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皆为读书误？（二）||博士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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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考博之路的认识，灵台明净的妙奕，一点都不含糊。

“身边愿意考博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很想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并不是那种很浮躁、急功近利的人；但是考博这条路少有人走，要冒很大的风险，苦逼与艰辛二者皆有，但更多的是艰辛，尤其对我这类非211高校出身，又无论文发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惯于研读经济思想史的他，却从功利主义的“效用”出发，直白地道出了他对读博的向往，“我喜欢它，即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相对于其他职业，读博这条路自己会得到更大的效用，也就是幸福的感觉”。

“我初心未改，明年学校与专业均不变，立志于经济史建树”。

如此看来，赤子是要破釜沉舟，志在必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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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考虑，以考博为“正业”似乎是“不划算”的，因为考博本身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花时间另寻“副业”，来对考博进行“补贴”。

对此，马克斯韦伯曾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警醒学子们，“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更具体地，韦伯说：“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其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之所以用了“危险”一词，韦伯继续解释：“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为此，韦伯对那些一心欲以“学术为志业”的年轻人提出一个建议：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处境究竟是如何的！

那么，妙奕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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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奕告诉我，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考博期间他从家里拿了2000块，还有之前在华图工作的工资剩余。除此之外，就是他平时在学校兼职代课的酬劳了，“从研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在高校兼职代课，就没有问家里要钱了”。

9月7号G20峰会结束后，杭州“解禁”，妙奕便从嘉兴回到了杭州。

这个秋季学期，他在下沙的几所高校里兼职代授3门课程，分别是“货币银行学”、“经济法”和“国际贸易”。对于从研一就开始兼职代课的妙奕来说，这些课程并不陌生，而对低年级基础理论教学而言，他更是游刃有余。他说每门课一周有3个课时，1个课时的课酬50块，算下来，一个月收入是1800块。这差不多是在广州深圳一个月的房租。

“国庆期间学校没有补课，10月份收入少了一点，而之前的工资又在拖欠着，有点坑爹”，他说目前暂住在一个教会弟兄“家”里，所谓的“家”，实际上是一套为了坐地待涨的空置房产，妙奕每个月象征性地支付500块“房租”。据说，最近那弟兄不看好房价行情，在准备出售房屋，如果出售成功，则意味着妙奕要另觅住处了。

“赚钱和学术，两者有度，当你过多地想去赚钱，心不静，学术也不能扎实投入，成果即使有，也只是迎合大众，无法真正出彩”。

赤子如此纯粹的学术情怀，可见他暂未属于疯狂造词的学术圈。真不知在多年以后，走上学术之路的他，再回头看看当初书生意气的自己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番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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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谈到博士的“尴尬现状”时，妙奕的见解也不粗糙。

“博士群体的尴尬，主要是读书时间过长，而国家给的补贴又是杯水车薪。不像本科硕士生毕业后出去工作，博士要面对世俗的结婚生子等压力“，妙奕说，“（博士）毕业后，进高校是主要的就业方向，但青椒们面临诸如科研压力与家庭经济压力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学术问题了。学术圈中的抄袭，博士论文造假，论文研究的价值意义得不到人们的认同，这也给博士群体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妙奕看来，博士群体被“妖魔化”的背后，有着社会大众的严重误解，以及工业经济的落后，导致知识产业不发达，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2016年全国博士招生6万多，相比大学每年的700万，研究生40多万，博士群体很少。如果有妖魔化，那无非就是不了解，新闻很少报道，身边很少有人读，就像建国后我国对西方、美国的宣传，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台湾对大陆，大陆对台湾，都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描述很容易走向妖魔化”。

“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制造业为主，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阶段，那个时候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多，而且那个时候读大学乃至研究生相对也不多。但是二战后随着西方经济的转型，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需求增加，所以知识创造了财富，二者是近似于等号的。相比较而言，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级及中级阶段，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需求相对不多，在中国教育产业化，高等院校学生大规模增加的背景下，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这是走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我觉得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对高素质尤其是研究生博士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后这部分人群的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能力会提高，到时候知识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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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象牙塔里的学术是“半出世”性质的，特别是像妙奕将要考取的经济史（史学）领域，更是埋头故纸堆和史料里的学究之活，俨然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清修高僧。而另一方面，由于隔着一定的现实距离，加上财富崇拜的世俗语境，所以在心灵粗糙而感知不敏的人看来，妙奕是如此的“理想主义”，又十分“天真幼稚”。

在一个商业至上的镀金年代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少有超越层面的土壤。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后，世俗生活和日常行为的目的，无一不是指向那具有社会身份和资本象征意义的稀缺标签。

于是，在泛娱乐化与商业化的潮流中，与“新闻理想”一样，“学术”似乎也难以找到其原本的常规语境，反倒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潜在规则”中而少有人提起，否则就被粗暴地贴上“矫情”此类标签。所以，除了在正儿八经的学术刊物之外，而“学术”更多时候是出于那些插科打诨的俗人之口。

于是，在“妙奕们”的思绪焦虑与霓虹闪烁的喧嚣浮世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气场张力。

深邃高远的纯思想性理念学说，在他们看来，虽有着智力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涤荡，但在缺乏耐心的资本语境中，终究难以获得认可。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是浅薄的，思想是稀缺的，甚至这个经济盛世也是建立在概念唾沫与思想荒漠之上的，犹如罗曼罗兰笔下的欧洲那样，“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浑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的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

然而，这样“非主流”的思绪焦虑对他们而言，又是极其危险的。

在对物质的鄙夷与郁郁不得中，思想上的富足与智力上的优越感，会逐渐滋长出文人的清高，甚至愤慨的戾气或将充塞他们的理性，稍不加以警惕，会在自我的“信息茧房”中一步步走向“诗与远方”。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然后被束缚其中。它使你在面对过去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在面对未来时，又与小丑无异”，丹尼尔‧凯曼在《丈量世界》中的这段话，或者就道出了其中的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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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看到在这洪荒般的大时代里，寒窗苦读的“妙奕们”似乎成了一小撮的“另类”，他们像在逆流中奋力挣扎的一叶孤舟，苦心经营着自己的“理念土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对学术和思想的纯粹情怀，或许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是”了吧。

2016年8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纪念傅雷逝世50周年的封面专题《傅雷的傲与烈：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里面提到一个细节：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而对于同样是书生意气、坚毅不惧的妙奕而言，这位孤独的赤子，他能够创造出一个世界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