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对于诗词创作的深远影响

举凡写诗的人，总会碰到些或找到些过不去的地方，或者是感情，如纳兰；或者是生活，如黄仲则；或者是抱负，如辛弃疾；或者是国家，如屈原、杜甫、陆游；或者是桑梓亲友，如孟郊，或者是仕途，如陶渊明、柳七……不胜枚举。

赵翼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句，欧阳修也提出“诗穷而后工。”我个人很赞同这个观点，前者是强调大环境对诗人的重要性，后者是强调磨难坎坷对诗人的重要性。可以说一个不经历苦难的诗人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者再延伸一点说，苦难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社会的动荡生活中的苦难会带来情感的压抑，压抑久了自然需要宣泄，而把这种情感诉诸笔端无疑是宣泄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手段，也从而产出了大量优秀经典的作品。举个近点的例子，“那年我大她两岁，今年我已经大她九岁了”，这是纪念汶川地震时广为流传一句话，用一个朴素而简单的时间定格，把那个苦难对于平凡家庭的深刻影响表达出来，如钝刀子割肉，一字一心疼。类似的还有海明威的“对不起士兵，鞋子按双出售，”把战争的残酷用鞋子表达出来，一样鲜血淋漓。

一种真挚的情感，永远不可能用捏造的虚构表达出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同样是出自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如果我们不去了解那段沉痛的历史，又怎么能体会到文人那孱弱的脊梁曾怎样支撑过一个将去的王朝，才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凉。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那个仿佛总是做错事被大人责怪而满腹委屈的李煜，偏偏生为帝王家，偏偏又是亡国之君，偏偏又那么多愁善感，所以才会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怀吧。常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对李煜来说，亡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就那么偏安一隅下去，我们可能会少了一个词帝了。但是，用身家性命换得词中之帝一个虚名，想来李小子是很委屈的。

“全家都在风声里，二月衣裳未剪裁。”仲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许是都有穷困潦倒、怀才不遇的遭遇而同病相怜吧！如果说李煜的词总能让人莫名心疼，那仲则的诗便总会让人体味到辛酸。“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作为与纳兰比肩的清代少有的诗词巨擘，仲则一生穷苦，又与时代那么格格不入，同为少年天才，又都英年早逝，想来让人唏嘘。

在和简诗编辑笙醉的一次聊天中我也提到这个观点。就是抛开诗人本身去解读一首诗，那么得出的一定片面的理解，“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也正是我一直反对用一些古代语言写诗的原因。比如折柳、抚琴、玉簪、罗衣水袖一类特殊词语，试问当代人谁还会折根柳条儿送别，又有几人能月下抚琴的，不是说古琴有多难，而是你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城市，住在火柴盒一样的楼宇里面，早已不是诗人追求意境的环境了。所以当所谓的诗人怪读者太少、品味太低时，又有几个人真正想过，自己写的东西已经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举个例子，当代李子栗子梨子有一首写出台小姐的词前几年流传颇广，一方面是用笔很有张力，另一方面就是很有时代感（至少在圈内吧）：

出台小姐[风入松]

大城灯火夜缤纷，我是不归人。

浅歌深醉销魂曲，吧台上，君且沉沦。

莫问浮萍身世，某年某地乡村。

梦痕飘渺黑皮裙，梦醒又清晨。

断云残雨真耶幻，只缠头，别样温存。

一霎烟花记忆，一生陌路红尘。

再挂拙作一首：

元宵节感怀[临江仙]

(元宵佳节，染病十余天未愈，叹浮生跌宕，成词。)

怜影陆离烟火夜，长街摇摆纱灯。

恋人对对沐春风。

月圆当煮酒，杯浅半成冰。

憔悴佳节身多病，家中萧索山青。

推开烦扰数零星。

元宵入沸水，起落自平生。

相对而言，用当代的语言去创作近体诗，会让读者有更多的代入感，从而产生共鸣。

当然，这绝不是鼓励大白话、打油诗一类的创作，言之有物，是诗最基本的要求。比较高级点的，我特别欣赏周敦颐在《惠风词话》中写的“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在。”诗人要做的正是把这些珍贵的动心之处摘录出来，“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诗人应该感谢那些折腾过我们的苦难，但诗人也希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