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古文观止》中的《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一文，有了一个“新发现”：苏秦成功的路径跟商鞅很像，而跟生前“很不得志”的孔孟，却大相径庭。
起先，苏秦是以“连横”之术来游说秦惠王，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秦王不纳，苏秦只好失意而归。勤学苦读多年后，当苏秦再次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时，他不再用“连横”了，而是拿与之相反的“合纵”之说，搞定了六国国君，同时当上了六国总理，并出任九国联军总司令，并“使秦人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当时的苏秦，炙手可热、风光无限。。。
而商鞅，他第一次见秦孝公时讲的是最符合他政治理想的“帝道”，孝公不纳；于是第二次他便降低标准谈“王道”，孝公还是不感兴趣；接下来，第三次，商鞅给孝公讲的是最能立竿见影、但也最野蛮最没文化的“霸道”，立马吸引了急功近利的秦孝公。得到秦孝公的赏识之后，商鞅在秦国很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人物。。。
共同点很明显吧？苏秦跟商鞅，都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成功，他们都可以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见风使舵！他们的所谓游说，并不完全是以自己的信仰或政治理想来说服国君，而是先揣摩后者的心思并迎合他们的口味。如此的政治投机，当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了。但是，苏秦跟商鞅，都是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理想的人——商鞅倘若真有理想，也就不会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就从“帝道”“王道”讲到格调低下的“霸道”了；而苏秦，我们单从他所感慨的“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句便可以看出，苏秦的理想无外乎“势位富厚”而已。
在短期内，苏秦跟商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他们都“不得好死”——商鞅被车裂、苏秦被刺客所杀，虽则主要是因为改革者树敌太多，但也与他们的“变色龙”身份不无关系。跟商鞅同样“不得好死”的，还有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的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衣钵，韩非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他的《韩非子》一书就是中国的《君主论》，韩非是水平远远高于李宗吾的“厚黑学大师”；他这样一个整天在研究怎么整人的人，最后被人整死，也是活该、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与一味迎合国君口味、不坚持原则的商鞅和苏秦相比，孔子和孟子，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孔子和孟子，是拿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向国君施加影响，而不是拿君王本人潜意识中的“霸道”野心来取悦君王；相反，孔孟，尤其是孟子，常常用严厉的言辞来教训国君——商鞅和苏秦敢这样做吗？
像商鞅和苏秦这样眼里只有成功而没有固定原则的人，骨子里有着奴颜婢膝、见风使舵的一面；而孔孟，在推广其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时，他们并不屈从君王的愿望，相反，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上帝。孔孟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思想家；而太善于权变的商鞅和苏秦，他们是不能算为“思想家”、甚至也配不上“政治家”称号的，他们充其量只是个政客而已。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此二君的才华，相反，我非常佩服苏秦和商鞅的才华，我所质疑的是他们的人格。
孔子和孟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肯媚俗、不肯迁就君王、不肯随波逐流，所以处处碰壁，“不得志”；但是，他们最终却取得了更为长久、更具有持续性的成功。理想主义的孔孟，他们的成功虽然来得慢，然而一旦成功，其影响力便再也无法消退。机会主义者的成功，只是智力上的成功，而理想主义者的成功，则是人格上的成功；在当代，前者，如无耻文人郭沫若，后者，如顾准。
尽管“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假设一下：倘若商鞅、苏秦跟孔子和孟子一样有理想，并且能够执着于自己的最初理想，结果会有何不同呢？
商鞅最初的“帝道”及退而求其次的“王道”治国方略，是很接近于儒家思想的，把百姓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当做最高目标来追求。可是，他最后帮助秦孝公实践的“霸道”，是以国家的强大为主要目标，以“弱民”及“以奸驭良”为主要管理方式，结果当然就是国富民穷了。此外，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为社会的进步埋下了长期的隐患，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直在萌芽、却一直得不到健康成长”。。。
从当时李悝、吴起等法家改革派得势的历史潮流看，倘若商鞅始终坚持“帝道”“王道”，则他便不可能叱咤风云一时，说不定就被埋没了；可是，倘若他不那么热衷于成功，也便不会被车裂而死了——孝公死后，商鞅也知道先前被自己得罪的秦贵族会报复，预感到大事不妙，想逃走；可是，他逃到边界线上住宾馆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请出示身份证、户口本、暂住证等有效证件——商君变法时规定了，我们不能接纳‘三无人员’。”商鞅是个逃犯，自然不能出示证件了，就这样，“三无人员”商鞅无处可逃，被强制收容，然后被抓回去处死了。
刚说到法家另一位人物吴起的改革，吴起这厮，也是一个为了功名可以不择手段的东东，史书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这个为了向国君表忠诚而狠心杀掉自己妻子的家伙，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最终也是“不得好死”——被乱箭射死；我每次看到机会主义者不得好死的时候，都觉得是“大快人心”，而无丝毫同情心。
“连横说”在被苏秦放弃之后，却被他的同学张仪捡了起来，张仪也拿这个“连横说”去游说秦惠王（并且，据说，张仪还是在苏秦的资助下去的秦国）。这次，秦惠王接纳了张仪，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秦国用张仪的“连横术”打败了苏秦所统帅的九国联军！苏秦和张仪两人都用“连横说”游说秦王，为什么苏秦被拒绝了而张仪却成功了呢？这是不是说苏秦的个人才华不如张仪呢？
不是。从史书记载的各种言辞看，这两位老同学的才能是差不多的；秦王拒绝苏秦的原因，并非不认同他的谋略，而是秦国当时的国内条件不允许，即“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成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并且，秦惠王最后还说了“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这个“异日”，具体是什么时候呢？秦惠王没有明说，但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异日”，就是张仪找到秦惠王的那个时候。
可苏秦急于求功名利禄，他哪里等得着这个“异日”啊，“异日”还没有到，苏秦早就改弦更张，走向与“连横”截然相反的“合纵之术”了——苏秦配六国相印的时间（公元前333年），还要比张仪使秦（前329年）的那个“异日”早四年呢。
可以说，商鞅之死，纯粹是做法自毙，怨不得秦贵族；商鞅之死，在于他不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自己的“帝道”思想。苏秦，并不是败给了他的同学张仪，而是败给了他自己——败给了缺乏理想、缺少执着的自己。孔孟等理想主义者生前的不得志，失败之因仅在于他们“不够聪明”、“不识时务”；而商鞅和苏秦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最终之所以下场凄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太善于投机了、太缺少人格的力量了。
理想主义者，在短期内往往很不得志，乃是因为他们不肯媚俗；但在长期内，只有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有“人格的力量”。机会主义者，或许可以风云一时，但终究难以成为长期的胜利者。当然，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着眼于长期的，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会死的”；这句貌似很天才而实则很无赖的话，为绝大多数的实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巧妙的借口。因为没有耐心等待那个“长期”的来临，好多人便不愿意做理想主义者。
当然，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最关心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更注重享受过程；对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长期的胜利，往往并非他“有意栽花”，而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譬如，顾准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偏执”，会使他在今天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
理想主义者，往往被嘲笑为“不够成熟”。然而，我常常对这些“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怀有尊敬之情，却对那些太过成熟的人抱以本能的同情。鲍鹏山老师说，“有一种文化，得志的往往是小人，成功的往往是庸人。”是的，在我们这种文化下，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很难的。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会被贴上“迂腐”、“书生气”这样充满贬义的标签。常常有些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会带着善意劝说你：“你太理想化了，能不能现实一点儿啊。”并告诉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不就是劝说你随波逐流吗？
在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心地单纯，他热心公益，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愤青、是个维权英雄，我们都欣赏他、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在大家都迈入中年时代后，他还是那个他，而我们，却总是喜欢居高临下地同情着他的“不成熟”、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他的“不务实”。。。原因很简单，我们自己已经变得污浊不堪了；并且，这种污浊，几乎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肤浅的庸俗的优越感。。。他如果内心不足够坚定，就有可能向现实“投诚”。
在短期内，理想主义者，往往根本就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对手；理想主义者的优点，会被机会主义者看成是缺点和软肋，并成为他们向前者进攻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它能塑造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高尚精神追求、人格健全的人；理想主义，其功能也主要不在于帮助我们实现理想，而在于它能够赋予我们一种精神，使我们的气质与众不同。一个理想主义者身处于一个被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包围的环境中，总会让人有一种“鹤立鸡群”的联想。
正是因为有着气质上的不同，所以，机会主义者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也成功得很渺小、很卑微，甚至很可耻；而理想主义者，即便是遭遇失败，也败得很光荣、很高贵、很伟大。韩愈说，“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这句话很值得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们深思。
近几年，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理想主义者了，他们变成了“披着文人外衣的商人”。我前面说商鞅和苏秦不是用自己的思想说服国君，而是主要靠迎合后者的口味来取得成功，如今，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也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呈现给读者，而是把迎合读者的口味当做成功的主要方式。
他们是很好的心理学家，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是读者喜欢看什么，他们才写什么，而不是先写出自己内心的观点，然后再希望读者能够喜欢。用梁文道的话来说，这些畅销书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用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表现出来”，你读起来可能“很爽”，但确实是浪费时间。这些作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为了迎合读者，往往隐藏了自己最真实的观点。这种靠投机取得的成功，是无法长久的。君不见，现在批评郎咸平和宋鸿兵的阴谋论的人，绝大多数都曾经是他们的铁杆儿粉丝——如果不是粉丝，怎么会对他们的风格那么熟悉，批评的时候怎么可以那么切中要害？莫非，只是为了批评才去读他们的作品的？可是，这从逻辑上讲不通，因为，在阅读之前，批判的动机是从何而来的？
一个作者，其价值的重心部分，在于能够让自己的思想被读者理解，而非引起共鸣、被认同——读者的认同当然重要，但这认同应当建立在对作者思想有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方才有意义。作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受读者欢迎，这当然没有错，但前提应该是作者自己的“意思表示真实”；倘若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便一味地矫饰自己、曲意迎合读者口味，那么，这样的作品即使很畅销，作者也依旧只能算个三流的作者——他只是用读者原本就有的观念来征服读者，而非用自己的思想同读者交流——他要么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要么是对自己的思想没信心。
很多所谓的“意见领袖”，便是这种“用读者固已有之的观念来征服读者”的典型。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写起东西来应该全然不顾读者的感受，事实上，即便作者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见解，尽量多地运用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思想，而绝不去向读者献媚。在书商眼里，读者可以是上帝，但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目标读者当成上帝，否则便可能“意思表示不真实”；只有作家自己的思想才应该是上帝。如果作品是真正有思想的，即便是在当时未必能立即火爆，但它肯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而不是像很多畅销书那样名噪一时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