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城外

钱锺书先生和其小说《围城》所处的民国时期，是一个集结了大是与大非、黄金与黑暗，讳莫如深与毁誉参半的社会。由《围城》联想到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却有天衣无缝般的贴切，同样适逢社会转型之际，同样历经传统文化的断裂、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民国与共和国仿如西方宗教中命运的双生子，彼此互为因果、交错纠缠。彼时忧世的钱锺书，同今世伤生的民间知识分子，错位于线性时空之中，隐隐的贯通为一体。他们共同承担着焦虑、重荷、空茫的感受，满怀着忿怨、卑怯、疑虑又无从发泄，只得将万端愁绪付诸于戏谑的语调，具象为一串串辛辣犀利的段子。由此可见，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两个陈列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拥有何其惊人的相似。

《围城》里方鸿渐从学生到讲师，从为人子到为人夫，经历着走马灯般角色的变换。短短几年里，他走遍天南地北、阅尽人心鬼蜮，这使得读者产生极大的代入感。毕竟我们踯躅于高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又何尝不是新世纪的方鸿渐？无论是书内还是书外，《围城》都颇具残酷而又真切的现实意义。

“围城”二字，现如今更多被解读为一种爱情观的意象。方鸿渐的感情历程，也的确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条线索。全书开篇即是方鸿渐初尝“禁果”，与鲍小姐一番缠绵。其后则借几场交际宴会，描写了鸿渐家乡一干乡绅名流、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堪色相。钱锺书以最嘲讽的笔墨，着意刻画鲍小姐、褚慎明、曹元朗之流，似在鄙夷着新时代青年男女感情的劣质与幼稚。已有媒妁之言在身的方鸿渐，大学时情窦初开，修家书一封请求解除家族婚约。其父遯翁的回复令人莞尔：“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而现如今校园早恋之风，却与方鸿渐的文辞截然相反，表象春情萌动，实则悲秋满怀。少男少女间暧昧不清的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社会痼疾，或可谓之“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大城市钢筋水泥铺就而成的桎梏，父母或务工或经商而与子女形成的隔膜，使得独生子女成为了“独生”的子女——独自生活着的封闭族群。更何况还有僵化的教育体制、残酷的应试竞争、挫败的生活体验时时冲击着卑微的内心，对生活伴侣的需求自然应运而生。当亲情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时，悸动的少年们，顺理成章地转而寻求其他渠道来慰藉心灵，与网络、烟酒等发泄渠道相比，甜蜜梦幻的爱情似乎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方鸿渐便是一个生动典型的案例。幼年生活在充斥着“仇嫉卑鄙”的家庭环境中，父亲方遯翁信奉家长式作风，并近乎病态般的自恋，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不但毫无用心，更处处牺牲子女的自尊，以意淫自己幻想中的伟大，可知鸿渐卑怯的性格由来有故。后来他孤身一人海外求学，环境与文化的隔膜，心灵与感情的无依，更使他形成了复杂而又琐碎的性格特征。转观现在校园里的学生，同样是在心理尚未断乳的年龄段，便被父母毫无顾忌地全盘托付给学校。父母将责任转嫁他人之后，也便卸去了道德伦理上的负担，美其名曰为孩子学习的物质基础而奋斗。或许这些父母终日奔波忙于生产，已将其自身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弃之如敝屣，遑论传递给下一代了。拿起接力棒的学校教师们，则捉襟见肘于繁重的授课任务、微妙的人事关系，实难顾及千百名学生的心灵教育。不少精神尚未独立，情感却已成熟的学生，自然便如鲍小姐一般，“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所以极快、极容易地给人引诱了”。逼仄的社会生存空间，使父辈一代人在夹缝中艰难过活、自顾不暇，再加上两代人大相迳庭的价值观，教育体制中人文关怀的缺位，子女自然无从获得精神与意志的传承纽带。上一代人的苦难命运，便由此连锁到子女一代身上。父子两代人，都试图出卖廉价的感情与精力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获得的却是更为深切的痛苦。日益偏颇的逻辑，使每个家庭成员，被各自独立却又紧密串联的围城单元包围分割，既加深着彼此的伤害，又加剧着社会对亲情、爱情的烦躁与迷思。

《围城》又被誉为“20世纪的新儒林外史”。这归因于作者对旧时上层知识分子深彻的洞见与精巧的解构，勾勒浮世、剑指人心。纵观书里的知识精英，除方鸿渐与赵辛楣一丝良知未泯外，其他的角色形象近乎全是斯文败类。毋庸讳言，在资本与权力的触角无所不及的今天，《围城》里的跳梁小丑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譬如号称“才貌双全”，自赏而又势利的青年才女苏文纨，其最为得意的诗作，竟是抄袭而来的德国民歌，与当今某位自恋而又拜金的青年才子不谋而合；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野鸡大学文凭的韩学愈，也算是为当今某企业家的“欺骗成功论”言传身教；扛着教育大旗，却以卖药为副业，还时不时一亲路边野花香泽的李梅亭，与当今营利性教育机构遥相呼应；还有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此公酒色财气无所不通，玩弄权术、道德沦丧，如此学界官僚在体制内的教育界俯拾即是；再如靠裙带关系与公权力寻求迁升的汪处厚、蝇营狗苟并装腔作势的陆子潇、如发情的母兽般转战大学校园四处寻觅真爱的范懿、书中一切光怪陆离竟与这个几十年后的世界丝丝入扣。

《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曾引入牛津剑桥导师制，其效果却如赵辛楣评价，“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毕竟是群魔乱舞、士子蒙羞的环境，诸如刘东方与韩学愈互相斗法的桥段层出不穷，即便把孔子、苏格拉底和歌德全请来，教育质量恐怕仍会呈江河日下之势。

这或许也对如今的教育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当今的教育领域议题，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已数十年矣。教改方兴十余年至今未艾，无数体制内外的人为此上下求索，却始终不得其法。在探讨文理分科、高考命题改革、去行政化、人事变革等制度因素之外，我们或许更应正本清源，回归到个体的关注与培养上。一所学校的教学制度无论如何完美，只要高松年等一帮为私利争得头破血流的管理者仍然存在，学生就难逃被洗脑，或做棋子的厄运。更何况在学校之外，是更加混沌的宏观围城。舆论对“一夜成名”成功学的标榜与炒作，权利勾连对公平正义的肆意践踏，种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输出难免使学生心思浮动。狂热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氛围，对当代青年的影响于斯而极，让学者情何以堪？就连学校本身之于国人，也不过是为探求名利而预设的一块踏板罢了。父母师长激励子女用功的谆谆教诲，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可悲价值取向。纵使教育制度已完善到滴水不漏，如果没有票子、位子、车子、房子作为钓饵，还有多少莘莘学子热忱其中呢？“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当拜金与拜知沆瀣一气，“唯生产力”体现在“唯文凭论”时，本来号称“象牙塔”的校园净土，也便沦陷为世俗功利的围城了。

我无意于诟病那些终日碌碌于利禄的人，世道之艰、景况之难，驱动着高松年等人做着利益机构的喉舌、工具与走狗。多少文化人风华正茂时，梦想以身许国，大多却都迫于生计而一再妥协、迎合，最终琐碎卑微起来。当残夜孤灯、万籁俱寂时，韩学愈面对着“克莱登大学”文凭，恐怕也会生出一丝羞惭、疲惫与悲郁吧。方鸿渐从银行、大学到报馆，事业上当“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有不如意，便逃避着寻找新的环境，岂不知他只是彷徨在一座围城的不同囹圄之中，碰撞挣扎却徒然无为。

钱锺书用调侃的笔墨写下《围城》，虽然语言细节的夸张与诙谐让人捧腹，骨子里那股力透纸背的愤郁峭直之慨，书中蕴藏着广袤的隐喻与影射，但自始至终，作者并未就“围城”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只是在方家祖传老钟的“当当”声中戛然收场，“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电光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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