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时是一支狙击步枪

作者：刘年

坦诚，是张二棍给我最深的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先兆。坦诚，不仅需要过硬的品质和宽厚的胸襟做支撑，还需要有同充斥谎言的堕落的世俗对峙的信念。诗写到最后，技术经常会显得不够用，需要用自身的品质、胸襟及信念，给词语注入生机和力量。

非要分类的话，我会把目前的汉语新诗，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写作，一种是中国式写作。前者的根在西方，但垄断了诗坛很长时间，其特点是自我，深邃，高蹈，复杂，耐品，缺点在于晦涩、隔膜，难以传播。后者是走了很多弯路后，新近成熟的，继承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传统，但又吸取了西方诗歌的优点，它们入世，宽广，关照现实，悲悯众生，好读好懂，感染力强。张二棍的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写作，虽然他对待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带着西方的哲学背景，但题材完全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现实，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意境的营造，比赋兴的运用，甚至遣词造句的方式，都摆脱了翻译诗的阴影，既有其现代性，又自然、亲切、鲜活、走心。

诗的本质是生命，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对诗歌的理解就有多深。张二棍上完初中后，只念过一年技校，但他读透了天地人寰这本大书，因此在诗歌写作上，才能如此通透。……与纸上的不同，见识是第一手资料，没有被别人加工过的，是最接近于真相的东西。接近了真相，往往就接近了真理。六祖慧能，不识一字，能勘破天地，便是如此。

“好诗人应该是个狙击手。隐忍，冷静，有一击必杀，然后迅速抽身的本能”，张二棍如是说。《清晨的噩耗，黄昏的捷报》《黄石匠》《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用一生，在梦里造船》《我不能反对的比喻》《太阳落山了》等诗，就是这种观点的身体力行。《拒绝》一诗，是其中的典型。精确，简洁，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质，像一支轻型的狙击步枪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语言贴切新颖，蚰蜒与弃腿、蠕虫与隐士、母亲与溺婴、病人和拒医等词语与意象的碰撞与摩擦，有了金属的质感与声响。尤其，将蠕虫比喻成隐士，两种反差极大的事物，组装在一起，却又严丝合缝，表达了隐士（我认为也是作者自身）的无奈、痛苦与挣扎，体现了诗人魔术师般的想象和手法。其实，整首诗亦可看成一次成功的狙击行动。前面三件事，在读者看来是铺陈，在狙击手看来是埋伏。到第四件的时候，“——村妇已耄耋，白内障多年/看谁的脸，都一团模糊”，子弹上膛了。“拒绝医治”四个字，是作者扣动扳机后飞出的子弹。读者惊魂未定，思考“村妇为什么拒绝医治？因为怕痛？因为缺钱？因为看不惯谁？还是看不惯这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拆下狙击步枪，像提着琴盒的小提琴师一样，离开了。

“给诗人一间KTV包厢，也许他会变成庙宇”，张二棍如是说。诗，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和禅一样，不可教，只可悟。《某山，某寺》就是诗与禅的合一。这首诗的意境，很像金基德同题材的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在但金的电影刻于精致了，艺术和木匠活还是有区别的。张二棍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曾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了半年，也曾在山林中迷路三天，几近绝望。这首诗，算是山野给他的回报。诗中，作者一洗怒目金刚的做派，成了一尊拈花微笑的低眉菩萨。比之金戈铁马、怒发冲冠，我认为举重若轻、春风化雨，方是诗之上善，就如同“爱”，永远大于、高于、强于、长于“恨”一样。

这首诗耀眼之处，在于细节，诗人独到的发现，赋予了庸常如“光缆”“倒车镜”“牛仔裤”这些毫无诗意的事物以光芒，如同点石头成金一样，这是一种巫术，如同让一群麻雀恢复呼吸与体温一样，这又是一种功德。犹喜第七节，“那个褴褛的朝圣人啊/为什么在庙门外/徘徊那么久，才肯进去/为什么在寺庙中/拜了那么久，还不出来”。这节诗中，语言只简单地写了朝圣者在庙里庙外的两个场面，但朝圣者的虔诚、苦楚、委屈甚至绝望，以及作者的同情、尊敬，都在语言之外被语言送进读者的内心。这首诗，除第12节的表达，真实性自然度稍弱之外，其余都能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此诗，我认为是他迄今为止的写得最为宽广厚重的一首，并不像文字表面上的那样消极，文字背后，破纸欲出的“敬畏”二字，正是这个时代紧缺的事物。“世界是越来越残缺的，而一个诗人的一生都要在内心中竭力恢复完美。这很虚无，也很实际。……我们在完成上帝遗留的工作”，张二棍如是说。

死亡，是所有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想解决的终极命题，是所有生命的归宿。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往往体现在对死亡的态度上。《冬日公墓》一首，在死亡这个主题上，作者四两拔千斤，去写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首尾两节，“一只只蝴蝶/在微风中/努力靠近/一朵朵花圈/”和“路过一个男子的墓地/他和我同年，却不在了/是意外？是疾病？还是其他？/我与他墓庐上的荒草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轻拿轻放，怕惊醒了死者似的。

对他人死亡的尊重，对自己死亡的淡泊，这是对死亡彻悟的态度。全诗哀而不伤，悲凉中又给人间留有希望，做到了一个好诗人应该做的。大多数的时候，诗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过犹不及。同样涉及死亡的《乡村断章》，虽有“悲伤应该是乌鸦的样子/快乐应该是喜鹊的样子/只有，贫穷和屈辱/有时是麻雀的样子/有时是耕叔的样子/有时，是被耕叔打了一顿/瘫在墙角的耕婶的样子/”这样让人心动的诗节，也有“你看看，这人间太过狰狞/如一面哈哈镜”这样概括性很强的“豹尾”，但整诗下手太狠，而显得张牙舞爪，面目可憎。

“野，应该是一个诗人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哪怕磕磕绊绊，哪怕无人喝彩，诗歌就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野味儿”，张二棍如是说。始终保持着写作的冒险精神，放松地写，放下架子去写，光着脚板来写，像没成名一样，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

他写过如《六言》这种没有任何细节，全篇“大”词的“大”诗，但又能把“大”词按住，而呈现出苍茫浑厚的意境，还写过玩世不恭、带着颓废和冷幽默的《一辈子总得在地摊上买一套内六角扳手》，还有仅仅两句但张力十足的《我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和《勘探者耳语》，这些诗别开生面，增加了他作品库里的层次感。犯错不要紧，写烂不要紧，李白、杜甫都写烂诗，平庸才是诗歌的癌。冒险，往往意味着冒犯，而对俗世的冒犯，往往又是一首优秀诗歌的先兆。

“大部分诗人用轻狂，扼杀了诗歌。但我们欣慰的是，每个时代总有一少部分人，在坚守。我想靠近那少部分，我在努力”，张二棍如是说。在几次长达深夜的交谈中，我能感受他对诗歌越来越多的虔诚。虔诚，世间重器也。欣赏那些身负虔诚的人，如苏格拉底，如梵高，如贝多芬，如曹雪芹，如冈仁波齐山下的那些朝圣者，他们就像身负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其生命本身，就是一首首充满力量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