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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加里•保罗•纳卜汉是美国知名的民族植物学家，本书是其多年来对人类基因、饮食与文化方面研究的结果。本书用丰富的科学依据说明“吃的对不对，要看基因是不是匹配”。
本书要点如下：
不同种族对于同一种食物，会产生迥异的反应。
比如大多数新生儿天生就拥有消化吸收乳糖的能力，因为母乳中就含有乳糖。但在断奶之后，这种能力就会开始减弱或消失了。
对狩猎民族来说，乳糖不耐受其实是一种调节机制，它能让婴儿更早断奶。而牧民家庭中，一般都有充足的鲜奶制品维持婴儿的生长需要。
一个社会群体对食物的选择，能改变与生俱来的生物学属性，并由此带来遗传物质层面的适应性改变。
酒精和高热量的垃圾食品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不良影响，远远大于它们给其他美国人造成的影响。这种更容易受某些外界物质影响而引发疾病的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遗传易感性”。
《基因组学》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了避免痢疾，可能会饮用发酵的饮料来代替不干净的水源；要饮用这些含有乙醇的发酵饮料，就要求他们体内的乙醇脱氢酶有较高的活性。
由于历史的长期塑造，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烙印着先辈们的饮食记忆。科学家们对这一现象展开了讨论，将这种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民族饮食特点称为“进化美食学”。生态学家舍曼（Paul Sherman）曾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美食学”。也有人将其称为“营养人类学”，或视作化学生态学的分支。
很多人在离开故土、放弃传统饮食之后，变得很容易罹患一些营养性疾病——因为身体和食物之间纽带被切断了。与其通过基因疗法去治疗糖尿病之类的疾病，还不如去了解自己的家乡，找到自己的根，为自己量身定制饮食指导和健康指南。
我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传统食物的依赖，不是偶然的，而是漫长的家族和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传密码。
民族传统食物，而传统食物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我们享用传统食物时曼妙的味觉体验，也是受民族和遗传历史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也非常巧妙地阐释了人类多样性的某种来源。
历史营养学家科丹在他的著作《远古美食》中认为，祖先们的食谱是与人类基因最匹配的饮食方案，是大自然的杰作。
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今天的历史营养学、动物考古学和人类植物学的科学成果，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回溯到过去，也几乎不可能确认祖先们吃的到底是什么。
地理屏障的隔断使得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面对的食物来源截然不同，当外来者在这些岛屿上居住一段时间后，基本在进化过程中就会被各种特殊的食物、环境以及疾病压力重塑。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力量。
进化过程可以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族群”中被观察到。即使今天，食物、疾病等风险也在不断重塑我们的机体。
一个怀疑：人类祖先所摄入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等营养成分的比例，可能根本不一致。也就是说，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一份提供给全人类的所谓最佳食谱。
人类基因组计划让我们认识到传统的那种按肤色划分人类种族的方法可能并不准《远古美食》的作者科丹。科丹认为在不同狩猎群体中，主要营养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在微量元素和次生化合物上则存在着非常大的变数。遗传物质的差异才是关键。
撒丁岛人因“蚕豆病”而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也因此获得了对疟疾的免疫力。
有G6PD缺乏的人吃了蚕豆或服用了抗疟疾的药物，就可能导致致命的结局。3. 因为千百年来大量食用橄榄油的习惯，克里特人在基因层面上对此产生了适应。如果你不是克里特人，很可能无法像他们一样从橄榄油中汲取营养。
我们的味觉偏好取决于基因、生活场所、文化和个人经历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
哺乳动物之所以惧怕辣椒，是因为哺乳动物无法将辣椒籽完整地运送到可靠的繁衍地，所以辣椒就对哺乳动物亮出武器，以防被其过分接近。
香豆素对纳瓦霍人有特殊的作用，因为纳瓦霍人是世界上已知携带两个特殊白蛋白等位基因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两个基因能够诱发机体对香豆素的急性反应。
与其依赖昂贵的基因治疗，不如巧妙利用基因与营养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相关问题。
作者通过对比塞里人的两个村庄的人糖尿病发病率发现，饮食西化程度更高的村庄患病的概率更高。
塞里人在食用传统食物之后，血糖升高水平与胰岛素释放水平同步，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珍妮将这些沙漠传统食物称为“缓释食物”。
对芋头田的恢复，对夏威夷人来说有三个好处：
（1）恢复与先辈的历史传承。
（2）恢复湿地生态环境，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生存。
（3）食用芋头有利于血液中的血糖和血脂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