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傅抱石作品国际拍卖行情的不断攀高，傅抱石的艺术成就、治艺精神及其人生轨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傅抱石传记故事的编撰、作品研究和真伪鉴定等等皆应运而生。
可是，朋友们，不知您是否知道，最早发现傅抱石是个人才并加以提携的是谁?最早在傅抱石画上题诗褒扬的是谁?特别是最早向欧洲友人弘扬傅抱石国画艺术的又是谁呢?
原来最早慧眼发现傅抱石的是徐悲鸿。1930年夏，26岁的傅抱石在江西南昌省立一中教美术，傅抱石经廖兴仁、季登叔侄介绍，结识了徐悲鸿。徐悲鸿看了他的部分绘画、印章及其刚出版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手稿《摹印学》等著作，大为赏识，并向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推荐，请其资助傅抱石出国深造。熊式辉果然出资1000大洋助傅抱石赴日留学，为傅抱石尔后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最早在傅抱石画上题诗褒扬者，要算郭沫若了。1933年，傅抱石与郭沫若相识于日本东京。据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先生记载，傅抱石到达东京不久，就专程到乡下去拜会郭沫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此后便相交甚厚。郭沫若为傅抱石留日期间所创作的不少画幅题了诗，1942年，郭在《题画记》中提到了两幅，一幅为《瞿塘图》，一幅为《渊明沽酒图》。
现今收藏于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傅氏留日书画中，有一幅《笼鸡图》，也留有郭氏的一首五言律诗，诗日：
笼中一天地，天地一鸡笼。
饮啄随吾分，和调颃此躬。
高飞何足羡，巧语徒兴戎。
默默还默默，幽期与道通。
此诗涵意深刻，既写出了郭氏自身的处境，也写到了傅氏的处境。
徐悲鸿比傅抱石大9岁，郭沫若比傅抱石大12岁，傅氏一直视徐氏和郭氏为前辈和师长。因此在发现和提携傅抱石方面 来说，徐、郭两氏均可称伯乐。
谈及最早弘扬傅抱石国画艺术者，得从傅氏执教重庆“中大”艺术系的诸多学生中去找，他的学生中最崇拜服膺乃师者，莫过于沈左尧。沈左尧，浙江海宁人，1921年生。沈自幼丧父，家贫，少年时代即喜刻印，并以刻印为生和求学。1941年秋，沈由重庆“国立艺专”转入“中大”艺术系，由于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又善交际，入学不久他就创立《恒沙诗社》，编校刊、出墙报，不断刊登同学们的新诗作品，还组织几位喜欢篆刻的同学成立“阆社”。在这期间，他从别的老师口中获悉傅抱石老师是治印名家，于是就请傅为“阆社”同学讲课，傅欣然同意，并题写了“阆社”两个大字悬诸教室。
在“阆社”同学中，傅抱石最喜欢沈左尧有悟性，又肯勤学。沈在课外经常上傅抱石家求教，傅每次皆孜孜不倦地对其辅导，以至后来傅氏夫妇竟视左尧为家中的大孩子，而傅氏子女又视他为大哥哥。在傅氏家中，沈左尧不仅学治印，而且常常目睹傅师作画，并帮助傅师磨墨率纸。傅师作画喜反复渲染，反复薰烘，“抱石皴”也就在反复渲染和薰烘中逐步加深层次。由于耳濡目染傅师作画，沈左尧对国画也逐渐登堂入室，并对傅氏艺术由表及里地知之甚深。
傅抱石在“中大”艺术系执教“中国美术史”。许多同事们只知他擅长刻印，对他的绘画技艺知之甚少，以至1942年10月，当傅抱石在重庆举办《壬午画展》时，许多同事均大吃一惊。诚如他的同事兼系主任吕斯百所说：“我和抱石在一起做事十几年，竟不知抱石是我所钦佩的艺人，因为我没有见过抱石的国画，抱石亦从未以擅画自许。”
“壬午画展”一炮打响，傅抱石崭露头角，一鸣惊人。画展轰动了山城的文艺界人士和观众，也引来了欧洲驻重庆陪都的外交官员。西欧友人十分欣赏傅抱石的作品，但他们是从印象派的角度上看待傅画的，如法国参赞爱里舍夫所评傅画“比法国的印象派更印象派，达到了我们为之追求了多少年而未得的绝妙境界。”
傅抱石不通英语，不知这位参赞之所云，故翻译的任务落到了兼通英、德两门外语的沈左尧头上。由于沈左尧既懂外语，又熟知傅画之精妙，故他针对西欧人士的印象派观点，从傅画与印象派有某些近似而实异着手，讲解中国画不是照相式地描写客观景物，毋须考虑物体的光源，而是目识心记，凭着“胸中丘壑’作画，即对客观对象进行再创造，变瞬息为永恒。由于他的讲解，使外宾对傅画加深了认识，纷纷订购傅氏画作。有位大使馆的年轻“中文秘书”戴典庐，竟把自己的全部工资都买了傅画，后来戴典庐结婚，傅抱石还送他一幅《湘夫人》作为贺礼。
更为有趣的是，有位法国大使夫人拜访傅抱石，说她昨夜做了一个梦，她身在教堂花园，四周开满了白色的马蹄莲(百合花)、鲜红的罂粟(可能是虞美人)和暗红的康乃馨(石竹)，美丽极了，并说醒后仍浮现在眼前。她问傅氏能否把她的梦境画出来?这位大使夫人不知画浪漫主义的梦境正是傅氏的特长，傅氏听后一口允承，并当场绘起她那梦中之画：只见画面上一位法国贵妇徜徉在花丛中，背景是隐约可见的教堂，尽显蒙胧之美。大使夫人一看，不由失声叫绝：“啊!竟然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傅先生的笔真的太神奇了!”
还有一位早年在欧洲工作并研究中国绘画的朋友，在与傅抱石一起茶叙之时，很肯定地说：“遗憾的是先生没到法国，如去开画展，必然会征服巴黎。”
在重庆渴求傅画的还有英国人。英国大使馆的赫特利等外交官，多次在夫子庙“大集成”餐馆宴请傅抱石，痛饮绍兴花雕，意态豪放，求了傅氏不少画，傅氏也多次回请他们；嗜爱傅画的还有荷兰驻华大使高罗佩。他是位荷兰著名汉学家，汉学功底深厚，撰写出版过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专著和译作，还翻译创作了《狄公案》，这个剧本还被人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了电视屏幕。
“壬午画展”后，1944年傅抱石又在山城举办第二次画展。两次画展正是沈左尧在“中大”求学期间，他除了全力协助傅师处理展出事务外，还充任傅师的翻译，陪同傅师与外宾交流，向欧洲友人介绍傅抱石艺术。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欧洲人欣赏和购藏当代中国画家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傅抱石之画当是他们极想求得的珍品。傅氏作品之所以能在山城中外人士中产生如此轰动效应，除了徐悲鸿、郭沫若等人在报刊撰文题诗推荐外，沈左尧的翻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若论最早向欧洲人士弘扬傅抱石国画艺术之功，沈左尧的确功不可没!（文/包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