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电视剧《白鹿原》在安徽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但仅仅播出一集就遭停播，并于5月10日重新返回电视屏幕。播放至今，豆瓣评分已经高达9.2分，它的制作之精、口碑之高不亚于刚刚结束的《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白鹿原》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在这个集体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部作品来传承我们民族伟大优秀的品质。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部经典以电视剧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小说中的人物就像似曾相识的老友，在巨变的时代中保持着不变的样子，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
作为小说中最先出场也贯穿始终的人物，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我们无法单纯地评价他的好坏善恶，也不能将他放在哪个具体的阶级当中。因此，在这种矛盾之中才能看见他身上的独特之处。
白嘉轩是一个有着多重文化内涵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多重性。
他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作为一方富主，却仍敬恭桑梓，服田力穑，从未脱离过劳动。换地迁坟、兴办学堂送子女进学堂读书，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国文化宽厚仁爱勤俭自律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他是仁义好德正直开明的绅士，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依附权贵，威武不屈。表现的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坚守白家的社会地位。
他是有受族人拥戴的族长，作为族上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用伦理道德观念，用《乡约》监督着白鹿原上的村民，并在村民的心中形成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就像鹿兆鹏说的那样“他就像一棵树，甭管谁从外边回来，看见他立在那原上，心里也就踏实了”。
同时，他也是一个精于算计、心计过人的狠角色，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设计鹿子霖巧妙换地，种植鸦片敛财，和鹿子霖明争暗斗一辈子，时刻维护自己的名声。在白嘉轩的心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同时，封建礼教的规矩对他来说也是不可违背的，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雷区，任何人犯错都要按照“家法”处置，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他在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存在、家族利益的同时，又奇特而微妙地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再具体的来解读白嘉轩这个人。
一、勤劳朴实，兢兢业业的农民
作为一个种地的庄稼人，白嘉轩始终不忘本分，并将“耕读传家”作为家训告诫自己的孩子。用好草料喂养自家牲口来让它更好耕作、让二儿子孝武去山里买轧棉花的机器，包括种植罂粟卖给药铺，这是一个农民所能实现的赚钱的方法。即使白家是原上的大户，自己又是族长，但白嘉轩依旧和儿子、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毕竟农民最亲近的还是土地。
另一方面，白嘉轩身上有一种中国农民的朴实和淳朴，他和家里长工鹿三没有主仆的差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一声“三哥”的尊称，在他的儿子面前，让他的儿子尊敬鹿三为“三伯”，每年的打工结算，白嘉轩总是给他过多的东西，白嘉轩对鹿三没有一句责备，他们在一起聊天，一起做农活，一起商量事情；黑娃的叛逆，打击鹿三，白嘉轩给予鹿三最可能的劝诫，当鹿三杀死小娥变得精神恍惚，他只想让鹿三尽快的摆脱困境，最终答应族人的请求，在小娥居住的窑上建立起了塔。当灾荒来临之际，白嘉轩没有赶走鹿三，而说了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他白嘉轩有一口吃的就有鹿三一口吃的；当鹿三的年岁已经不能在干重活的时候，白嘉轩没有辞掉鹿三，而是给与生活上诸多的照顾，不让他去干重活，而是让自己的孩子去农田里做活。
二、正直开明，不畏权贵的绅士
都说白嘉轩的腰太直了，正如他的身形特点一样，白嘉轩的为人处世也保持一种挺直的原则。虽然他一脸板肃，很少笑容，更不用说像鹿子霖那样逗哄小孩，但是在这严肃的外表下，白嘉轩的确特富人情味，而且完全发乎真情。“自信持正，仁爱忠义”似乎成了维系他整个人格结构得以支撑的主要品质因素。他牢记“其身正，人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信条，严格自律，注重自励与内省。
镇嵩军来白鹿原征粮时，白嘉轩坚信“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所以，他坚决拒绝替镇嵩军敲锣征粮，哪怕杨排长将乌黑的枪管抵在他的脑门上，也不为所动。他对“正义”的笃信与维护由此可见一斑。在惩戒赌徒时，他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一席话将受惩的人感动得服服帖帖，也使前来围观的人群佩服得五体投地。白嘉轩一直坚守做人要做得正，行得直的原则，使他较之别人具有更为鲜明的人格独立性，他也因此获得了人民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三、坚持儒家思想的族长
《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坚持儒家思想的。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主要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在他身上几乎承受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全部负荷。白嘉轩严肃、正直、善良、执著，这位识字不多、一生敬勤勤恳恳的族长，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然而他所出生的那片土壤却熏染他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
一方面，他作为一族之长，白嘉轩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威，重修祠堂，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及其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辛亥革命后，随着皇帝的下台和封建政体的崩溃，白嘉轩敏锐地感觉到传统文化正面临严峻的威胁。为此，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他满怀激情，用族长的权力，在白鹿村的祠堂中推行“乡约”，使之成为每个村民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而对白兴儿等赌徒和烟鬼的惩戒，让村民们更实在地感受到了“乡约”的巨大威慑力，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为了延续儒家命脉，他又积极倡办义学，使下一代能够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树立起做人的准则。而作为传统文化的自觉维护者，白嘉轩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虽然罂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在朱先生的劝说下，他还是带头犁毁烟苗，并周济李家寡妇。
家训，族规，白家历史上涌现的几位为族人而献身的族长的故事，这些是进行传统儒家文化的最好的乡土教材。因而，白嘉轩能把“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树起了一个楷模。
但是对于白嘉轩，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他最受人诟病，批判的地方——白嘉轩的思维与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的背离，白嘉轩的态度无疑是保守的。当何县长新官上任欲谋改革聘请白嘉轩出任县参议院议员的时候，对何的民主的新奇论点，嘉轩说了这样一段话：“百姓乱口纷纷，咋个说了算？听张三的听李四的，还是听王麻子的？张三说种稠些好，李四说中稀一点儿好，王麻子说稠了稀了随便种，你说听谁的，按谁说的下种子？古人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中国人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客观地说白嘉轩的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缺乏最起码的普遍的民主启蒙，缺乏民众基础的民主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白鹿原》中的人物，圆润丰满，内涵丰富，具有多重文化含义，是传统文化多元性和多面性的极好体现。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时，只有无限接近他们，我们无法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无法知道在那个时代下人物最原始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