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卖棉花

卖棉花

杨志鹏

80年代，在我们乾县县城南乡一带曾经流行过一个生意——卖棉花。

      卖棉花，严格意义讲应该叫做贩棉花。因为，当年卖的棉花不是自己种的，而是从大棉花贩子手里买来的产于河南、新疆一带的棉花。大棉花贩子用卡车从河南、新疆一带整车整车的拉回轧棉，再批发给一个一个的小棉花贩子。小棉花贩子把买来的生棉花经过梳棉机加工成熟棉，然后搭班车再到西安咸阳等城市去零售给需要棉花的城里人从中赚取差价。

      我们那里的许多村子因此形成了贩运——加工——零售一条龙的卖棉花产业。曾经有人因贩卖棉花而致富。

    那年月，我们村里也兴起了卖棉花的行当。当年，到西安城里去卖棉花的多是妇女，男人在家拉回棉花再到有梳棉机的人家把棉花加工成一卷一卷的熟棉。然后，由妇女去城里卖棉花。有一年暑假我曾经就和母亲一起到西安卖过棉花，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父亲用架子车从几里路的村子买回一整轧的生棉花，拉到有梳棉机的村里加工成熟棉，放在家里，由母亲分期到西安去卖。

    记得那是一个暑假，父亲拉着架子车，一大早就把我和母亲送上了去西安的班车，当年班车车顶行李架可以装货，我们每次带两大包棉花到西安去卖。到西安后，我们叫人力三轮车把棉花拉到离城西汽车站不远的护城河边的私人小旅馆住下。再背上棉花包子串家属院去卖。当年的私人小旅馆条件很差，一间房子里支了一排木板床上面睡7.8个人，一人只有一脊背宽。只有进城做小生意的人才会住在哪里。我们那一带卖棉花的人大多住在哪里，一来离汽车站近，来回方便；二来价钱便宜，还有地方放货。

我们村一起出来卖棉花的住在一个叫红红的祖籍山东人的家里。据说:西安城墙内外延城墙的小院子住的大都是过去从河南、山东一带逃荒过来的人。他们大多以房屋出租和小旅店为生。每天早晨，我们一行人背着棉花从小旅馆出发，分头转家属院卖棉花。

    记得有一天，母亲领我坐车来到了北郊的红旗厂。后来知道叫红旗机械厂。厂子很大，家属院也多。那时，工人们住的多是一排一排的砖混小平房不像现在都是钢筋水泥的高楼房。一个大家属院大概住了上千户工人，要半天时间才会转完。来到家属院，我们挨家挨户的问谁需要棉花。一般都是母亲和人搭话，我在一旁听。那天，我们卖的不错，不到天黑基本卖完了背上的棉花。但是，对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棉花卖的快，而是一个家属的一句话。在我心里留下来深深地印痕。我们遇到了一个女人，母亲和她讨价还价后达成交易，她卖了3斤多棉花。算账时硬要少给钱，说是我母亲算错了账。我想:我们辛苦了大半天这么大老远背着棉花转街确实不容易，你还想欺负乡下人。一想到这里我便大声说到:称了3斤几两，每斤多钱，共是多少钱？没有错的。

时间长了究竟当时称了3斤几两，算了多少钱，具体记不准了，反正当时她为难我们的事是真实存在的。这件事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用知识改变我们的命运。

    另一天，我们去了城南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家属院，我们进了一个家属楼，那是一个老旧家属楼，楼道两边住户一家一间或两间房子，人们都在楼道做饭，这种楼就是人们说的半边楼。那天中午午饭时间，我们在楼上转着卖棉花，楼道里的住户正在做着午饭。当时，他们有用蜂窝煤的，有用煤油炉子的，每家都在滋喽滋喽的炒着菜，满楼道都是菜香味。看的我直流口水。因为，那个年代一般农民

家里吃午饭，能滋喽滋喽炒菜的人不多。大多数人家午饭都是用一个长把小铁勺，在灶台烧火口烂下锅菜。我心想，为了能吃上炒菜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也能过上像大学老师一样的城里人的生活。

后来，开学后，我便下决心用心读书，要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西安卖棉花的经历对自己刺激太大的缘故吧！

      大城市卖棉花的经历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挣钱辛苦，生活不易的生存理念已经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它成了我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动力。

2018年5月于杨凌农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