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短短的十几年，我们的通信方式连续进行了数次跨越，从普通信件到打电报，从固定电话到BP机再到大哥大，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为期不短的短信时代和弹指一挥间的电子邮件时代，没过多久我们又拥抱了三四年飞信，直到引领现代即时通讯的微信与WhatsApp在东西方几乎同时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人们最普遍的交流方式。每一次通信方式的换代升级，给我们带来的切身利益就是交流效率的飞跃与成本的大幅降低。回首过往，这所有的通信模式的升级几乎就发生在弹指一挥间。而就在二十年前，我们的父辈与异地亲友的交流方式依然在沿用着几千年前的方式——信件。
提到信件，就不得不提中国邮驿系统的发展。中国文化起源很早且成熟得很快，所以邮递的起源与发展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周礼》记载，西周初年设有“遗人”的官职，又称“野庐氏”，其职责是“掌道路庐宿之委积，以供宾客会同师投之事”。
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兇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地官·遺人》
从周礼委积制度可以看出，当时境内的主要道路每隔十里左右设有庐含，舍内备有饮食，每隔三十里左右设有宿处，宿处有人专管接待；每隔五十里左右设有市，市内有候馆，馆内积存有往来人员需要的物资。
《周礼・秋官》记述了当时邮递人员的编制情况。
野庐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礼・秋官》
《诗经・公刘》篇中也有“于时庐旅”、“于豳斯馆”二句，所谓“庐”、“馆”就是这样的设施，馆较大而庐较小。
春秋时期，庐或馆又称邮或驿，或称邮置、驿置。邮、驿、置三字含义相近，《广雅》云：“邮，置也；驿，亦置也。”其区别在于步递为邮、马递为驿，因此当时又把邮递人员停留食宿的地方称为邮亭或驿站。在庐或馆演变为邮或驿的过程中，其职能也由原来的只管接待扩展为兼管传递物品，即增加了邮递的内容。《墨子・杂守》篇云：“筑邮亭者，因之高三丈以上。”可见那时关于邮亭的建筑规制已有明确的标准了。孔子在世时，邮递的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孟子・公孙丑上》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人的美德的传扬比邮递传送的速度还要快。战国时期，有些邮递站点就成为通用的地名。秦国名将白起在杜邮自尽，这个杜邮就是成阳城东十余里处的一个邮亭，又称杜邮亭。
西汉时期，各地邮亭驿站的设置更加完善，以至于郡县之间达到“十里一亭，五里一邮”(见《汉旧仪》)。
王温舒由广平都尉迁河内太守，秦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追求，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汉书・王温舒传》
上面的文献说的是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让郡县备好马五十匹，供驿站使用，从河内往京城长安传送文书，两天即可到达，朝臣叹为神速。
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氂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汉书・黄霸传》
黄霸任颍川太守时，曾下令让邮亭乡官多喂养鸡与猪，除供给邮递人员食用之外，还赡养孤寡贫穷的人，这成了黄霸被人们传颂的重要政绩。东汉时，通往西域的道路也都设立“置”方便使者往来。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后汉书・西域传》
可见在两汉时，邮递设施对于密切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以后，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邮驿传递，因为这是封建时代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邮驿的设置逐步网络化，传递的程序逐步制度化，朝廷对于驿站的分布、驿官的选任、驿站人员的编制配备及马匹或船只的数量，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而且对于文书传递过程中的勘合检查办法也有详细的规定。管理邮驿的官员称为邮吏、驿吏或馆驿使。
官方邮驿在隋唐时期更加阔绰起来。在唐代，邮驿的数量逮然增多，并将驿传合一，"驿"代替了以往的"邮"、“亭”、“传”。隋唐时期的驿基本满足了长途公务的一切任务和需求，除了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这些最为重要的职能外， 还负责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
在唐代，遍布帝国版图的邮驿以网状结构密布在中央连接地方的交通要道和关隘，层层拖挂。据载，最盛才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大约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丁17000多人。唐帝国在邮政事业上的巨大投入，为政令的畅通赢得了效率和速度，一般来说，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柳宗元曾描述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唐代已经有了七条国际驿道，这些水陆驿道分别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由于帝国的日渐富强，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往往能够享有优厚的待遇，基层的邮驿长也不为经费苦恼。天下太平略无大事时， 有些小站驿长竟能饮酒吟诗打发光阴。李商隐诗云"绎台驿吏老凤尘，耽酒成仙几十春。"以盛大和搜漫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背影的唐朝，其驿馆的奢华发展，也是令人感慨的。唐代许多地方州县脚卡的驿馆群落都规模很大，华屋连片，松竹持酿，这些别墅式的高级场所，当然是因为招待公务大员而渐入佳境。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于建隆元年下诏让各地邮传用军卒递送。此后，北宋时期的邮递归枢密院管辖，被纳入军事系统。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朝廷对各地驿站配给银牌，查验更为严格。北宋时期也有快递，称为“急脚递”。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说，当时邮递有三等，即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的速度最快。如神宗熙宁七年设置“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唐代的羽书或羽檄，传送这种快件的驿卒手持红漆木牌，木牌上有黄金字闪闪发光，耀人眼目，飞马驰过时人们望见它无不纷纷躲避，每天可行五百里。金国仿照宋朝的做法，金章宗泰和七年设置急递铺，驿卒腰系邮铃传递紧急公文，每天可行三百里，如果不是军情或河防大事则不使用这样的快递。
元朝承袭宋金旧制，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即下诏让各地官府设立传递铺驿，至元二十四年又诏令扬州等地沿陆路设置马驿，沿水路设置水站，陆路水路结合进行传递。
明代的邮递设置更加完备，各地的驿站称为水马驿或递运所。《大明会典》卷一四五记载说：
“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日会同馆，在外日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事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及应役人员各有事例。”
会同馆指设置在北京和南京的馆含，有天下首驿之称。水马驿指水路和陆路的驿站，这是明代邮递系统的基干。递运所是“运递粮物”的机构，利用邮驿的路线进行传递。明初洪武年间，以京师南京为总枢纽的水陆驿道有12条，总长约71800公里，有驿站1936处。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又以北京为中心形成驿递网络。明代的邮递事务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辖，主管官员为郎中；地方邮递事务由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双重管辖。各地驿站官员为驿丞，递运所设大使或副使；成化十年又在南京设快船差拨，主管水路快速。
清代沿袭明制，机构管理及传递程序无大变化，只是对水马驿和递运所的设置有所裁减或增加。
纵观各个朝代的驿站设施都是为朝廷和官府服务的，传递的内容主要是公文。古时候私人信件一般是自派专人递送，或者委托外出的官员或差役顺便捎带。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说的是晋代殷羡出任豫章太守，京城的人士托他捎带的书信有一百多封，他途经江边时把这些信都抛到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殷羡字洪乔，这个故事便成为一个典故，后人把信件丢失或造成差错称为“洪乔之误”。古代邮差驿卒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因此殷羡不愿意为他人作邮差。实际上，古代需要递送或捎带信件的主要是官宦或书香人家，普通的平民百姓很少有人识字，无特殊情况也没有派专人递送或托人捎信的机遇。
古代也有人把私人的信件托官方的驿站捎带传送，寄信者把书信装在竹筒中，称为邮筒。这种做法始于晋代的陆机。陆机家在昊郡，他在洛阳时曾写一封家信，装在竹筒中绑在他家所豢养的一只黄狗的脖子上，那黄狗就把信送到吴郡的家中。后人仿效陆机，也用竹筒寄信或寄诗文作品。五代时著名高僧贯休诗云“尺书裁罢寄邮筒”，是说寄书信；宋代欧阳修诗云“邮筒不绝如飞翼”；王安石诗云“邮筒还肯寄新诗”，都是说寄诗作。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叙》说他爱收集鬼狐故事，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可知，邮筒是古代私人寄送书信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流行的时间很长久。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7私人经营的民间邮递机构，但其邮递网络也必须依靠官办的驿递系统所形成的便利交通条件才能运作，而官办的商业性的邮政机构，直到清代末期才出现。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古老国家的通信邮驿系统在保守地发展，基本上沿袭了数千年得以保留。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懂为什么杜甫会写下“家书抵万金”的诗句。如今交通四通八达，即时通信大行其道，我们再也不用经历那种近乎奢侈的联系方式了，但我们也再体会不到收到许久未联系的朋友信件时的欣喜了。最终替代时间与空间上间隔的，是心里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