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当中国少年们纷纷捐款、绝食、罢课抗议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少年们或许只会看到，这样一则勤劳善良日本蟹与得寸进尺中国猴的奇怪寓言：
「日本蟹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得到了饭团子（辽东半岛）。
中国猴因为喜欢饭团子，于是就托俄国熊、德国狼和法国虎又把它要了回去。日本蟹换来的是柿子种儿。
日本蟹为了种植这颗柿子种儿，花费了十万人的生命和二十亿。
为了培育这颗种儿发出的幼芽（南满洲），日本蟹用了十五亿一千万元的肥料。
由于肥料好，柿子树长大了，并且结了美好的果实。
中国猴又对这果实垂涎三尺企图抢夺，于是在南满洲铁路附近铺设一条竞争铁路来找日本蟹的麻烦。
中国猴还不满足，还想砍倒柿子树，这就是在奉天以北的破坏铁路，就是满洲事变的开始。
日本蟹终于发怒了，并且捅了猴儿的红屁股。这就是九月十八日夜晚的关东军行动。」
这则改编自日本著名童话《猴蟹之战》的小故事，刊登于著名日本青少年杂志《少年俱乐部》，它意味着日军侵华战争不见血的另一面——传播洗脑战。
在日本当时的对内官方传播话术体系里：
日本侵华战争=圣战
日本侵略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在侵华战争中战死=靖国英灵
当时日本国内有本应试教辅参考书，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给出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自我防卫，进而为了亚洲各民族，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彻底打败敌国英美，以谋求在世界和东亚建立永远的和平。」可以想象，学生们努力背诵标答的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传播话术，日本侵华战争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画风：
比如，皇军正在亲切地和中国小盆友玩耍。
比如，皇军正在开心地和中国小盆友拔河。
比如，张家口在一片喜庆祥和中被日军所占领。
比如三个来自德、意、日的少女，如迷妹状手举希特勒、墨索里尼、近卫文麿的头像。
如果你是生活在昭和年间的日本平民，你看到的日本侵华战争报道会是这样的——
「9月18日晚上10时半，在支那将官指挥下，有3400名支那兵有计划地袭击了我铁道守备队为开端。我军应战，导致了日支兵开战。」——这是九一八事变。
「今天，在南京城头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中，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入城式。这支英雄的部队……为制服全中国、保卫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眺望那在国民政府大楼上迎风飘扬的太阳旗，谁能不热泪盈眶呢。」——这是南京大屠杀。
好像有哪里不对的样子？是，这些日本国内报道都有着固定的模式：
第一步：有问题的都是中国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情报委员会确定的传播战略就是「要具体地在内报道支那方面的不法、非人道行为」。所以，当时日本对内常见的传播切入点包括：
蒋政权是美英的走狗——诉求是民族情感；
中国军队的行为很残暴——诉求是维护正义；
中国社会各种堕落——诉求是拯救。
第二步：日本为正义而战，救中国百姓于水火之中。对于日本的参战动机要反复渲染，比如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方面不断刺激日本，日本使用武力已是迫不得已。
第三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军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至于我们津津乐道的台儿庄大捷，日本国内媒体根本不会提及，能被报道的都是节节胜利。
对手屡屡恶意挑衅，主角情不得已为正义而战，并且次次大胜。这种龙傲天式的传播逻辑，是不是很熟悉？但也很管用，在政治上，在商业上，都是。
遭受侵略的中国人看到的是事实，但远隔重洋的普通日本人看到的是经过「编辑」的报道。这就是区别。至于，中国人死了多少，日军有无屠城行为，这些都不会见诸报端。那些遮掩不了的争议性事件，比如张作霖之死、南京大屠杀等，日本政府都会给出官方公关模板，而平民们也没有，或不愿验证真伪。
OK，回到二战时日本平民的视角：政府天天这么洗脑，你信吗？
要知道，当时的日本政府不仅是对侵华战争这件事撒谎。基本上从摇篮到坟墓，你可以想象的每个地方都充满着「圣战」的洗脑。
在学校，你会发现孩子们已开始玩模拟战争的游戏。打开师奶们看的《主妇之友》杂志，你会发现新评选的「军国之母」已出炉。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来自殖民地的孩子们合唱《感谢士兵》。
从结果上看，当时大部分日本人是信政府那一套的。当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中国人又挑衅了，简直欺人太甚。于是，无数日本人看到报道后就纷纷喊着「膺惩暴支」走向街头，要捐钱给国家买飞机报仇，有个99岁的老太太都掏了五块钱。
在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洗脑之下，日本平民是否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呢？有，但机会不多。
比如在1938年，有两架中国轰炸机，从武汉中转宁波飞向日本上空，在夜晚长崎和福冈撒下十万张传单后扬长而去，传单中痛斥日军在中国的作恶行径……这事史称「人道远征」，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宫崎骏曾经画过一篇漫画叫《九州上空の重轰炸机》来描述它。
但这件事除了吸引日本军方的注意力外，并没有被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也必然不会）。
部分日本见证者的回忆是：原来中国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居然没扔炸弹。仅此而已。
即便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依然是成为集体谎言的共犯。
比如，有个叫石川达三的作家，随军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后被震惊，写了篇《活着的士兵》影射当时情况。由于太写实，这篇小说发表当天就被禁了，石川达三本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
眼看要下监狱，神转折就来了，石川达三立刻申请戴罪立功，又奔赴中国写了篇《武汉作战》，这一回彻底粉饰太平。石川达三本人直到晚年仍坚称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发生。
虽说洗脑并不意味着一切，日本二战时国内经济也是风雨飘摇。日本战时前线哗变、反战的事有，「满洲移民」逃跑的事有，罢工的事也一直没有断过。
然而归根结底，当时的日本国民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跟着政府打仗有钱赚，不跟就可能掉脑袋。
对日本青少年来说，当兵是去海外旅行的机会。
对日本穷苦人来说，移民到海外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对日本资本家来说，中国就是待宰割的庞大市场。
这一点，不是从九一八事变时开始，而是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就已开始。
所以，当时日本平民「选择相信」的就是这样一场洗脑「圣战」，以理想开始，以利益输送落地，把每个日本人捆绑在一起，作威，或者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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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参考：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_百度学术
臺灣百年生活圖錄 第一輯: 廣告時代
“神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