交上去了。本是怀着为了揭露教育畸形而必死的心态，惴惴不安了许多天，结果后来发现那次作文语文老师根本没有看。掷地无声。
除了校园生活的天差地别，还有很多成长是与我的设想大相径庭的。初中时坚信，长大了，自然就变漂亮了；对老师真诚礼貌，老师自然就喜欢我了。但是事与愿违，初中时用来许愿的流星是假冒伪劣产品，大概闪烁着划过天空完全是纯装饰作用。一切都不一样，都是我不愿接受的事实。
就这样，我抑郁了半个多学期，并且顶着青瓜脑袋闹起了校园叛逆。把自己磕得鼻青脸肿之后，我突然热烈地心疼自己。我知道现实无法改变。它骨肉分明地横尸在我双眼前。既然生活势要将我对青春的所有幻想凌迟处死，我只好在我的心死透了之前，尽可能努力找点乐子。
恰好当时的思想课正在讲主观能动性的力量。作为纯正的唯物主义理科生，我自然是不肯相信主观思维能够影响客观现实的。但当时的我却忽然想试一试改变思路，怀着谜一般的新鲜出炉的积极态度，开始把每天日常的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勤勤恳恳地记在日记本上。
我在高中时个子高，所以被班主任安排在教室后方，周围都是男生。熊先生坐在我旁边。为什么叫他熊，因为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汉子，体型庞大。
其实我对熊先生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像大多数男生，看起来沉闷老实，热爱学习，而且喜欢聊八卦。高二那年，他的座位调到了我的前面。地理课上，老师说，澳大利亚的牧民到了剪羊毛的季节，会在草原上设置陷阱，等绵羊掉进地洞里，就给它们剪毛。这时，熊回过头，问我，你知道羊掉进坑里是什么样的吗？我摇头道，不知道。然后他忽然朝我做了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表情来模仿羊的恐慌。这个略显风骚的玩闹招数打得我措手不及，顿时喷笑出来。在被地理老师翻了两个巨大的白眼之后，我诚惶诚恐地和熊成了朋友。
熊极度闷骚，逐渐成了我日记中着重笔墨的人物。他曾经偷拿我的手机，把通讯录里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大兔子”。初中时他还是个腼腆的小瘦子，肤白貌美，交往过一个帅帅的男朋友。可是也不知道中考时他是有多使劲，使劲到把身体当发糕给发起来了，顺便还带了满脸的青春痘。我痛恨没有赶上他的二八年华，只摊上了个年老色衰。
顺着熊独特的玩闹方式摸索，我发现重点学校的学生们虽然玩起来不疯狂，却出奇地蔫儿坏。喝酒打架，旷课泡吧，这些他们都不敢，但是在地理课上组团玩真心话大冒险这种猥琐的事情他们十分接受。地理老师一回身在黑板上写字，输了的人就在后边开始来回把笔袋扔过头顶的吊灯。等地理老师回过头，我们全部趴在桌子上用课本挡住脸，捂嘴偷笑，只剩下满地的笔袋和拼命摇晃的灯管。
而那时，我破罐子破摔的形象，也成了高中回忆中宏伟的一景。心心念念地想在高中邂逅青涩的酸甜爱情，结果我却是那种专业跑龙套的外形。我头发剪得短，脸圆，个子高，因为校服外套丢了，所以一直穿熊的超大码校服。加上皮肤被晒黑，脸上还不停冒痘。熊说我一定是从越南偷渡过来的，伪造的北京户口办得匆忙，连性别都填错了。我和熊的外形，是绝对让德育老师放心的类型。一看就知道，根本不具备早恋的基本条件。
不幸中的不幸，我在高中时很容易脸红。是那种只要一点点紧张就会上脸的体质。本来我的肤色就暗，头发就短，再一红，就像地雷。语文老师是个很随性调皮的中年女老师，熟悉我的人物属性后，经常捉弄我。她知道我上课不听讲，偷偷看课外书，或者写酸诗。所以她时不时地要点我起来回答问题。按熊的描述，我每次站起来后，先是一个劲地笑，脸开始泛红，然后举起书来捂着脸笑，这时候脸已经发紫了。语文老师管我这叫“升国旗”。刚开始，同班同学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再到后来，只要一听语文老师点我的名字，我周围的一圈人就纷纷回头瞅着我，都撑着脑袋看着我乐。到高三，语文老师不再喊我的真名，直接叫我，国旗班的那个。
绝大多数高中老师不待见我，因为我不学习。语文老师和管乐队老师例外。高中总共只有两个社团，我全都报名了，而且所有活动一律到场。高二的年级会，学校还隆重给我颁了个优秀志愿者奖状。当然，在主科老师们的眼里，那就是个“不务正业”奖。班主任到毕业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可是语文老师坚信我有底蕴，是个可造之材，还替我投了几次稿。管乐队的指挥老师，非常圆润，见我长笛吹得不错，很喜欢我。在春游的时候，他逮住我，让面部黑红的我站在艳粉的桃花枝旁，然后他蹲在地上用单反咔嚓咔嚓给我照相。照片还放到了年级组的公用电脑里。
老师们不喜欢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上课实在太能闹。他们也许倒希望我能老老实实地看课外书。但只要我一笑，基本全班都能听见我在笑。我无法控制我的面部颜色，同样也控制不住我的笑声。有些人偷笑的时候，是光张嘴不出声的，但我不张嘴就出声。高三补课，生物老师在月黑风高夜讲到了授精过程。熊突然问我，你知道精子为什么有尾巴吗？我说，不知道。熊说，因为它要卖萌啊。接下来一秒，我极其不合时宜的闷笑声清晰地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老师总因为我破坏课堂气氛要多瞪我几眼。
我和熊的家在一个区域，所以总是一起放学回家。而我们又不甘心直接回家。北京鼓楼的那一片胡同，还有后海，地安门，都包含着我们千变万化的放学路线。还记得胡同里的一个清真寺小吃店，一掌大的糖酥饼，一块钱一个。店外是一棵老槐树，枝桠压得很低，夏天有阴凉，冬天有斑驳的影子。叼着糖饼，推车再走几十米，急急地拐一个弯，是一个被查封很久的中式三层酒馆。我和熊到那里探险，用手机去照挂满灰尘的地下室入口，举着糖饼和已经褪色的查封条自拍。
我和熊的体内都有自带的感染器，不断地向外发射贪玩胡闹的讯号。过几个月，我们的放学流浪大军就又多了几个成员。我曾经站在一个女生的电动车后座上，扶着她的肩膀，在长安街上像泰坦尼克号的露丝那样，迎着风张牙舞爪。这一幕被熊的随身相机记录成了永久的黑历史。故事的结局是，我被长安街站岗的警察拦了下来。
现在看到当初的照片，看到我和熊在课上用小纸条编的关于外太空的小说，看到我用彩笔写下的日记，我清楚地知道，我的青春是快乐的。
标签这种东西，其实是好的。社团丰富，校外活动精彩，是快乐。校风死板，带着眼镜的男生满地捡球，不被老师待见，也是快乐。这份快乐和我在憧憬高中时代时的快乐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构成的材料不同而已，但人类从来都只注重结果，所以我没有理由再去纠结什么。
现实中太多与期望的落差，太多的不愿接受。然而我们不可能永远心想事成，所以“心想事成”演变成了一句千百年来美好的祝福语。因此只能耐心地低下头，找一找，没有虾，螃蟹也行，反正都是海鲜。意外的惊喜往往藏在去寻找意料之外的路上。
青春不论环境，青春是你自己。书呆子到哪里都只会啃书，奇葩到哪里都会开花。唯一会改变人的，永远不会是外部环境，永远只是内部的自己。不知足，不愿承认现实，不肯放弃幻想，到头来改变的也不会是世界。
所以，深呼一口气，放松下来。
你的世界由你决定。谁也无法插手。谁也无法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