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前世缘

提起故宫,脑海里总能想到北京紫禁城的皇家威严,红墙阔道。然而在遥远的台北,那里也伫立着一座故宫,里面珍藏着我们华夏的文明。打开《台北故宫》,随着周兵先生的视角,开始了解这座宫殿的前世今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时,就有人提出将故宫文物转移,以避战火的建议。只是当时,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大多北京普通市民则反对国宝迁移,他们认为这时迁移,无疑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直至1933年1月,随着局势恶化,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后,协调各方,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经过慎重的挑选,考究的装箱,1933年2月5日天黑后,大批文物从紫禁城正式启运。“列车开启后,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至陇海线,再转津浦线......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后条件恶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徙的文物。虽是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毁损或丢失。”这次转移,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文献等精品在内,前后总共五批合计19557箱文物抵沪。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于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文物仍分五批,从上海运抵南京。然而,1937年8月,仅隔一年,上海沦陷,南京危机。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已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故宫文物迁徙中,最艰难的一段便由此开始了。

转移中:

南路为"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由庄严、那志良等人押运。

中路为"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安山古镇",由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等人押运。

北路为"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由马彦祥、王志鸿等人押运。

时值国家飘零,车船物资紧缺,文物运输还要经常躲避日军轰炸,难民肆意。南路途经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待到北路押运时已然冬季,宝鸡到汉中,要冒着风雪翻越海拔三千米的秦岭,待到汉中,汉中又遭日军轰炸,国民政府一纸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蜀道难于上青天,其中艰险,自不必说。然而,常言道“古物有灵”,尽管面对重重阻碍,19557箱文物也就这么穿越遍地狼烟,途中遭遇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直至各自找到了隐蔽的地方,喘息稍歇。

文物这一躲避,就在外躲避了六年。“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在各地的文物开始着手东归。到了1947年9月,凝聚着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又回到了南京朝天宫......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时局日坏。1948年11月,徐蚌战事激烈,翁文浩、傅斯年、李济、杭立武等人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和藏书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鼎轮、海沪轮和昆仑舰在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由南京下关码头驶向台湾。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和档案共5522箱,数量虽不及抗战期间南迁文物,质量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台北故宫的前世缘_第1张图片
文物迁移全过程(图片摘自《台北故宫》)

                           

除文物的迁徙,书中也介绍了很多与国宝转移休戚相关的人物。社会动荡中为国宝转移四处奔走的杭立武,在最后撤离大陆时,愿放弃自己的全部积蓄,换取张大千78幅敦煌临摹壁画随飞机离开;曾主持中国仰韶文化遗址和殷墟挖掘的李济,随文物迁台后,晚年因台湾并无多少古可考而些许落寞;而蒋复璁因想买的书在台湾买不到,“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又都放在台中,大家也看不到,在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的决心,花费了大概十年的时间,使得“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了,搞图书馆的他,也出乎意料的当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

“垂死尤怀故国心”,在台湾,国宝有了安身之处,而迁居台湾的文人们,精神世界可有安居之处?以前读于右任的国殇,只觉气势磅礴,现在更有种去国怀乡的悲悯。随着老一辈人的离世,想必这种“客居”之情,也会逐步褪化,直至消失殆尽吧。

于台北故宫几十年的历史中,最核心的莫过于这批文物颠沛流离的过程。重回北京,不见得是这批文物的命运,但祖国的统一,势必是历史的归程。届时,三希帖聚首,富春图团圆,不单单是在台北才能看到的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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