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这部由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里，展示了中国深圳龙华新区的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三和人才市场”里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在这家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人才市场里，聚集了很多找日结工作的年轻人。这里众多的年轻人，他们或在网吧通宵，或是直接露宿街头或公园。他们周遭的小巷内，残破建筑物林立，廉价网吧、旅馆、杂货店等百余家店铺鳞次栉比。
而他们，则是在口袋的钱已经花光时，再去寻求一份可以日结的工作，干一天是一天。今天过完了，明天还不知道在那里，只好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
他们日结工作大概为15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不到一百元。然而这已经足够让他们过上几天网吧日子了——“干一天，阔以玩三天”——这就是大神们的日常。
就像卡佛笔下的人物，他们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凑合着度过平庸的每一天，他们也外表默不作声，内心歇斯底里。
在三和大神那里，梦想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当初意气风发地从家乡出来，背上行囊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以为自己会有很多机会，以为自己总会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时还有梦。就像诗里写的那样——如今他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想如果卡佛也在这里生活过，那么他大概会发现这里生活着的人，跟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甚至还可能发现，这跟卡佛当初的境况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
卡佛当初不也是在日常间无奈地记流水账，仿佛没有情绪，内心压抑的郁闷不时通过主人公及其难听的话或歹毒之至的小动作表现出来......
当初卡佛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在《三和人才市场》这部纪录片里，那几个喝着酒、吃着烧烤、面对镜头的年轻人，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对着摄影师有说有笑，用普通平常的语言讲着一些普通平常的事，好像这一切其实都没多大所谓。这些仿佛无伤大雅的寒暄之下，掩盖着的不就是他们对未来的失落吗？
平白的对话，冷彻骨髓的寒意。
卡佛曾经拿亨利·米勒的生活困境来表达自己生活的无奈，“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
担心椅子随便会被人移走这种事，从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担心了。
就像三和大神那样，满以为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怀抱梦想，以及爱的人，去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他们都想错了。
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
而三和大神们，都是这样的人，仿佛就是从卡佛笔下走出了一般。
你看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那些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们，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作品）【美】雷蒙德·卡佛、小二
正是未经粉饰的生活总充满了残酷。
在《大教堂》里呢，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
大教堂（纪念版）【美】雷蒙德·卡佛、肖铁
我们看到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
还有日常生活慢慢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
那些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
一个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
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于是乎人们的希望便枯萎了。
在纪录片的最后，那个曾经满怀希望的小伙子终于还是决定离开深圳，他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还有没有机会重新找一种叫做”梦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