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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关子
以前的文章都是直入主题，今天换个风格，先卖三个关子。
关子一：蝙蝠侠标志？
告诉我，上图在你的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反正我瞬间就想到了蝙蝠侠：
本图来自网络
可是，它是一件几千年前的文物，那时候连美国都没有，哪来的蝙蝠侠？
它，到底是什么？
关子二：黄纸片？
这是啥？某地的民俗剪纸艺术？
那就太小瞧它了，就这么一片薄薄的掌中之物，其价值可与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相提并论——也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
它，到底是什么？
关子三：完全摸不着头脑？
嘴缝上了，眼戳瞎了，这个奇形怪状的“独眼龙”到底是个啥？
想知道答案吗？
接着往下看！
西南遗珍
在之前的“国博”一文中（见文首传送门），曾提到我国的史前文化分为八个区域并介绍了其中的“海岱文化”（主要位于今山东一带），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巴蜀文化”乃至整个西南边陲的古文化。
我国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以及西藏的部分地区，虽然今天这里经济繁盛、人口稠密，然而在古代的某段时间，这里曾是史书中载为“南蛮”、“西南夷”等的化外之地，是中原王朝流放犯人的地方。
实际上，古代的西南地区曾诞生了很多辉煌的文明，比如云南的滇国（见文首“云博”文）、成都的三星堆等等，只不过古代交通不便，大部分中原百姓无缘得见，就以为是不毛蛮荒或虫蛇毒瘴之地。
司马迁在《史记》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源于当年汉朝派使者前往西南找寻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因汉武帝喜欢身毒国的布帛和竹杖），使者们途径夜郎国时，国王问：“汉朝和我国相比，哪个大？”
我想，当时汉朝使者一定是用尽全力憋着笑，不失体统地敷衍了夜郎国王，否则可能脑袋搬家，一回国，马上把这事编成段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分享与皇帝和大臣，而后散播于民间，自此，“夜郎自大”流传至今。
其实，说句公道话，夜郎挺冤的。因为汉朝使者一路上所经小国甚多，几乎都被问到了“本国和汉朝哪个大”的问题，这不怪国王们没有见识，实在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啊——几千年前，别说车缓马慢，人迹罕至的地方连路都没有，而且各国间往往隔着大山大河，出个远门的难度堪比现在送人上太空，不然李白怎么会叹“蜀道难于上青天”，实力强大如汉朝才能派得起使者出国，你让夜郎人到哪里长见识去？
偏安一隅很容易坐井观天，19世纪的大清统治者不也是人家的大炮都怼到门口了，还不知道敌人来自哪里嘛！
所以啊，时刻记得“睁眼看世界”，个人和国家都一样。
博闻如司马迁，还是小看了西南的文明程度，他所不知道的是，早在千年前的商朝，成都平原就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
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争雄于四川盆地；战国秦汉时期，夜郎、滇国和瓯骆文化交相辉映，并起于西南大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公元前214年，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西汉时，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夜郎、滇国受王印，从此，大西南融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中。
在近千年的汉夷冲撞中，西南地区诞生了夜郎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瓯骆文化......产生了独具魅力的西南青铜文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精美的青铜文物，顺便填上上文挖的坑。
戴金面罩铜人头像（商 三星堆）：
该文物由铜头像和金面罩（有所残缺）两部分组成，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金面罩是金箔锤碟而成，以生漆调和石灰作为粘合剂黏附于头像。
铜人头像（商 三星堆）：无金面罩。
铜人面具（商 三星堆）：
铜尊（商 三星堆）：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尊是一种酒器和礼器，青铜尊、罍（音雷）作为核心礼器，在蜀地传承了1000余年。
羊首涡纹铜罍（商末周初）：
太阳神鸟金箔（商 金沙遗址 复制品）：
如果你去成都旅游，这个形象很容易见到。金箔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十二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为四只逆时针飞向的鸟；2005年，“太阳神鸟”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铜鸟（商 三星堆）：
以上所展示的是古蜀国（今四川地区）的文物，均出土于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从它们的形象气质上，能看出区别于中原文化的显著特征，也能感受到神秘而煌煌文明魅力。
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意思是古蜀国（蚕丛和鱼凫都是古蜀国的国王）的年代实在太久远，如在雾中让人不得窥见。而如今，借着博物馆中的文物，我们普通大众都可以一窥古国文明风采，何其幸哉！
看完了蜀国，再来看看巴国（今重庆地区）。
铜印章（商）：
这枚印章其实很小，透过放大镜才呈现照片所示的大小，如果超级英雄也有印章文化，那这枚一定属于蝙蝠侠。
三羊尊（商）：
此物采集于巫山大宁河，是重庆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器，对于研究巴人与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错银铜钫（西汉）：
此物出土于重庆南岸区大兴场，是巴人上层社会用器，两千年的岁月仍然没有磨掉其雍容华贵的气质。
错金银犀牛带钩（战国）：
虎钮錞（音纯）于（战国）：
如果你读过了“云博”一文，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件古滇国的贮贝器，其实不然，它是巴文化中最具特征性的一种青铜乐器。
蟠螭纹提梁壶（战国）：
这是一件兼具巴、楚风格的酒器，出土于著名的巴人墓地——重庆云阳李家坝墓地；《水经注》中记载，两汉时期云阳盛产一种美酒——巴乡清，这件酒器就是当地酒文化发达的证明。
说到巴楚，提句题外话：战国时，巴楚两国关系密切，很多巴人居住在楚国的都城郢并带来了自己的民间乐曲，他们的音乐通俗易懂，非常受楚人欢迎。楚国著名的帅哥宋玉曾写道“客有歌于郢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我们现在常说的与“阳春白雪”相对的“下里巴人”，就来源于此。
嵌绿松石鸟形尊（战国）：
这件出土于重庆的巴文化器物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
巴蜀就到这里，下面看看黔、桂的古文明。
饰虎铜釜（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贵州）：
这座铜釜除了两侧的虎饰引人注目，前面的环形大耳也很有特色（背面还有一只），它叫“辫索纹环形大耳”，因为耳上的纹饰像一组组编成辫子的绳索。
甬钟（战国 贵州）：
甬钟是始于周代的青铜打击乐器，因上层平面上立有"甬柱"得名，区别于上部立有悬钮的钮钟。
“武阳传舍”铁炉（东汉 贵州）：
因炉身内壁铸“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铭文而得名，“武阳”（金四川彭州）属犍（音前）为郡，“传舍”是古代驿站，汉武帝时开辟了一条北起犍为南达平夷的交通大道，此器是反映汉代西南地区交通状况的实证。
铜桶（战国 岭南）：
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约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大都出于南越国高级贵族的墓葬，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或储酒；岭南百越有诸多小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瓯、骆越、句（音够）町等，它们创造了欧骆文化等特色西南文化。
三足铜案（西汉 贵州）
如果你仔细阅读过我之前的文章，这种星芒图一定会有印象，在“贵州游记”一文中，西江千户苗寨有一个芦笙广场，广场的地面就铺饰着这种星芒图案：（这是西南文化的一种特色）
兽面纹提梁铜卣（商 广西）：
卣是一种盛酒器，最著名的莫过于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山西“萌王”鸮卣；这座卣是典型的中原器物，出土于瓯骆地区，可能是通过赏赐、购买或交换而来，也可能是战利品。
翔鹭纹铜鼓（西汉 广西）：
鼓也是西南尤其是黔桂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甚至被视为圣物，比如苗族的鼓藏节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在青铜时代，鼓就是瓯骆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据文献记载，在十万大山中，“得鼓二三，即可僭号称王”，到今天，广西仍被称为“铜鼓之乡”。
蒜头型铜扁壶（西汉 贵州）：
蒜头壶是典型的秦器，扁壶在战国早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这件器物融合了蒜头壶和扁壶的特点。
以上是出土于贵州和广西的文物，下面去云南，领教一下夜郎等国的气质。
在“云博”一文中主要介绍了古滇国，其实同时代云南地区还有句町、夜郎、南越、脚趾、昆明等众多部族或方国，其中滇国和夜郎最为强盛，它们灭亡后，句町成为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方国，句町王是云南地区被汉王朝封赐的第二个王。
下面先展示一些句町的文物。
铜孔雀壶（汉代）：
葫芦形彩绘双耳铜壶（汉）：
人面鱼形四鸟纹青铜当卢（西汉）：
“关子三”终于出现了！原来它叫“当卢”，当卢是古代系于马头部的饰件，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除了装饰，我猜，也有吓人的作用。
再来看看滇国的青铜器。
在“云博”文中已经详细介绍过贮贝器以及扣饰等，感兴趣可以点击文首传送门，这里不再赘言。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西汉）：
来一张狩猎场面特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古滇国精湛的铸器技艺：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西汉）：
动物搏斗场面贮贝器（西汉）：下方两侧是环纹贷贝。
房屋扣饰（西汉）：
滇国人喜爱孔雀石、绿松石、玛瑙等装饰，不仅是衣饰，武器上也常见动物装饰。
琥珀串珠：
据学者研究，这些琥珀是来自于缅甸的血珀，春秋战国时期，缅甸的琥珀就沿着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进入云南。
金腰带 和 圆形铜扣饰（西汉）：
饰五牛铜线盒（战国）：
牛虎铜案（西汉）：
在滇国，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大、小牛分别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造型真实地表达了使用者对权力、财富及生命的渴求，反映了滇人独特的审美意识。
持伞男俑（西汉）：
此类持伞男俑一般置于铜鼓或贮贝器上，位于棺木两端，有供养和导引神灵之意。
孔雀雉鸡铜杯（西汉）：
这是一种酒器，孔雀雕塑具有浓郁的亚热带文化特色。
猛虎袭牛铜枕（西汉）：
又是滇人爱装饰的明证——连枕头上也装饰着这么多动物。
镀锡铜牛头、镶石圆形牛边铜扣饰和长方形狐围边铜扣饰（西汉）：
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
卷刃铜弯刀 和 折柄有銎（音穷）铜弯刀：
这是滇西哀劳文化独有的器物。哀劳九隆王族兴起于战国中期，统辖着蜀汉两晋永昌郡的地域，这种大弯刀、以及山字足案和鞍顶束腰铜盒是哀劳国特有的青铜器。
随着秦灭巴蜀和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渐消亡，“君长”林立的局面也烟消云散，汉人南迁，西南文明和中原汉文化开始深度交流融合，开启了新的文明时代。
铜车马（东汉）：
东汉时，西南地区墓葬中普遍出现了铜车马及相关配件，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它意味着汉夷文化的深度交融，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社会经济更为富足。
结语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伏案奋笔，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书写了西南诸多古国的兴衰起伏。
一千多年前，李白挥毫纵横，在《蜀道难》中喟然长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半个多月前，一个背包青年在云博的展馆中，阅司马所书，感李白所叹，于是，你们看到了上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