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政治过度与文明危机（书摘）作者：程亚文

一、徐复观看英国

在载于《华侨日报》1972年11月11日题目为《一个民族的衰老》的文章中，徐先生谈起一件事情：他到阳明台去看孙科先生，孙先生问他：＂你认为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行 了？＂徐先生解了若干理由，但孙先生都觉得不是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肇因在于英国工党的过分福利政策，养成了英国人民的惰性。徐先生当时并没有接受这种看法，但后来却转为赞同。在1974年12月《华侨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英国在向＂吃光主义＂迈进》中，他说今天的英国人之所以过得悠闲而安定，一是吃帝国时代存下来的老本，二是吃国家供应的各种福利金与福利设施。不奋斗还能活得好，英国人不知不觉已走上一条好吃懒做的道路，英国工人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也只想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及其他。关键的是，英国政治家们为此提供了条件，他们为了争取选票，一味迎合选民心理，提出许多福利诺言，把对工人、对国民的贿赂涂上福利的美丽外衣，以作为争取胜利的手段。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英国的发展，是政治家不断向民众的过度要求臣服，这终将使英国人有一天会吃光老本，英国的前途也将因此蒙上阴影。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曾说过一句名言：＂我喜欢工人，但这是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懒惰的工人。＂她主张恢复英国的传统价值，要求英国人民奋发独立、自助而不是倚赖国家；个人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自己创造自己的地位与财富。但撒切尔的担心和忠告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而在西方世界之外那些相对贫困的后发国家，羡慕欧美日还来不及，更是不可能觉得西方有什么＂制度危机＂。

2008年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把欧洲和西方作为一种问题来谈的人，越来越多。《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旋风和迷惘》一文中，徐先生则指出由于个人主义的过度化，社会契约的契约性已经非常薄弱，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状态已经被打破，民主与福利制度进入负循环。

二、契约溯源

2016年7月22日，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会场，已经被正式提名为该党候选人的特朗普，面对在场万千观众演讲时声称，美国社会再也经受不起＂政治正确＂带来的损害，他将直面现实。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强化的＂政治正确＂话语及其实践形态，如今在美国内部已经转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并激烈表现在现实政治中。

现代西方政治的中心性议题，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区别于以往的封建国家，晚近以来流行的民族国家，是以新的规则体系重构了政治共同体。他的一个技术性前提条件，是国家要承担起保障和改善公民权力的责任，而公民有服从国家并做出牺牲奉献的义务，包括创造财富的义务。

这个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契约在早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在于三点：

（一）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

（二）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

（三）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

三、政治过度的后果：契约瓦解

契约的瓦解，导火索是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他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他所不应当做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这个口号听起来十分美好，然而他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匮乏＂的边界在哪里？＂匮乏＂这个词一旦提出来，就会不断扩大它的边界，人类的权利生产永远也不会达到＂免于匮乏＂的程度。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是，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如果被滥用的民主损害了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民主将不能保卫民主。如果民主冲击了国家存在的底线，那这样的民主不应该在合理的的政治议题之内。

英国脱欧公投是对20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没有民主是难看的，错误的民主则是灾难。民主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的定义问题，不充分的政治和过渡的政治都是对合理政治的背离。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力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四、良性状态：政治适度

（一）国家责任与公民义务的平衡

（二）精英政治与民众参与的平衡。完全不顾民意的政治是坏政治，一味顺从民意的政治也是坏政治。在当代世界更需要推进机制创新，使精英治理与民主政治相互消化融合，彼此都在恰当的边界内运行。

（三）契约的扩展在其适应范围内。也就是说以不破坏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行为前提。任何政治制度安排，都受到一些约束条件的限制，超过了这些约束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度政治就将转化为过度政治，契约关系就会解体，文明就会崩溃。

适度政治转变到政治过度，因此主要以权利扩张超过了权利供给能力，导致＂匮乏＂不断被生产相关，这又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内涵不断扩大，当国家不仅要保障公民免于束缚的消极自由，还要创造机会、保障公民拥有实现其尊严和价值的能力时，压在国家身上的担子是成几何级数增长了。二是权利的适用人群不断扩大，逐渐突破既定的情感共同体界限。一个不问出身、性别、能力、宗教、族群、国籍的均等化的世界，如果能够建构起来，那当然无上美好，然而，它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