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为了纪念国医节，我们特别推出国医节特刊，从3月1日至国医节结束，一起缅怀那些矢志岐黄，心系苍生的大医们，让中医之魂薪火相传。
本文来自蒲老之子蒲志孝的回忆。文中蒲老用中药戒毒，他不畏强权，他让儿子办公事用私钱，大医精诚，见文如面，缅怀。
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
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勇于实践
父亲早年对中药书上的“十八反”就产生了疑问，他曾用半斤蜂蜜加葱四两，把葱捣如泥和蜜拌匀，放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下后毫无异样。他自己又亲口服下，仍安然无恙。
他还自己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得出“海藻可与甘草同用，只是服后心中稍感难受而已”。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
他也曾亲尝甘遂配甘草，服后虽然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疾逐浊的效果极好。
解放前，梓潼保安队找他设法戒烟。当时由于政治腐败，上下贩毒，保安队的队丁不抽大烟者，寥寥无几。染上鸦片烟瘾后，微薄的薪饷到手就光，队丁们偷、抢、赌、骗，无所不为，保安队便成了“保烟队”，在群众中名声极坏。保安队的官员们迫于社会舆论，求家父想个良方，把队丁们的烟瘾戒掉。
父亲根据“怪癖多由痰作祟”的理论，想到了他自己，认为非奇兵不能胜怪癖。于是就将“温白丸”配以微量的甘草甘遂末，令队丁们服下。服后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一个个都呕吐狼藉，不仅吐倾盆痰涎，有的还吐出不少蛔虫。呕吐之后，一提起烟，队丁们就谈虎色变，如此再不敢去烟馆问津了。
马家女孩十四、五岁了，见了人只知痴笑，特专程来请先父诊治。
父亲仔细诊脉察舌，据脉滑苔腻，肯定女孩病属“痰迷心窍”，一般的祛痰药对此病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连服开窍逐痰药数十剂无效。必须遣猛将方能拔除“元凶巨孳”。经过反复推敲，决定用甘草、甘遂等分，研末为丸。
嘱女孩早晨空心服梧子大七粒，服后平卧半时许。一服后即有恶心感。下午三时再服七粒，半小时后女孩开始呕吐，先是清水，继为痰涎，再则如胶水样物，粘稠难出。初吐时不甚痛苦，久之不能自持，从床上翻滚在地下边滚边吐，满地皆是痰涎，气息逐渐微弱，以致昏迷不醒。病家十分惊恐。父亲诊得女孩脉象虽弱但平稳，气息虽微但均匀，断定是大吐之后，正气必伤，便安慰其父母说：“脉息安和，不会有什么危险，只需调养一、二日，即可恢复”。
果如父亲所料，第二天女孩就苏醒过来了，只是异常疲惫，调养几天后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再也不痴呆傻笑了。
父亲常说，读古人书，但不要迷信古人，不要盲从，要多在实践中体验和检验。
《伤寒论》谓栀子豉汤有催吐作用，一般注家认为是淡豆豉可致吐，为了弄清淡豆豉是否涌吐，他追访了百余例服银翘散的病者，绝大多数服后都没吐，他自己用淡豆豉一两熬水服，亦未吐。他于是得出结论：淡豆豉与普通豆豉的作法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所浸药汁而已。用麻黄浸者其性偏温，用青蒿浸者其性偏寒。豆豉本性甘淡，微温，本身并无催吐作用，亦无发表之力，它是以宣发胃气为发表，更靠所浸药 汁之力发表。其本身能助胃气运转，平日豆豉加佐料能开胃增进食欲即是明证。《伤寒论》谓“栀子豉汤服后得吐，止后服”，似乎是栀子苦寒太过致吐，或为胸中 阳气得香豉之力相助，与邪相争致吐。并非栀子豉汤本身有催吐作用。临床上用于心中懊侬欲吐者，服后反而不吐，更足以证明。
为了弄清生、熟石膏作用的差异，他查阅了各家本草，其说不一，他从日常用石膏点豆花中得到启发，便作了这样的实践观察：他系上围腰，亲自下厨房点起豆花来，先将一样的豆浆平分为二锅，分别用熟石膏水和生石膏水同时开点，用熟石膏水点的一锅，点两次不到十分钟即成豆花。用生石膏水点的一锅，点了十数次，半个小时过去了仍未成花。他认为这充分说明生熟之性不同。
在极简陋的条件下，他一丝不苟地从实践中去认识、去总结，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司命之士，不可不慎！”
图中最右便是蒲老先生
高风亮节
父亲早年，正是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见到贫病交集的患者。虽然自己倾囊相助，但毕竟力量有限，他和祖父商量说：“仅一家之力，如杯水车薪，难救一方之苦，不如集大家之力”。一九三一年底，由父亲出面，邀集了医界同人、仕绅共议，大家同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果真是众擎易举，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就这样成立了。
施医药社把愿意参加免费诊断的医生排成班，按一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为病人诊病，这就叫“施医”。所谓“施药”，就是由施医药社印出特定的处方，患者拿了这样的处方，到特定的地点免费抓药。这个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很受劳苦大众欢迎。
在这段时间，他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工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当时人们有口皆碑，都称赞他说：“蒲老师医道高，仁道更高，真正做到了‘活人济世’啊！”
在成都行医时，他没有忘记帮助贫苦病人，他和泰山堂订好合同，由穷苦病人拿上专门的处方去抓药，帐记在他头上，定期由他前去结帐。几十年来，解决了不少病者无钱吃药的问题。
父亲对劳苦大众是那样的热爱，而对豪门权贵却非常蔑视。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拒绝留在大地主张某家治病。张某在黎雅无恶不作，欺压善良，父亲对此人深恶痛绝。到张家草草处了一方，并附语“宜清心寡欲”便立即准备返回。谁知张某却强行挽留说：“蒲老师您不能走！反正您在城里看病也是为了挣钱，住在这里，只为我一人看病，每天三个硬洋，住多少天算多少天”。毎天三个硬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张某满以为父亲一定会十分满意地留下来。
谁知父亲却回答说：“我生平在钱上面就不留意，城里很多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不愿为你一人安乐而叫众人受苦！”张某再三强留，父亲坚持要走。最后叫人放出话来：“蒲某如果坚决要走，我在半路派几支枪把他赶回来！”唯懦怯者最残暴。在疾病面前丧魂落魄的张某，这时却暴露迅他那卑鄙凶残的面目。父亲冷笑一声对传话人说：“请转告张老爷，蒲某立即动身回城！”说罢拂袖而去。色厉内荏的张某，摄于社会舆论未敢贸然蠢动。
梓潼城西周家大院的周某，仗恃有钱，横行一方。一九三三年秋患疟疾，请父亲诊治。父亲提了个条件：来去都要轿子迎送。其实，对穷苦人，再远他也是步行出诊。他说：“周某自恃有钱，骄横跋扈，一方为之侧目，我偏要煞煞他的威风！”周某出于无奈，只好用轿接送。
—九五五年，先父奉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在去北京之前特地回到梓潼扫墓。其实，他并不相信人死后有什么在天之灵，而是说作为一个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在他离开梓潼的前夕，县委宣传部长问他：“蒲老师，您走之后，家里还需要什么样照顾？”他回答说：“我一个普通医生，受到党的如此关怀信任，我感激不已，家里还需要什么照顾呢。”事后特地告诫我说：“你留在家里，要发奋攻读，自食其力，决不能要国家照顾。”
临走前，他还想为家乡人民再尽点力，送诊三日。就诊者塞门堵路。每天早饭后一直到午饭，午饭后稍事休息诊断到上灯，有时给他送开水都难于近身。病人再多，他始终耐心诊治，毫不马虎。有个病人对他说：“蒲老师，你真是个神医呀！除了你，任何人都治不好我的病。”父亲正色说：“我是一个普通医生，并非神人，即是名医偶而诊治—两次，不一定切中病情，我不是名医，请你也不要迷信什么名医”。梓潼的同道至今谈及此事，尚称颂不已。
到研究院后，评定工资级别，给我父亲评的是二等一级，当时杜自明老先生说：“蒲老师以技术而论，应该是一等一级”。父亲立即止住杜老师，并说：“二等一级，我已感到受之有愧，千万不能再评高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在治疗石家庄和北京市的乙型脑炎中，成绩显著，领导上硬给他提了级。六二年我到北京，父亲对我谈及此事，他说：“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地位、要待遇。我只有小小的一点成绩，领导就关怀备至，我只有尽力报效国家。”
父亲对我们作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受组织上的安排，护送我县盲人按摩医生任子安去北京开会，完成任务后于十二月份返川。在离京前我把所有的车票装在一起，以防遗失。父亲在屋内踱步，他突然走到桌边问：“你把这些保存起来做啥？”
“回去报帐。”
“你自己坐车，怎么还要报帐？”
“这是因公出差，应该报帐的。有的人出差，还向别人要车票报帐呢！”
父亲听了这话，脸上蒙上一层阴影，立即说：“千万不能作这些损公肥私的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应当自爱。”
先父去世已经九年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他的作风、思想，时时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懈怠，我一定遵照他“勤能补拙”的遗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四化”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版权声明：本文摘自1985年第二期《山东中医杂志》，作者/蒲志孝。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