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扉页，作者陈忠实写了这样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小说为什么是“民族的秘史”？因为正是小说，能够在正史的帝王权贵、英雄名士、政权兴亡、战争灾荒背后，反映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生老病死。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秘史吗？可以这样说，没有秘史的支撑，正史将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不能成立的。
陈忠实正是想写一部反映中国人在其中生活了千百年的古老乡村社会，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走向灭亡的“民族秘史”。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代。在许多小资文青的心里，民国是风流倜傥的徐志摩，是蕙质兰心的张爱玲，是林徽因、张学良们的八卦传奇，是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们的情深深雨蒙蒙，是风度优雅的黑帮大佬们的罗曼蒂克史。可是，在民国有接近90％的中国人生活在那古老的乡村，他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民族秘史！
小说中，作者用冷峻的笔调忠实描绘了关中平原上古老乡村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巨变中的生活画卷。灾荒、战争、瘟疫下，古老的乡村宗族社会貌似顽固万分，然而新的社会条件和因素却不可遏制地渗入进去、分解这具看似仍旧华美威严、内底却已朽烂的僵尸，它的末日终究是要到了。
有趣的是，作者选择了古老宗族社会最好的代表——在思想上行为上最忠诚其道德准则，最言行一致的两个人作为本书的主要人物：白氏族长白嘉轩和关中学派最后传人朱先生。
这两个人物是否能作为走向末日的宗族社会的典型代表，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当时箕踞在那已内部朽烂的躯壳之上的，更普遍的是口头上还说着陈腐的教条，实际男盗女娼、坏事做绝的虚伪恶浊之辈。我想，凡有一定社会经验之人，对这种情形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作者选择了这两个正面人物来反映这个时代。但正是从他们一生的命运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旧社会必然走向灭亡。
白嘉轩一生挺直腰杆，按照古老传下的道德礼法行事，为人刚正不阿，用乡约族规把族众治理的服服帖帖。可是在他带头下，白鹿原上却种满了罂粟；他遏制不了儿子的堕落，女儿的追求新生活；他为了惩治“荡妇”田小娥，却制造了好几条人命！
田小娥为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为了保卫自己所爱的人，而被侮辱、而陷于堕落，是故事中最可哀怜的人物。她对性爱的自由态度，放到当今社会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绯闻罢了，她可以不畏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可在当时，却要付出包括自己生命的好几条人命的代价！最后还要被白嘉轩镇在“镇妖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当一想到田小娥悲惨的命运，白嘉轩那挺直的腰杆就不免让人厌恶了。
最终白嘉轩对白鹿原上和自家的种种灾祸无能为力，对接踵而至的历史与社会巨变也更是无力阻挡，成为了一个佝偻着腰、在院子里晒太阳的顽固老头儿。
朱先生安贫乐道，坚守古老的关学和儒生的操守。可他文不能启蒙、武不能救国，一生除了空名和一部县志外可说是一事无成，对当时处于民族危亡、风云激荡的中国来说，他难道不是一个可敬但却无用之人吗？
在那堂皇、美好的乡约族规之下，是在道德礼法名义下对人的压迫、对人性的戕害，是乡村社会千百年在愚昧、守旧中的自我循环。面对新的时代大潮、面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这一古老中国腐朽而无力。而在其田园牧歌似的祥和恬静外表下，也孕育着破旧立新的火种，要不然也不会在其腹地燃起革命的滔天大火，最终将其烧个干净。小说对此也有所描写。
有意思的是，陈忠实被认为师从他的关中乡党柳青。柳青是无条件地用双手拥抱这一破旧立新的伟业，亲身参与并为其大唱赞歌的。而陈忠实在小说中却不禁为那灭亡了的旧社会一唱三叹，对白嘉轩、朱先生这样的旧人物不胜缅怀同情。从柳青到陈忠实，这种历史的反复，其实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民族秘史。
然而，无论作者在小说中对古老中国及其代表人物寄予多少同情，他的小说还是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这一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到了今天，这古老的中国，这个乡村宗族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中国所取代。无论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多少血与火，无论现代中国还存在多少问题，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代中国人，只能从这一基础出发，去追寻更好的未来。
如果从这一小说中，只读出旧时的“美好”，而向往古老的宗族社会、痛恨伟大的历史进步，甚至想要在现代中国“复古”，那就未免是愚蠢而邪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