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叙尔
人们在考察日本的“亚洲认识”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各种不同“亚洲认识”的背后，潜藏着日本固有的“路线”与“思潮”，或称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些不同的派别时而剑拔弩张的对峙，时而偃旗息鼓的協调。然而其内在的利益对抗与价值冲突总是存在。这些思想派别历时很长，虽有蒼海桑田，历史巨变，然而隐而再现，其脉络渊源总是不变。
近代以来，日本思想派别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由主义派别。“脱亚”主义是这个主义的别称，产生于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及西学启蒙运动，其特点是着力引进西学，创导文明开化。思想领袖是福泽谕吉。一个是亚州主义派别，“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为其各时期的别称。思想代表是冈仓天心、大川周明。观察当今日本思想界，纵有七种思潮，八种派别，杂七杂八，眼花缭乱，不如说主要是两派，一派是福泽谕吉的“后代”，一派是冈仓天心、大川周明的“余绪”。
“脱亚论”的亚洲认识论后继有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梅棹忠夫以“文明的生态史观”为代表的亚洲论。这是福泽亚洲论的第二代传承。至于川胜平太的“海洋文明史观”的亚洲论，则是福泽亚洲论的第三代传承。
按照同样的文化哲学理念，冈仓天心、大川周明的亚洲论往下传，首先接棒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活跃，以研究鲁迅闻名的竹内好。他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将战后业已尘封，鲜人问津的“亚细亚主义”重新晾晒出来，从中抽取“亚洲同一”，“联合攘夷”的精神要素。由是而观，竹内好是亚洲主义亚洲观的二世传人。本文所述主张“亚洲同一”与“亚洲盟主”论的坂本多加雄教授等则可认作日本主义亚洲观的三世传人。
关于日本人的亚洲观，除从上两派之外，还有一派，那就是以滨下武志教授为代表的，介于新日本主义与新脱亚主义之间的“海域史观”学派。这一派亚洲理论，跳过传统的“地域”研究方法，采用全新的“海洋”视角，考察亚洲海洋领域，尤其是东亚海洋领域经济活动规律，探寻亚洲的历史特征与现实身份。尤其宝贵的是，这个学派通过对历史上朝贡体系及当代中华经济网络的精详述论，对于中国人在文明进步道路上，熟悉国情，探索前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在讨论这个派别的思想特点时，首先要说的是其既无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也无亚洲主义的精神传承。它“介于”新亚洲主义及新脱亚论之间，既存在学术的联系，又保持思想的距离。别开蹊径，自成一家。
滨下武志不认同新亚洲主义者有关“亚洲同一”的说法。他表示，不要说亚洲“同一”，就是日本人的思想也有“同”不到一块的时候。日本文化并非单一的板块，而是多元的组合，常因地域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文化各异。就不同地域而言，日本西南地方与东北地方思想态度迥然有别。这在明治维新之际特别明显。就不同时代而言，古代感受中国礼仪，近代沐浴欧陆风情，战后则接受美国价值，也没有真正“同一”过。[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版，第48ページ。]
滨下对新亚洲主义者的“日本价值中断”论也持质疑态度。他说：从表面看，以一九四五年为界，日本思想前后“中断”，但本质而言，从来都是连贯一致。研究战争前后日本思想的连续性，应该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举例来说,日本历来是缺少资源，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建国方策。这些方策过去用过，现在依然延用，岂非说明民族思维总在连续中，而非“中断”。[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版，第41ページ。]
滨下武志不同意川胜平太信奉的“欧洲中心说”。认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欧洲中心”，因有中国朝贡贸易圈与之匹配。现在也没有“美国中心”，世界本是多元的存在。一个个国家与地区枢纽，一个个经济区域，共组世界的文化图像，各有自己的文化自觉与价值判断。
世界以“网络”的形式存在，网络有“网结”，每个网结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与文化的单元。“网结”何其之多，显见文化的多元与世界的多极。因为你不可能看到一张有“中心”的网。[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版，第48ページ。]
滨下武志[滨下武志（194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撰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9年）、《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1996年）、《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1997年）。1997年与船桥洋一于《中央公论》1期发表对话录《21世纪的亚细亚》。1999年编：《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版。同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中文版问世。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反对“西方冲击论”，这也是对川胜平太的评判，因为川胜赞同此论。滨下认为，西力介入之前，中国已形成一个涵盖东亚，波及世界的“朝贡贸易圈”。其生生不息的自行运转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契机”，而不待西洋炮火的“冲击”。[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他指出历史事实“促使我们对迄今为止形成的'西方冲击论’进行再探讨”，不必把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当然起点和历史分期的标志”，“如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则应追溯到19世纪初”[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如着眼于中国旧制度的解体与新制度的萌生，“那么中国的近代，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似乎更为妥当。”[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重要的标志是“朝贡贸易”。
滨下武志与船桥洋一曾就“亚洲的未来”有过一次对谈（对话）。当时滨下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船桥为朝日新闻社美国总局局长。具体题目是“面向21世纪的海洋的视角”，主题有关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香港回归后的中国体制的“海洋化转换”。谈话内容发表于《中央公论》1997年1期。
滨下与船桥都感到中国存在着是回归内陆还是面向海洋的机制选择。这是观察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视点。考察中国的地理经济，不缺少海洋优势，其航路连接远洋，具有走向海洋的充分条件，而目前中国南方的经营事业已明显具备“海洋”特点。他们向世界通报：“中国的关注力向着海洋倾斜的事实引人注目”。
滨下和船桥一起设想中国“走向海洋”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周边国家已经在海洋立国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另一方面中国要开拓海洋，又必须提出正当的权利主张。再则，古代中国并非海洋国家，也从未成功地向世界宣示过作为海洋国家的形象，缺少经验自不待言。然而，不管困难多少，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濱下武志、船桥洋一：『21世紀のアジア——海からの視座』，『中央公論』1997年1期。]
滨下武志1999年6月出席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参与举办的“中国与东北亚关系”小型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内容分为：一、后国家时代与亚洲。二、“亚洲价值观”与西洋式“发展”模式。三、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四、政经主体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空间。[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演讲系列之一，2000年版。]
会上，滨下提出解说亚洲史的全新概念，即从朝贡贸易的平台观察亚洲历史的“海域的历史观”，或称“海域主义”。他认为解说亚洲的历史，可以“海域”为主予以解释，也可以“土地”为主予以解释,而海域主义的解说方法“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滨下所说的“海域”包括东亚海域、黄海海域和南海海域。
滨下的“海域主义”包含“东亚地域网络”理论及“中华经济网络”理论。理论的价值在于进一步考察东亚。他在《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界定东亚：东亚，是广泛意义的“东亚”，是作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存在的“东亚”。在瞩目东亚的同时，应将观察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亚、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国家与地区。东亚，“有时产生强烈的求心力，有时出现显著的边缘能量。这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相互交替的地域。”
他强调东亚是一个“海域”的东亚，在广润的东亚海域存在着世人瞩目的“中华经济网络”。这个“网络”的前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现在，这个奇妙的“网络”无论其规模与功能，都已超越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他说，“中华经济网络”的形成，得力于历代华人移民向南洋扩散。扩散不是“离散”，结果“散”而不“离”，组成连接中国的宏大海域“网络”。长期的历史延续过程中，中国的南方居民“不得已的移民活动”，所造成的对现代的“正面的社会效应，始料所不及”。 [濱下武志編著：『東アジア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版，第1ページ。]
滨下论香港为“中华经济网络”上的一个典型“网络枢纽”。论其作用有两个。其一，华人的移民中转站。经由此“站”，中国人不仅移民南洋，还前往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世界各地。其二，华侨向中国汇款的金融转运站。由此两个作用，香港不仅把华人移民途径与资金流动线索连接起来，还将亚洲临近地区吸引组合起来，形成以它为“枢纽”的经济区域。
由上可见，滨下武志的亚洲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他的理论不属于新亚洲主义，也不属于新脱亚论，同时与日本当代各类政治思潮也少联系，因此更具公允平实的学术特征。其次，如果说新亚州主义与新脱亚论都有前人现成的理论工具可以沿用，那么滨下的理论工具则是自制与独創的。他創造“海域史观”，超越既有的“地域史观”，从海洋的视角观察历史，探寻规律，所得的亚洲认识更具新意，更接近事实与真知。
再有，滨下在研究亚洲时，特别注重中国史的考察。他从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及当代中华经济网络研究所得的成果，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具有直接有益的参考价值。
滨下武志的亚洲理论还具有许多特点，如陈威志、石之瑜所言。一、发现亚洲内部的历史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二、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内部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中，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性”的亚洲近现代。三、改变过往从“时间顺序”探讨历史的方法，转为从“空间模式”的角度观察历史。由此建立多元的历史新模式。[陈威志、石之瑜：《从亚洲认识中国：滨下武志研究“朝贡体系”的启示》，《政治科学论丛》2009年3月。]
综上所述，日本进入21世纪之际，进行了一场有关“亚洲是什么”的大讨论，目的在于站在日本的立场，重新定位亚洲的“身份”，进而回答如何看日本，也包括看中国。有三个最有影响的思潮派别发出声音，它们各从新亚洲主义、新脱亚论、海域史观立场阐述自己的亚洲观。
对此加以回顾与探讨，将对中国如何设计亚洲战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如何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