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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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培泉
我们赌一把，
一起来打穿那条死胡同
」
人物介绍
赵培泉，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主任。现任国际眼科理事会（ICO）糖尿病眼病防治特别工作组委员，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协会（APVRS）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委，上海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美国视网膜医师协会（ASRS）会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眼科视觉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及小儿眼病诊治中心主任。擅长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显微手术。现已在国内外相关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残联和国际合作等多项科研项目。近年来，主要从事小儿视网膜疾病和老年性黄斑变性致病基因的研究以及相关临床手术和药物治疗，并多次参加支援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慈善义诊活动。
采访笔记
采访是断断续续的，他穿着手术衣，带着手套，我们在抢时间，抢在他接台手术之间的档口，我显得焦虑，他却气定神闲，“大风大浪里惯了，什么没见过呢，我从来不怀疑我的临床能力，坚信不疑。”
新华医院眼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赵培泉。擅长成人及小儿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治，如视网膜脱离、黄斑疾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各种小儿视网膜疾病，各种原因引起的玻璃体出血、眼内感染及眼外伤等。专长眼科显微手术，并有娴熟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开展小儿视网膜疾病手术治疗的医生之一。
“极其疲劳的时候，头往后一靠就睡着了，而且是迅速进入深度睡眠。这方面我是有天赋的。”他笑道，不用躺着，坐着甚至站着都能睡着。有一次，手术做到半夜两点，坐上出租车就睡着了，到家门口司机怎么叫都叫不醒，把司机吓坏了，我家住在中山医院附近，司机以为客人突发心脏病了，调转车头直奔中山医院急救室。
这真是个罕见的医生，一天的门诊最多要看200号病人，从早上八点不停地看到华灯绽放，而他的手术日更夸张，几乎每次都是午夜十二点左右结束，“一天二十台左右的手术，八成都是视网膜手术，一年二千多台。如果一个视网膜医生正常上下班，能完成这个数量的一半已经是相当努力的医生了。”
在手术台上，他是亢奋的，大楼里人都走光了，他开始享受全世界的万籁俱寂，“此刻感觉最好，全神贯注，毫无干扰，刀锋过处，精妙利落如有神助。”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周而复始，他说，从医三十年来从未有一日懈怠。“酷爱这份职业，在手术台上是成瘾的快乐。如果脱了这身白衣，我肯定不如贩夫走卒。”
他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而一有空他也会全国到处跑，学术会议、手术演示和义诊。从2000年开始，他就带队下农村，去山区，“主要做白内障和视网膜脱离手术，丽江，香格里拉，贵州，新疆，青海，西藏，到处跑，山里穷，很多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复明之后那种笑逐颜开，欣喜若狂让人动容。”在高原，他强忍着高原反应的强烈不适，一边吸氧一边手术。
他至今念念不忘在日本福冈的两年幸福时光，有大岛健司这位久富盛名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泰斗提携，做临床，做科研，心无旁骛，“每一座城都有这座城的味道，特别喜欢福冈，每到白秋节，这里都有盛大活动。在进行水上游行的110多艘渔船上，人们点燃烟花，边演奏合唱白州的童谣、歌曲，边前行在夜晚的河道上。”
我知道，这座小县城还走出过松本清张，高仓健，他这个年纪，一定对这部电影记忆犹新，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我问，这是《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完了吗？”真由美问。“哪有个完呢！”杜丘说着，带上墨镜。
是呀，哪有个完呢，还有接台手术在等着他，他匆匆往嘴里塞了两个饺子，又进了手术室，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雨停了，天开始放晴，但愿今天夜晚他走出医院，可以看见繁星满天。
1从医之路
1965年，赵培泉出生在山东省东营市，那个年代，中华大地上最光荣的两个职业是医生和教师。高考时，赵培泉一半的志愿填报了师范学校，另一半志愿填报了医学院。“很懵懂，也不知道将来想干嘛，当时还有个笑话——一位指导学生填报志愿的化学老师说：男生们要尽量报考纺织类学校，将来进了工厂，女工多，好找对象，现在想想很好笑。不过，真的上了医学院，穿起这件白大褂，我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有时候在想，当初这种选择其实很侥幸，美国的教育制度就和我们不同，四年本科毕业后才允许报考医学院。这时候，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逐渐成熟，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成为怎样的人，再考虑到底要不要做医生——因为做医生意味着终生学习，一生奉献，如果不经深思就贸然选择，会很痛苦，对病人也不利。”
1988年青岛医学院本科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专业），硕博连读四年，1992年博士毕业。毕业后留在眼耳鼻喉科医院又工作了15年，期间两年在日本博士后留学。2007年进入新华医院工作至今整10年了。
“我从小喜欢捣鼓，动手能力很强，加上身强力壮，选专业时便打定主意要做骨科，班主任按照成绩排名让学生挑选重点实习专业，我在班里成绩第一名，老一辈的医生说“金眼科、银外科”，那就选择眼科了。”
赵培泉的硕士生导师是范德彰教授，为人低调，与世无争，是著名的角膜病专家，尤其对角膜溃疡的诊治，非常有经验。而他的博士生导师，是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泰斗王文吉教授，王教授是国内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开拓者。跟随王教授后，赵培泉的专业就定为眼底病专业了。
1996年10月，赵培泉去日本福冈深造，师从日本最负盛名的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专家——福冈大学医学部大岛健司教授。大岛教授1961年毕业于九州大学医学部，42岁时成为福冈大学眼科主任教授。当时日本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玻璃体手术有三分之二是在他手下做的。这位日本专家喜欢孙子兵法、茶文化，对这位中国学生也很照顾。
第一次见面时，大岛教授问赵培泉，你来这里主要想学些什么，赵培泉回答，想学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大岛教授哈哈大笑，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玻璃体手术是成年人的，两年内可以教会他。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玻璃体手术是玻璃体手术中最难的一种，在日本也只有福冈大学和东京国立小儿病院能较好地从事此种手术，两年时间掌握太难了，但我会尽力而为。
大岛教授教得很用心，赵培泉在大岛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先在模型眼上练习操作中眼球位置的正确变动，进而在动物眼上模拟实战手术，然后做手术的第一助手。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主刀手术的一部分；每例手术术前，均有指导医师详细讲解手术的全过程及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及处理方法。经此慢慢过渡到独立主刀完成手术。
“大岛教授很热心，主动帮我办理了两年的临时行医执照，这在国外非常难得。临时行医执照是当时的厚生省省长、后来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亲自签发的。”
两年期间，赵培泉非常用功，发烧39°还站在手术台上。大岛教授对他的评价很高。一次大岛教授到上海来讲学，拉着王文吉教授的手说：赵医生是楷模，希望以后多派送像赵医生这样的人来日本国学习。
“自从1988年我进入眼耳鼻喉科医院，一待就是19年，我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是在那里学到的，2007年我奔赴新华医院，新华医院小儿科很强，开展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玻璃体手术，应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赵培泉说。
2 “铁人”医生
“手术高不高明是另一回事，在我这里，首先是会诊断。”赵培泉坦言，诊断是考量医生的基本功，“就好比写诗，才背了两首唐诗怎么写？背到300首就不同了，如果背到3000首，那就出口成章了。做医生也是这样，必须见多识广——视网膜疾病有几千种，记得多，一见就认得了。从来没有见过，就诊断不出。老师比学生高明，其实就是多背了几首诗词，多记得几个病例，仅此而已。手术就另当别论，需要悟性，有人永远悟不出，有人心有灵犀，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适合做手术医生的。”
赵培泉认为，很多疾病并不是光手术就能解决的。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视网膜医生，不仅要懂遗传学、影像学、免疫学，还要懂神经眼科学，“人是一个整体，不能把病症割裂开来看。”
他说，自己最好的手术状态是晚上8-12点钟，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只有手术机器在响。一台台手术结束了，就像一件件艺术品呈现，满足感很强。“眼科手术要求精细、干净，不能拖泥带水。一般一台手术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但是特别复杂的会用上两三个小时，比如遇上严重的眼外伤，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小儿视网膜病变等。”
就在上周，一个双眼视网膜脱离的早产患儿，一只眼刚做好，正在准备另外一只眼手术时，孩子突然发生心律失常，从III度房室传导阻滞，急转室颤，好在麻醉医生都在，赶紧进行除颤和有序的抢救，“孩子是有福的，除颤很及时，如果不及时，孩子就没救了。父母从老家千里迢迢来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
随着国内外知名度越来越高，赵培泉遇到的病人也越来越复杂，有些已经在其他医院做过几次手术，视功能极差，还会找到他，求他手术。“找到这里的，都是死马当活马医，甚至死马当死马医，他们都觉得已经钻进了死胡同，永远出不来了，那么，我们就来赌一下，把死胡同打通。好在，赌赢的几率有90%以上。”
别人说赵培泉是“铁人”。每周一、周四的门诊每次要看150-200号病人，其他时间是手术日，一天15-20台手术，一年的手术量2000台左右，80%都是视网膜手术。“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双休日要么学术交流，要么去外地会诊——哈哈，好医生都在天上，周末都在飞往各地的路上。”赵培泉朗声笑道。
3 医生都是宣过誓的
2000年，赵培泉第一次带领国家医疗队，前往香格里拉。那是红十字会白内障复明工程，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组建医疗队支援贫困地区。组织上找到他谈话，赵培泉一口答应，从此，每年的义诊至今从未中断过。
“第一次去香格里拉记忆犹新。那里是高原，紫外线强烈，住宿条件艰苦，整个维西县城只有一个浴室。当时县长来接我们，从丽江到玉龙雪山下，一路泥泞。16万人口分布在大山里，一些老人根本出不来接受手术，出山一趟，要儿子背着爬上一天的山。县里经常没有电，做手术要靠发电机。我那一个月，开了88例白内障手术。”
他参加过12次慈善光明行，有6次在高原上。4000多米的高原上，正常行动都很难受，他和他的队友们，咬牙坚持，一边吸氧一边为病人手术。去年，赵培泉又带团出国，代表国家到摩洛哥支援，全团完成208例白内障手术。“去了就马上手术。中国和摩洛哥时差7个小时，相当于通宵开刀，我已经50多岁了，最后几天出现早搏，回来休养了一段时间才好。其实，扶危救困是我最愿意的。好多家庭家徒四壁，能拿出来招待你的，就是一碗清水——最底层的人生活不容易，当你看到他们生活的样子，会不由自主想去帮助，帮助他们的同时内心也会感到满足。”
除了醉心临床，他也关心社会问题，常给组织提一些建议。“进一步放开民营资本，给申办民营医院松绑，想法是好的，但目前来看不见得是好事。不是有钱就可以投资医疗市场——这不是开歌厅、开饭店、开超市，谁有资本谁就可以进入，医疗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战后日本很多财团和会社也想开医院，知道医院挣钱，但是国家不允许，在日本，没有一家医院的法人代表不是医生。”
接下来，他会提交一篇《中国特色的民营医院现状》的报告，对目前医生的角色进行反思，“每一个医生入学时都是拿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过誓的，医疗市场应该属于那些真正想行医、想帮助别人的医者，而不是只想盈利的人。”
口述实录
唐晔：您的人生中，最开心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赵培泉：还是留学日本的两年，饮食环境很适应，学术研究上也很专心，没有乱七八糟的闲话。我本来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那两年都痊愈了，就连一颗龋齿，也在这段时间治好了，在福冈的两年，有夫人和儿子陪读，一家人在一起最开心，像是度假一样舒心。
唐晔：这些年来的临床工作，您如何评价自己？
赵培泉：从未懈怠一日。打个比方，从1988年起，我就一头扎到临床上，就好像游泳一样，从来没有上岸过。支持的动力是自己真的喜欢眼科，早几年没有什么奖金，工资也很低，但是喜欢工作，享受工作的乐趣，既然选择做医生，哪怕一分钱没有，还是会去救人。当纱布从病人眼睛上揭开的那一刻，病人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光芒，就什么都值得了。
唐晔：现在有什么事情让您感到特别幸福的吗？
赵培泉：到了我这个年纪，做了指导老师，为全国各地每年培养那么多学生，看着学生们成长起来了，非常开心。我给学生们赠书时最常题的一句话是：“为他人的进步喝彩”。我的团队每年在国际上的演讲、论文都很多，今年大概有20篇SCI文章会发表，自己的想法、经验，学生们整理后发表在国外优秀杂志上，这些是用钱买不到的快乐。
唐晔：您在临床上有过无力感吗？
赵培泉：确实有。束手无策的视网膜遗传病和眼部发育异常，历经艰辛手术后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等。但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是临床上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唐晔：您认为，临床医生做手术是需要天赋的？
赵培泉：确实是这样。我国的医学生招生是直接来自高中生，有些医学生是稀里糊涂考上的。我总认为里面有一部分人不适合做医生，我常对学生说，选择了做医生就是选择了奉献，如果心无善根，又怕累怕苦，那就是选错了行。医生中大约有一半有天赋适合做外科领域。
唐晔：这么多年，您觉得什么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
赵培泉：从没有后悔学医，每天都很enjoy，这是从没改变的。性格上也没有太多变化，我小时候就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真的使我感到快乐。
唐晔：有什么让您生气的事情吗？
赵培泉：有些医生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造成重大的并发症，给病人造成伤害，我会很生气，气急了也骂人。气急败坏的样子也有，好在当面说出来，过后就好了。
唐晔：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医患关系？
赵培泉：与病人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医疗纠纷很大的问题是治疗前没有讲清楚。就像处对象，结婚前说家里有车有房，到家一看，三间茅草房，一辆旧自行车，这肯定就有矛盾了。详细地和病人沟通，为什么要开刀，哪怕是开一个药都要告诉病人为什么开药。我的病人大多是小朋友，五六个家长跟着来，每个人都有想法，都有疑问，要解释，说清楚治疗风险。沟通不足，就会产生误解。时代在变迁，时代对医疗界的影响太大了，大家都比较浮躁，各种不良的社会因素都会波及到医疗界。特别是近20年来，非医务人员开办医院介入医疗市场，政府监管不到位，导致医疗市场有些混乱，它们“无底线”式的办医方式，彻底把医护人员妖魔化，是导致医患矛盾激增的原因之一。
唐晔：您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吗？
赵培泉：不太多，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在临床操作上，我有好的身体和好的思路，我有足够的自信。
唐晔：参加这么多慈善活动，支持您的动力是什么？
赵培泉：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帮助别人就是我的动力。能把知识和技能贡献给社会，生活也有意义。
唐晔：除了医学，您有其他什么爱好吗？
赵培泉：我开始喜欢摄影。利用元旦春节假期，我行摄于南极和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格陵兰和加拿大黄刀镇，三年漫漫南极北极追光逐影路，成就了一部《极地追梦》延时片。我可以分享一下见到极光那一刻的感受，真的是一场盛宴，绿色、白色、粉色的极光都开始出现，雪地已经被完全映射成绿色，已经等不及相机长爆的十几秒时间，任何摄影器材所拍摄的画面都无法和人眼捕捉到的景象相媲美。极光真的可以让人感到一种神圣的力量。其实，拍摄就像行医一样，一是要喜欢，二是要尽其所能，做到极致。我的摄影指导老师是上海市市北医院眼科主任陈吉利主任医师，在眼科界都称他为“摄影大师”，他若不做医生，摄影完全可以成为他谋生的手段。早年我曾带教他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近年他教我摄影艺术。冥冥中像是上天的安排，感谢他把我领进了摄影圈，每次外出行摄，我都把夫人带上，以弥补一点对她的亏欠。
采访/唐晔编辑/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