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元年，东迁，封秦，这一支起自东方却发迹于西陲的王国开国。此后数百年间由野蛮到七雄之一，最后独强，完成统一，毕六王，一四海，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帝国立国。凡用心于中国历史者，可抛开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不谈、夏商周的考古时代不谈，春秋战国的纵横捭阖不谈，创制度、定刑律、同车轨、一文字的秦焉能置若罔闻。
秦，一般来讲是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王朝，但它又不仅仅特指这一15年间旋生旋灭的王朝，也可指春秋时的诸侯秦，战国时的诸侯秦，当然也可用于今陕西省的简称，所以要说秦，必先搞清时间断限。这里要讲的秦是从女侑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起，下至公元前206年刘邦建汉。虽然此间有相当时间并非称秦，但仍以秦称之，只是为了行文方便。
女侑生大业，秦人开始见于史籍，秦的历史也由此展开。大业的儿子伯益，史载“舜赐姓嬴氏”原因是他曾“与禹平水土”后来又“佐舜驯鸟兽”但因近人对三代及其以前历史的怀疑，且因资料不足，这一说法无以为证。后又因古史辩的论点，将三代之前的历史全部归于神话传说，这一赐姓说也变得不足为凭，不足以为嬴姓之证，但是在《左转》中秦国女子嫁于外国者名字中多含有嬴字，如晋文公之妻“怀嬴”楚平王之妻“伯嬴”鲁文公之妻“敬嬴”等等（也许不能用“妻”称呼），也就是说秦人姓嬴氏确定的。
但是秦人的姓氏究竟从何而来？这还是得从“女侑吞玄鸟卵生大业”的神话传说说起。这句话至少传递出来二个信息：①这个时期的秦人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阶段，这在其他的传说当中已经存在许多。②玄鸟应当为秦人的图腾崇拜。古代中国的人民热衷于神化自己的先民，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祖先与他们认为吉祥的、美好的事物相联系，其实，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现存的许多部落仍保留有纹身的习惯，这是图腾崇拜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说秦人的传说是与其图腾有关系的，而玄鸟就是秦人的崇拜对象了。
《吕氏春秋》中有记载“玄鸟，燕也”而根据近人语言学的研究，燕子与嬴实际上属于“一物双声”也就是说二者所指的是同一事物，所以我们说秦人的姓氏嬴是从他们的玄鸟崇拜而来的。
关于秦人的起源，事实上也与他们的崇拜有关。一直以来，认为秦是一个生于西边成于西边的国家，但是如果从秦国的历史以及图腾来考察，秦人似乎与商王朝一样起于东方。
伯益之后传若干代至恶来，蜚廉，按司马迁的记载“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具以力事殷纣”抛开纣王不谈（免去助纣为虐的成见），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纣王时，这一支秦人是跻身于统治阶级的。其实，早在费昌时，就已经“去夏归商，为汤御”但地位仍不高，只是个车夫，直到恶来之父，蜚廉之祖父，中中矞时“在西戎，保西陲”俨然成为拱卫商王的地方势力。但这一支秦人却由于商亡而居于西陲，此后几百年不复东归。
中矞时秦人的地位是在西戎，保西垂，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也是位于西垂之地。似乎可以说明秦人就是起源、发迹于西方，事实却不尽如此。秦人发迹于西，但不起源于西。前边我们说过了，秦人的图腾为玄鸟，而商王朝的始祖契，也是由于“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也就是说商人的祖先也是以玄鸟作为图腾的，当然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商王朝起源于商丘一代，是典型的东方之国。而在汤之前，商人八次迁徙，这是因为游牧生活形态的特殊性决定的，秦人在定都咸阳之前也数次迁徙。查《史记》关于秦人的记载，，秦人一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有着游牧民资的特点，善走、有力、驯服鸟兽，从伯益事舜到恶来、蜚廉是纣，再到非子事周孝王，无一不有着这样的特点。这就说明秦人和商朝至少有着这样的共同点：共同的图腾崇拜，共同的生产习惯。这也就可以看成是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及共同的生产方式。所以至少在商朝及其之前，秦人的生活地域与商十分相似，都是起源于、生活于东方的。直到中矞时一支秦人被迁往西戎，保西垂，秦人才第一次踏上西边的土地。
商朝既没，秦人就又变回了品级低下的部落状态，但曾事商的秦人，并没有完全的服从于周人的统驭。武庚叛乱之时，商的遗民秦人也参加了，企图复辟殷商，但在周公东征的强力镇压下惨遭失败，正是由于这次的失败，秦人彻底的离开了象征文明、开化的东方之地。被迁到各地，其中有一支来到了中矞时为商保西垂的西戎之地，与之汇合成为后来诸侯秦国的直接先人，但是他们的边缘化并没有停止，随着西周边境的不断外扩，他们的处境也就愈来愈西，终于到了西边的不毛之地与西戎为伍。此后的秦人成为奴隶制下的顺从者，扮演被统治者的角色一直到非子，在这期间秦人的地位是等同于戎狄的，秦人集团内也未能出现能够跻身统治之列的人，史籍中也就没了秦人的记载，
伟大的人往往能够缔造开拓一个时代，并且为后世撑起这个时代的穹顶，换言之，在每一个称得上伟大的事件之中，总有奠基之人。秦人之所以能够霸西戎，之后数次破六国联军，成六世之烈，终于扫六合，这一系列事情背后，最早的出发点是摆脱他们等同西戎的身份，成为拱卫王室的部族，跻身统治阶级之列，这个时候成诸侯的愿望在他们开来还是太大了点。而帮助他们摆脱奴隶或者等同于奴隶身份就是他们游牧民族的习性，实现这个事业的人就是非子，这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之人，此后还有若干人，会一一出现。
秦人在历史上并没有消失多久，，就因非子的出现而“复续嬴氏祀”原因很简单，“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于是周孝王召非子曰“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人终于在消失了几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历史“正统”中来，虽然未有爵号，但至少周人承认其地位，与西戎相区别开来了，成为了拱卫王室的一支。而这时西戎力量的不断强大，使据守西关的秦人地位更加重要，秦人真正的历史既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秦人既为周的附庸，便理应承担“以藩屏周”的义务，在非子之后，这个机会迅速到来，周的“王无道”于是“西戎反王室”居于扼守西周西部边隘的秦人便须抵抗，伐戎，周宣王即位，升秦仲为大夫，令其诛西戎，秦仲也不辱使命，战甚力，但被西戎所杀，宣王于是论功行赏封秦仲之子庄公为西戎大夫，秦人地位更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人之所以能够在西周末年，迅速上升，西戎之于西周的强大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因秦人地域的重要，秦的地位也愈来愈高，终于在襄公时，秦人因为在与西戎的战争中争取到的和发展到的强大实力，也有秦人自身的政治远见，襄公参加了平王东迁，并被封为诸侯，于是秦人始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人地位的上升完成，在这之后，秦国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拿回岐丰之地，实现由渔猎到耕稼转变，提升文化素养，得到东方诸国的承认。
襄公便是为了拿回岐丰之地而死于对戎战争中，秦国历史上，死于战争的君主层出不穷，足见秦人提升实力的迫切以及秦人的决心。在他之后，文公承父志，与戎战争数年，终于“地至岐”在此后五十年间，秦国的对戎战争暂停，主要致力于由游牧生产转向农业生产，因为秦人的封建化，是很落后于其他诸侯国的，到宪公即位，这一转变基本实现。不过文化仍未提上日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的秦国最先应考虑的是如何保证国家稳定，文化的复兴言之过早。
德公时，秦国迁都雍，此后数百年，雍一直做为秦国的“圣都”而存在，虽然后来秦国迁都咸阳，但雍的地位一直是不可替代的，许多祭祀，登基，政策的颁行都是在雍举行。所以我们说在此后的几百年中，雍并不是作为一个陪都或者上任都城而存在，而是以一个圣都一直活跃在秦国的政治之中，雍有上等的祭祀规格，高规格的建筑，许多人物葬于雍，秦统一后，也与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秦始皇因为嫪毐事件迁母于雍。这一切都说明雍的特殊地位。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伟大时代，必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撑起这个时代的穹顶，非子，襄公，文公都是这样的人物，及至穆公更是此中豪杰。
穆公即位之初，是将发展眼光放在晋国一面的，重点是拿到“河西之地”但却一直未能成功。为此秦不惜“因丧伐晋”但却遭到大败。在穆公独霸西戎之前，秦晋之间进行了河西之战，崤之战，彭之战，秦皆败绩，还好韩园之战秦取得了河西之地。于是，“秦地至河东”经过数次与晋的战争，穆公终于将眼光放在了西戎，后来的而历史正面光，这是一个十分具有眼光的决策，秦国因此获得了进行统一战争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秦晋战争期间的三次秦晋之好。
第一次是秦穆公请娶了晋献公之女伯姬，是为穆姬夫人，第二次是晋惠公(夷吾)在韩园战败之后将其子子圉质于秦，秦穆公将女儿怀嬴嫁于子圉，后子圉背信，讨回晋国，做了晋怀公，穆公又将怀嬴及其妹妹嫁于重耳（晋文公），而此时的重耳已经是60岁的老者，这是第三次秦晋之好。统治阶级为了政治目的而将子女作为政治筹码的政治联姻实在是低劣之至的。
但穆公仍不失为一个卓识的政治家，称得上是为秦撑起穹顶之人。在取得河西之地之后，采用出身奴隶的“五羖大夫”百里奚之谋，使反间计得由余，于是在由余的帮助之下，西伐戎狄“开地千里，益国十二，遂霸西戎”这个大器晚成的国家终入强国之列。
每一个王朝的君主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类：开创之主，守成之主，败亡之主。毫无疑问的，秦襄公和秦穆公都是开创之主，只不过，襄公创秦国之名，穆公开秦国之实。
穆公之后的330年间经历了14世17为君主，他们是集体的守成之主，秦国仍不失为西边的强国，但也暮气沉沉，三百年未变，及至孝公，这一切发生了剧烈变革。而孝公也可称得上与文公，宪公时的变革相提并论的，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者之甚。不同的是，这次的生产方式变革是从奴隶制形式向地主制转化，而前次变革未能涉及的文化，这次也涉及了，而六国对于秦的认识，这次彻底改变了。
孝公元年，下令求贤，广纳客卿，由此的商鞅。在孝公六年和十二年，二次发动变法运动，将秦国的暮气一扫而光，军工爵制使得秦国军事力量更甚，开阡陌使得秦国经济基础更稳，燔诗书，明吏法使得秦国文化更严，这些变革皆使得秦得了“虎狼之国”的称呼。可见东方六国的畏惧心态。
商鞅做为改革者是典范，但是他身上少了作为政治家该有的敏锐。为了新法而开罪于太子即后来的惠文王（“刑太子师傅”），而导致身死族灭，班固评价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商鞅又何尝不是呢？
秦孝公在位24年，开六世之烈，开秦国变法强大之始，秦至此牢牢建立了封建政权的根基。至昭襄王，这位六世之烈的又一位主要王者，封建王权开始向集权王权转化，56年间秦国于长平败赵，灭西周（东周后期分裂为两个政权，称东周，西周。《过秦论》中的“吞二周”即指此）大败五国合纵，终成大器。秦国正逐渐展露统一天下的实力。秦不仅“复穆公之地，修穆公之政令”且更为强盛。有众强向秦一强的局面正在形成，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使天下合二为一，于始皇十七年灭韩，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韩，二十五年灭燕，灭赵。二十六年灭齐。称皇帝，定官制，废分封，行郡县，统一制度，之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筑万世之基业，只可惜，秦二世既亡，万世基业由其他若干王朝分而享之。
这位王者，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后来的人们对于他的认识有失公允，我们可以这样讲儒家的那些个“贤良文学”是十分讨厌他的，不惜在他的出身上大做文章。“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成功的将他的身世弄得扑朔迷离，而以一个私生子的身份出现。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战国策》当中记载着十分类似的一个故事。“楚考烈王无子……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而进于楚王”
这两个故事我们皆可对其怀疑，而秦始皇的身世，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是楚王故事的一个复制，更为甚者，给他加上一个巨贾吕不韦为父亲，贬低之味十足。究其原因，在焚书于坑儒当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焚书实际上是一场师古与师今的关于政治体制争论却又波及文化领域，而坑儒则是关于诽谤皇帝的处置。这已经超出了文化思想领域的范围，而变成了政治煽动。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而是儒生和方士均已越出了文化范围，对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或进行动摇，这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思想一统是必须的，而在此之前的九年之中秦对于文化思想所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
至于这两件事所造成的后果，必然使许多典籍丧失，但此后的若干次因宫殿焚毁，以及近代被掠夺的典籍恐怕更为众多，而文字狱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于坑儒，而且在汉武帝朝的官员中，许多仍习百家学说，张汤习法家，董仲舒习儒家，主父偃习从横家，司马迁习道家。总之，焚书与坑儒既要看到它的粗暴又要明白它的思想统一的要求，奈何因为统治阶级的低劣手段造成了这一悲剧。而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导致后世儒家的“贤良文学”对于秦始皇进行贬低，关于他的出身很可能于此有关。
秦始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妄图在短期内将所有的军国之政全部完善，五次巡行，足迹遍及全国，这也就导致了秦国政策的推行靠的不是认同感而是强大的集权和高效严格的行政运作。终于使帝国之基的“愚民”“黔首”“瓮牖绳枢之子”起而叛秦，秦终因其统治手段的低劣而自食恶果。历经秦楚战争，“楚虽三户能亡秦”的谶纬之言实现。后又经楚汉战争，秦六世余烈的成果，秦始皇严苛刑法所得的集权国家框架均为汉所享，秦也自襄公开国至前206年汉立。凡517年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