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的晚清视角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10月10日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1876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于是李提摩太就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了几位助手帮助他。1878年，山西也发生了灾荒。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灾，并在山西太原开始传教，为在山西传教打下了基础。李提摩太在中国翻译书籍，同时是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今太原理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对维新变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晚清以降，传教士是影响和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群体。他们常常能够深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在传教的同时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又凭借掌握的西方技术，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登堂入室，成为许多重要官员的座上宾。他们的材料，他们的视角，都是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晚清社会许多细节的重要凭据。

        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这类回忆录，往往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供我们想像和顺着线索进行推敲。比如李提摩太在书中提到的1876到1879年的山西大饥荒，描述到的饥民如何逃荒、官员如何禁止饥民逃往满洲、官场彼此间的争斗导致的饥民无法买到粮食等等。书中记载了许多县一级的官员如何臆想传教士会给地方带来动乱、从而引发的驱赶传教士的风潮，虽然可以说材料只反映传教士一方的观点，但也的确给我们揭示出当时州县一级官员在面对外国人时的心态。

        尽管中国人对这些所谓“蛮夷”既鄙视又害怕，但每次当李提摩太作客当地士绅家里时，这一家的窗纸总被好奇的人们用唾沫扎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以至每去一次主人家就要换一次窗纸。无奈的李提摩太只好换上中国人的长袍马褂，他发现穿成中国人的样子，再也没有好奇的中国人去骚扰招待他的士绅，他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传讲他的教义。

        书里面提到不少晚清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炙手可热的翁同龢，当时被看成帝国的实际操控者，而在政争中出于下风的李鸿章，对李提摩太如何接近翁同龢异常热心，还多次为他修改写给翁同龢的书信。李提摩太尽管对李鸿章的一些作法不太认同，但始终认为他是中华帝国官员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从智力上看，他更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而晚清官场的热门人物张之洞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尤其是张之洞所主持的教育改革更是诟病甚多。每读至此，不由地想起了《花随人圣庵抚忆》中对李鸿章、张之洞二人的评价，居然如同出一辙，实在令人概叹。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别：“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读读传教士们这些当时外来者的回忆录，从“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去评价那个消逝的时代，也许更能接近我们想看到的那个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