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母亲淄博老家来信称：已年逾九旬尚健在的太佬想见我六十多岁的姥姥。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定由刚满16岁的我，利用暑期送姥姥回老家，还要带上刚两岁的莉莉表妹。
听说我要去山东，同班李建同学的父亲也让他回山东泰安老家探望，于是我俩结伴而行，并在学校开了介绍信。七一年七月三号下午一点，我们一行四人在黄石大轮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东方红”七号轮，顺江而下到南京转火车。第一次独立远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带上小我一岁的李建（缘于这次“同船渡”他后来一辈子都把我当兄长）我是又激动又紧张。
东方红七号轮属江字号系列，是当时比较大的一艘船。我们买的是四等舱到南京的船票6.20元/张，在第二层。舱内中间是过道，两边相对摆放了六张上下铺可睡12人，门在两头一边靠船舷，一边靠船的中央过道，对面也是四等舱。五等舱在底层只有少量座位没有铺位，三等舱住六人二等舱住两人有桌椅，楼层好一些，位置靠船舷可以看江面，按现在的话叫江景房，当然票价也贵些。上船后凭船票交五角钱租一套卧具，夏天就是一张席子一个枕头一条床单。五等舱的人嫌底层热就把席子铺在甲板上睡。船的每层都有公共澡堂，几乎24小时开放非常方便，餐厅在船尾，开饭后都要排队像流水席一般。
大轮顺江而下经九江、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每到一地都要停靠两个小时以上，如果到港是白天旅客们可以拿着船票或卧具抵押卡下船购物和闲逛，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南京中山码头。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岸后一丝莫名的激动，出了码头是一条柏油马路，两边是芙蓉树叶子很特别我摘了几片夹在书里。走了一会找到一家小旅馆安顿好老小，我和李建就去火车站购买了第二天晚上220次（南京至青岛）的慢车票，他到站泰安我是淄博周村（票价10元/张）。我们出具学校证明提出买学生票（半价），人家说不符合规定。买了票后我俩在车站附近逛了一下夜市，毕竟是省会城市比黄石还是繁华许多。我五角钱买了一个天蓝色的塑料钱包，一角钱买了一个小镜子背面图案非常漂亮。
当年南京长江大桥刚通车，第二天我和李建在一家照相馆以大桥为背景拍照片。晚上上火车后我发现压在旅馆枕头下的小镜子忘记拿了，我懊悔不已。从此以后每当住店离开宾馆枕头底下我一定是要翻开看的。火车经徐州、蚌埠第二天早上到泰安李建下车，过济南后到周村。我的八舅姥爷推着一辆独轮车（就是当年淮海战役山东老乡支援解放军的那种）来接站。小脚姥姥抱着表妹坐一边，另一边放旅行包，我跟着后面走，出了车站不久就是田埂小路，还只有独轮车可行。大约七、八里的路程就到了我姥姥的娘家——周村黄营子村，离上一次探家已有十多年了，老母女俩相见抱头痛哭。
五十年代淄博建市时仅淄川、博山、周村、张店四个区，前两个区各取一字作市名。六十年代在临淄县发现了胜利油田，为了协调管理又把临淄划归淄博，五个区相距甚远，所以城市面积很大当年在全国屈指可数。临淄是古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十年代后在临淄发现了春秋齐国故城；淄川有蒲松龄故居；博山是山区煤资源丰富、制陶业发达；周村是中国四大古镇之一，自明清以来商贾云集，曾被乾隆皇帝御赐“天下第一村”，电视剧《大染坊》讲的就是周村印染业，周村烧饼名扬四海；张店是建国后的新兴城市也是市政府所在地。
姥姥的娘家曾是大户人家，我太姥生了八个孩子活到成年的仅三个：我姥姥和七舅姥爷、八舅姥爷。当年他们家生意作的非常大，按我舅舅的话：家中是“黄金万两”。我姥姥可以说是大家闺秀，取名黄惠清。后来抗战时期七舅姥爷参加了游击队，一次被日本人打伤肚子抓住，家里花了许多钱把人赎回，回来后又染上了鸦片，加上常遭土匪勒索等，临近解放时偌大的一个家就败了，土改划成分为富裕中农。当年我姥姥出嫁的婆家“十里铺”村（距周村十里得名）姥爷也是做绸缎布匹生意的，在济南蚌埠都开有商铺。1944年冬天我舅舅刚出生不久，姥爷去蚌埠讨债，在回来的路上走到淮河边突遇日本兵，他害怕跳进河里，回家后就一病不起撇下一家老小走了。
在老家期间我和姥姥住在八舅姥爷家，为了防臭虫和虱子，八舅姥爷把黄色的“六六粉”直接洒在床板上，再铺一张席子，晚上睡觉时一股浓浓的农药味扑鼻而来。
八舅姥爷两儿一女，大表舅黄立林大我七、八岁那年刚结婚，他是公社的兽医每天背着个药箱到各村给牲口看病。给牛、马打针的注射器是金属渡铬的闪闪发光，打针很快，扎针后一推就Ok了。他还带我去过公社配种站，各村都把母马、驴牵来排队受孕，先由一只母马挑逗一匹高大健壮的枣红色公马，大公马前蹄搭在母马背上，长长的阳具伸了出来，只见一人快速把母马尾部推开，另一人用一类似竹筒的物件套进其阳具中，完毕后就抽取筒中精液一一给马、驴人工受精，如果是驴生下来的就是骡子。
那时村里都是有线广播，播音员用方言：周村人民广播电台，今天的天气和昨天差不多。我问大表舅：广播怎么不说普通话啊？大表舅说淄博话就是普通话。几十年后的2008年，下陆人武部的韩政委因为是淄博老乡非要到家里看望我母亲，聊天时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淄博人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被车门夹住屁股“哎呀夹着俺的腚了”，“屁股就说屁股什么腚不腚的，你到那里啊？买票！”售票员厉声说，此人到安定门，他想啊在北京不能说“腚”，于是说：“俺到安屁股门”。
表姨立华大我两岁当年是民办教师，住在学校很少回来。小表舅立国小我几岁，每天跟着我屁股后面玩。村里有一个远房亲戚是十五冶职工（十五冶建501铝厂时招工）在黄石上班，那年听说我姥姥回老家他也请了探亲假回来了。村里还有一个年长的亲戚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他和我说：58年大跃进时把各家摊煎饼的鏊子都砸了大办钢铁，吃食堂自家不做饭。到了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没有吃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常有国民党飞机过来撒传单，他还捡到过，内容是大陆已经是民不聊生，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七一年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因为没有了煎饼鏊子无法制作煎饼，主食基本是馒头和窝窝头，但馒头都是要惨合地瓜干粉棒子面等杂粮的，我倒挺喜欢吃惨了地瓜干的馒头虽然黑但有甜味，不喜欢吃苞谷面的窝窝头，太硬尤其是冷了后更硬。那时农村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大表舅常带我到大队饲养场，当年土豆很多除了人吃就是喂牲口，我们去了后饲养员就挑些好的土豆煮了吃走时还带一些。人们也把土豆做成粉条和粉皮，我姥姥出钱买过几次肉，粉皮土豆炖肉太好吃了，如果素炒土豆丝，油烧开后放花椒熟（炸）锅味道好极了，这种方法我至今仍在沿用。在村里我还找到一把二胡，每天都拉一阵子。
我有时也和大表舅去自留地打井水浇灌粟（小米）禾，用辘碌从深井里打一桶水不仅要有力气还要掌握技巧。向下放时双手抱着碌筒（连同绕的井绳）一松一紧把水罐溜到井底，如果没有抱住溜的太快手柄容易伤人。水罐有尖底和平底两种，如果是尖底则一歪就灌满水，如果是平底还有拽着井绳左右摇晃才能注满水。双手向上摇碌，水罐离开井口那一刻很关键，一只手压住手柄另一只手快速将水罐提起。
在此期间我还陪姥姥去了她婆家，十六铺村吕家，住了一个星期。因自家的老房69年被我舅舅买了，我们就住姥爷的二弟家，我和二姥爷的二儿子吕培才睡一张床。二姥爷家很殷实，家里养了一只奶羊每天早上挤羊奶喝，清晨太阳未出来前到地里摘一个大西瓜，用藤蓝吊到水井里，晚上月亮出来后捞起切开，就像从冰箱中拿出来一样。咬上一口冰凉甘甜的西瓜沁人心扉。
黄营村旁有一军用机场，是初级教练机螺旋桨式，仅载两人前面是学员后面是教练。每天清晨天刚亮就开始训练，起飞和降落感觉是贴着村头的大树和屋顶，巨大的轰鸣声把我吵醒。我也与村里的孩子们常去机场。机场很大没有围墙，铁丝网也被放羊的、过路的人拆了，仅一条土沟也不深。整个机场除了跑道是水泥地坪其他场地都长满了草，有的飞机就停在露天草中，起飞时要先驶入跑道，我们就在旁边观看，当机头对着人时只有巨大的轰鸣声没有其他感觉，但飞机掉头尾部对着人时，螺旋桨向后巨大的风力把人的衣裤吹的贴着身子像旗子飘，草吹的匍匐着贴在地上。机场有时进行跳伞训练，所用飞机是双翼安2或运5型运输机，可搭载十几个人。每当有跳伞时村子里许多人都去看，飞机起飞后绕机场盘旋两周达到一定高度（大约两千米）飞到机场中央，舱门打开一个个鱼贯而出，人就一小黑点然后越来越大，伞未撑开前就像一个白色的信封飘在人的侧上方，撑开后犹如朵朵白莲花在空中绽放。伞兵们摆出不同的POS，抖开长幅标语：毛主席万岁！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落地后有的被降落伞盖住有的被伞拖着跑。
暑假就要结束了，八月二十号告别了家乡的亲人登上南下的列车。晚上到南京我赶紧去大轮码头购买船票，因船票紧张南京新规定先在窗口取号再按号排队，我取得号后发现是一千多号，经过询问起码要到一个星期后才能购得船票，我急了，因为按计划排队是可以购得明天的船票，所以信早已写了回去后天半夜家人就要在黄石码头接船。在候船室呆了一晚，我想了一个办法，第二天早上吃了碗馄饨，我抱起小的牵着老的跟着人群直接上船，在检票口被人拦下，我说上船补票但人家不干，于是我说；你们这个规定不合理尤其是对外地人太不公平，要等一个星期，我这老的老小的小，人还病了实在没有办法了，退一步我可以不走但老人和孩子必须走。听我这样说后就把我带到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听完我的陈述后当即安排了一张到黄石的票，我谢天谢地把姥姥表妹送走。其实再要一张船票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原计划就是一个人在南京玩几天。这件事说明那时的人真好极富有同情心，同时我也很佩服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仅十六岁，但一个人从小就应该得到多方锻炼，当然那种极好的社会治安现在是无法相比。
送完老小我如释重负，取了几张排队票号，然后按照父亲写给他战友的地址找到南京熊猫电子厂，李叔叔两口子非常热情安顿我住家里。白天我就外出游玩，无非是长江大桥，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等景点，那个年代还没有旅游一说，所以景区人很少也没有什么指示牌，记得在雨花台，我从正门进去后看完了纪念馆向后面走去找不到回来的路，一直走到一片菜地才看见一位农民，我问：大门口在哪？他愣了半天：什么叫大门口啊？我刚进来时看烈士馆的地方啊！哦！听明白后他指了路我才出来。李叔叔家的小区紧靠一兵工厂，每天都有各种枪支的射击声，其中高射机枪的声音最大非常刺耳。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告别了李叔叔和阿姨来到码头，一看坏了：规矩改了不按号排队了，没有办法我跟着人群站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了一张船票。看来不合理的事只能通过实践证明并改正，这才是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多年过去了，姥姥已去世三十年了，表妹早已定居深圳而且事业有成，但是每每想起少年的那次远行都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是他老人家刻意地锻炼我，小小的年纪就开始了人生的阅历！
2017.10月 鄂鲁宁 写于威海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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