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各银行所发的钞票，却有小至二十先令的，在这情况下，纸币的流通范围就自然推广，使商人与消费者间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纸币。在国会议决禁止通用十先令和五先令的钞票以前，消费者购物，便常使用小额纸币。北美洲那里发出的纸币，竟有小至一先令的，结果，消费者购物，几乎都用钞票。
如果纸币象在伦敦那样，主要在商人间流通，市面上的金银便不至匾乏。如果象在苏格兰尤其是象在北美洲那样，纸币的流通，推广到商人与消费者间交易的大部分，市面上的金银就会全被驱逐，国内商业会至用纸币进行。
数年前，苏格兰各银行，常在所发钞票上加印选择权条款。依此条款，凡持票求兑者，或见票即兑，或见票六月后兑现，但添付六个月的法定利息，可由银行理事决择。有些银行的理事先生，有时利用这个条款，有时威胁持大批钞票求兑者，要他们满足于一部分的兑现，否则就要利用这条款。那时候，苏格兰的通货，几乎大部分是这些银行的钞券。能否兑现，既大是疑问，其价值当然会低落在金银之下。
一国君主，如果规定赋税中有一定部分必须用纸币缴纳，那末，即使纸币什么时候兑现，全视国王的意志，亦定能多少提高纸币的价格。发行纸币的银行，若测度纳税所需，使所发纸币额，常常不够应付纳税人的需求，那纸币价值，即将高于它的面值，或者说，纸币在市场上所能买得的金银币，会多过它票面所标志的数量。
金银所能换得的他种货物的量，不会因此减少。金银价值对其他货物价值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取决于国内通用纸币的性质与数量，而取决于当时以金银供给商业世界大市场的金银矿藏的丰瘠，换言之，取决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对一定数量他种货物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比例。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
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须仰给于收入。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两项：一，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二，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但在归到获得它的人们手中后，除维持他们衣食外，他们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
今日欧洲各富国，往往从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其余则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
就欧洲各富国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货币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卖买，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
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
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样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不生产者。假使当时没有战争，那末当时当作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并提供利润，那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
费财于耐久物品，由于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所以可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不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
贷出取息的资财，出借人总是看作资本。出借人总希望借贷期满，资财复归于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这资财，要付他年租若干。这种资财，在借用人手里，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果用作资本，就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可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
取息的贷款，大都是从货币借出，或为钞票，或为金银。但借用人所需要、出借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
以资本贷人取息，实无异由出借人以一定部分的年产物，让与借用人。但为报答这种让与，借用人须在借用期内，每年从较小部分的年生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付息；在借期满后，又以相等于原来由出借人让给他的那部分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分的场合，货币虽然都作为让与证，但和其所让与的东西，完全不同。
资本的利润，却不是这样。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比方，我们说到工资，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工资是每星期五先令；我们说到利润，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利润是百分之十。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但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会取得利润，所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会使它加甚，国为，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
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的国家，为了禁止重利盘剥，法律往往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总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那些能够提供绝对可靠担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货币时通常所付的价格。现在英国，从货币贷给政府，年息为百分之三，贷给私人，若有稳当担保品，则年息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所以，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五为法定利息率，也许是再适当没有。
没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减低到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之下。1766年，法国国王规定利息率须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四，但结果，人民用种种方法逃避该法律，民间借贷利息率仍为百分之五。
如果土地地租远逊于货币利息，那就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必因而跌落。反之，如果这些利益抵偿这差额后还有许多剩余，那就谁也宁愿购买土地，土地普通价格就会提高。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减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土地售价就上升到年租的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
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的利润，都来自前两者所生产及后两者所售卖的货品的价格。但是，各自投在这四种用途的资本虽相等，但因用途不同，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却不相同，从而，对于所属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比例，亦不相同。
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因为有这种资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很有效用。譬如，英国亚麻制造者年年投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
一国资本，要是不够同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末，我们就可以说，投在农业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愈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愈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亦将因所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
一切批发贸易，或一切大批买进来以便大批再卖出去的贸易，可分作三类，即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这个地方买国产货物进来，再在国内另一个地方把它卖出去，那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贩运贸易，是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以甲国的剩余产物运往乙国。
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价值，即和其一切赋税最终所以出的基金相称。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共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
如果一国累积的资本，不能全数用来供给本国消费，全数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则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运送贸易渠道，供给他国消费，维持他国的生产性劳动。运送贸易，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结果与征象，但不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原因。赞成这种贸易而特别给予奖励的政治家，似把结果与征象误认为原因。就土地面积和居民数目来衡量，荷兰是欧洲最富之国，所以，荷兰占有了欧洲运送贸易的最大部分。
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品直接交换，有的是以货币或纸币作媒介交换。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
没有工匠的帮助，农耕必大感不便，且会时作时辍。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象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后来，又有屠户、酒家、面包师，只及许多就供给临时需要那一点说对他们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于是市镇日益扩大起来。乡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务的。市镇是乡民不断前往把原生产物交换制造品的市集或市场。就是依着这种交换，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适应着当时这种情况，在地产承继方面，长男承继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来。为了同一理由，君主国通常亦由长男一人承继。虽然最初并不总是如此。为君主国的安全与权力计，国土宁可不加分裂、宁可在诸儿女中，选择一个人来单独承继。
限嗣继承法是长男继承法施行的自然结果。它的采行，旨在维护由长男继承法导引出来的直系继承，以及防止由于子孙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遗产在赠与、遗让或割让名义下旁落的危险。这种法律，罗马人是全不知道的。
土地仍是由地主占有、由农奴耕作的。这种奴隶制度，在俄罗斯，在波兰，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亚，在摩拉维亚，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现在还存在。这种制度逐渐全然废除了的地方，不过欧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进行大改良，已是很难，那末，当他们使用奴隶耕作的时候，要他们进行大改良就更是无望了。
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称作对分佃农的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隶农），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废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作什么。在这制度下，种子、牲畜、农具，总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都由地主供给。农民离去或被逐去时，这种资本就须归还地主。出产物在留出被认为保持原资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后，其余就由地主与农人均分。
保障最长租期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的法律，据我所知，乃英国所特有。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去。但当时，限嗣继承的财产的承继人，往往不许从一年以上的期间出租田地，所以，这法律的泽润未能尽量广布。最近，国会虽立法补救，但这些束缚仍太严厉。此外，在苏格兰，租地人又因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所以不象英格兰加农那样，受到地主那么大的重视。
法国今天仍有贡税，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一例。贡税是加于假定的农民的利润的一种税，它是根据农民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估定的。所以，农民为自身利益计，尽可能装穷，结果，他耕作所用的资本必减至尽可能少的程度。至于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就以减少到零为宜。
在所有国家里，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农、大农。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也许格外有这种情形。据说，在荷兰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尔尼共和政府中，农民的地位，亦不亚于英格兰农民。
市镇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们的处境无异于隶役，或近似于隶役。古时各宪章所赋与欧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权利，充分证明了他们在未取得这些权利以前的生活情况。这些宪章，准许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领主许可；第二，在他死后，他的财物，可由儿孙承继，不由领主领取；第三，自身遗产，可由遗嘱处分。这种权利的颁给，充分证明了在未颁给前，他们是和农村耕作者几乎一样，或竟全然一样，处于贱奴状态。
市居民的人头税，是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收入，多由国王制定比额，在一定年限内包给该市长官或其他人征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这样的信用，来经收他们本市的这种税收，于是就对这全部税额，联合负责。他们通常设立一种自治机关，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设立市政府，颁布市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事、任守备。遇有敌攻或意外事情，凡属居民，不分昼夜，都须尽防卫责任。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辖；所有诉讼，除公诉外，都可由市长判决。在其他各国，市长所得的裁判权尤大。
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领主嫉妒愤怒，有机会即加以压迫侵凌，不稍宽恕。市民当然嫉恨领主，畏惧领主。恰好，国王亦畏惧领主，嫉恨领主。另一方面，国王虽亦鄙视市民，但他没有嫉恨他们、畏惧他们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关系，使国王市民互结同盟，以抗领主。市民是国王敌人的敌人，所以，国王为了他自己的利盎，尽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变为稳固，不依靠这种敌人。
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稍有储蓄，必掩藏唯谨，免得领主看见，攫为己有，而且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加之，当时法律对市民既如此宽纵，同时又如此热望削减领主对农民的权力，所以，农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可永享自由。因此，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在欧洲，最早由商业致大富的，似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当时居于世界的文明部分和进步部分的中心。十字军虽然破坏了许多资财，伤害了许多居民，妨碍了欧洲大部分地方的进步，但却非常有利于意大利若干城市的发展。为争夺圣地从各地出发的大军，对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各市的航海业，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十字军有时由这些地方的船只运送，其粮食则常由它们供给。它们简直可以说是大军的辎重队。使欧洲其他各国遭受极大破坏的十字军，却成为这些民主国富裕的泉源
有时，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制造业和粗物制造业逐渐改良而成的。我们说过，即最贫陋的国家，亦常有家用品制造业和粗物制造业。由这种制造业逐渐改良而生的制造业，大都使用本国出产的材料；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离海岸很远有时甚至离可通航运的水路亦很远的内地加工的。
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有所贡献，其贡献的途径有三。 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易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的改进。受到这利益的，不仅仅是都市所在的农村。凡与都市通商的农村，都多少受其实惠。二，都市居民所获的财富，常用以购买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开垦的土地。商人们都渴望变成乡绅。而且，在他们变成了乡绅的时候，他们往往最能改良土地。三，农村居民一向处在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对其上司的依附状态中。但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不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在欧洲尚不知有所谓封建法律以前数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领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权、铸币权、制定地方行政法规权，也已在这时候掌握在大领主手中了。英格兰被征服前的萨克逊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并不下于被征服后诺尔曼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
自国王以下，直到最下级的领主，都由封建法律妥为制定等阶，各有各的职守和义务。在领主未成年时，该领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归其直接上司领受，土地管理权亦归其直接上司掌握。结果，各大领主未成年时，他们土地的地租和对土地的管理权也都归于国王。国王对于这种未成年的领主，尽保护教育的责任，并以监护人的资格，为之婚娶，不过选择的对象，要身分相称。
在大地主以地租维持佃农和门客的生活时，他们是各自维持各自的佃农和门客的生活。但在他们以地租维持商人工匠时，他们全体所能养活的人数也许和往昔一样多，而且由于乡村式的款客方法难免浪费，现在所能养的，也许比往昔还多。但是，分开计算，他们每个人对这较大人数中每个人的生活费所贡献的往往极微。每个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费，都不是得自一个顾客，而是得自千百个不同的顾客。
个人消费增大这个因素，又驱使地主们渴望所得地租，能超过现在改良状态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额。但这样土地就要进一步改良，佃农就要增加费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够长，不足以使他收回这增加的费用及其利润，他决不会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长租期。地主们爱好浮华，要扩大用度，终于承认佃农的条件。这就是长期租地权的起因。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一通常流行的见解，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
汇兑的高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输出和输入，使他们尽量缩小他们的支付额。此外，汇兑的高价必定会产生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增高外货的价格，从而减少外货的消费。所以，汇兑的高价不致于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因而也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当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样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输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严刑峻法，并没能使金银不外溢。从秘鲁和巴西源源而来的输入，超过了这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银在这两个国家的价格降低到邻国之下。反之，某国的金银量如不足供应其有效需求，那就会使金银的价格抬高到邻国之上，用不着政府操心去输入金银。 固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不变动的，但其变动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和齐一的。
抱怨货币稀少的人，未必都是无远虑的浪子。有时，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地方都会普遍感到货币稀少。营业过度是这一现象的普通原因。稳重的人要是不比照其资本订定经营计划，结果也会象没有量入为出的浪费者一样，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又没有借贷货币的信用。
商人所以普遍觉得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已知的和确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换，但要取得货币来交换货物，却不见得那么容易。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借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立刻就会有一部分商品被运到有金银铸币的外国，去购买为流通商品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我们又知道，金银器皿的数量都受国内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的支配，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增加了，就很可能会有一部分增加的财富被送到有金银器皿的地方去购买所需要增加的金银器皿。
如果金银累积得超过所需的数量，那末，由于金银的运输是那么容易，而闲置不用的损失又是那么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防止其立即输出国外。
一国可循三种不同的途径购买远遣军队的饷给与食粮。第一，把一部分累积的金银运往外国；第二，把制造业的年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外国；第三，把常年原生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外国。 不妨称为一国累积或贮存的金银，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第三，由干多年节俭而业已聚存于国库的货币。
除上述三种金银外，在一切大商业国中，还有大量金银块交替地输入和输出，以经营国外贸易。这种金银块象国币在国内流通一样地在各商业国之间流通，可以被看作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国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受流通本国境内的商品的支配，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则受流通于各国间的商品的支配。
所以归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人们认为，每年这样大的费用一定从巨额的年产物中支付，那是很自然的。
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得自国外贸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经营国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物品有了价值。利用这个办法，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并不妨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美洲的发现确曾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
几乎同时发生的经由好望角至东印度的航道的发现，也许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大的国外贸易市场，虽然距离更远。美洲当时只有两个在各方面都比野蛮人优越的民族，它们在被发现后不久就被消灭了。其余的都不过是野蛮人。但是，中国、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几个帝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各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 文明富国间交易的价值，总会比文明富国与未开化人和野蛮人交易的价值大得多。
财富在于金银，以及无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差额、即使输出价值超过输入价值才能输入金银这两个原则既然已经确立，那末，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目的就一定变成尽量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尽量增加国内产业产品的输出了。因此，使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就是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 输入的限制有二种。 第一，凡能由本国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无论从什么国家输入，都一律加以限制。 第二，在对某些外国的贸易中，如果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本国，那就几乎是无论何种货物。只要是从那些国家输入的，都一律加以限制。 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采用高关税的方法，有时采用绝对禁止的方法。 奖励输出的方法，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发给奖励金，有时是同主权国家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上述两种限制输入的方法连同四种奖励输出的方法，乃是使贸易差额有利，以增加国内金银量的六种主要的手段，为重商主义所倡导
社会全部的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任何个人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地，大社会的一切成员所能继续雇用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决不会超过这个比例。任何商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的产业量的增加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
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必能推动更大量的国内产业，使国内有更多的居民能够由此取得收入和就业机会。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也有同样的优点。
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
航海法，对来到英国输出英国产物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往时输出货物和输入货物通常都要纳的外人税，由于以后若干法令，有大部分输出品，无须再缴纳了。但这一切，都不足减轻航海法对国外贸易的有害倾向。外国人如果因为受我们禁止，或被我们课取高关税，不能来此售卖，也不能来此购买。空船来我国装货的外国人，势必损失从他们国家到大不列颠的船费。所以减少售卖者人数，即是减少购买者人数。这样，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比较，我们不仅在购买外国货物时，要买得更贵，而且在售卖本国货物时，要卖得更贱。但是，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在我们邻国禁止我国某种制造品时，我们通常不但禁止他们同种制造品，而且禁止他们其他几种制造品，因为仅仅前者，很少能绘他们以显著的影响。这无疑可给我国某些部门的工人以鼓励，替他们排除了一些竞争者，使他们能在国内市场上抬高他们的价格。不过，因邻国禁令而蒙受损害的那些我国工人，决不会从我国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们以及我国几乎所有其他阶级人民，在购买某些货物时，都不得不支付比从前更为昂贵的价格。
摧毁同业组合的专营的特权、撤废学徒法令（这二者都是对天赋自由的实际侵害），再撤废居住法，使贫穷工人在此他此业失了业的，能在被地彼业就业，无须担心已被人检举，亦无须担心被迫迁移，这样社会与个人，由于某特定制造业工人的偶然遣散而蒙受的损害，就不会大于他们从士兵的遣散所遭受的损害。
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增加金银量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在这次战争开始以前，法国大部分农产品和制造品，至少也须负担百分之七十五的税。但大部分货物实在负担不起这样重的税。所以，课它们以这样重的税无异禁止其输入。我相信，法国也针锋相对地以同样苛重的税，加在我们的货物及制造品上，虽然我不知道它所课的税具体苛重到什么地步。这种相互的限制，几乎断绝了两国间一切公平贸易，使法国货物运至英国，和英国货物运至法国，主要都靠走私。
按照一向计算汇兑平价的方法，汇兑的一般情况，亦不能充分表示，汇兑的一般情况如果被认为有利于一个国家，那末债务与债权的一般情况亦对它有利。换言之，真实的汇兑情况，与估计的汇兑情况，可能极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往往极不相同，所以，在许多场合，关于债务债权的一般情况，我们决不能根据汇兑的一般情况得到确实的结论。
包含等量纯银的一定数额英国货币，未必就能购买包含等量纯银的一定数额法国货币，因而未必就能购买在法国兑付这货币额的汇票。如果为购买一张汇票，英国所支付的超额货币，恰好补偿法国铸币费用，那末两国间的汇兑，事实上就是平兑。
象法国、英国那样的大国，其通货几乎全由本国铸币构成。如果这种通货因磨损、剪削或其他原因，而其价值降至标准价值之下，国家可通过改铸有效地恢复通货的旧观。但是，象热那亚、汉堡那样的小国，其通货很少全由本国铸币构成，一定有大部分是由它的居民常常来往的各邻国的铸币构成。象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铸，只能改良其铸币，未必能改良其通货。
据说，汉堡银行的贴水，一般约为百分之十四，这百分之十四，乃是国家标准良币与由邻国流入的损削低价劣币二者之间被认为应有的差额。
由于有这种规定，每个商人，为了要兑付他们的外国汇票，不得不与那银行来往。这必然会引起对银行货币的需要。 银行货币，除了它固有的对通用货币的优越性以及上述需要所必然产生的增加价值外，还具有几种别的优点。它没有遭受火灾、劫掠及其他意外的可能；阿姆斯特丹市，对它负全责，其兑付，仅需通过单纯的转账，用不着计算，也用不着冒风险由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因为它有这种种优点，似乎自始就产生了一种贴水
由储存金银条块而换得银行信用与受领证书的人，在其汇票到期时，以银行信用兑付。至于受领征书是出卖或是保留，那就看他对于金银条块价格的涨跌，作怎样的判断。受领证书的价格及银行货币的价格合起来，便构成金银条块的完全价值或价格。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银行货币即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里这一信条，在各种信条中总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这个信条的保证人。银行归四个现任市长监督，这四个市长每年改选一次，新任的四个市长，比照账簿，调查银行金库，宣誓接管，后来，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把金库点交给继任的人。在这真诚的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废。
奖励金与独占权，虽为本国利益而设立，但由奖励金及独占权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而且事实上常是这样。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进行的两地间的贸易，虽未必对两地同样有利，但必对两地有利。
所谓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在英国，在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对干几乎一切由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都课以异常重税。因此，凡能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制造品，都课以高的关税，或禁止输入。因此，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换言之，对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
与我国北美殖民地比较，法国所能提供的市场，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为频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国的贸易，亦同样有利于法国。英国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要按照两国财富、人口与邻近的程度，大干法国殖民地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这就是两国智者所认为宜加以阻止的贸易和最受其偏爱奖励的贸易这二者间很大的差别。
和重商主义者的预料相反，实行开放门户并允许自由贸易的都市与国家，不但不曾因此种自由贸易而灭亡，而且因此致富。
商人和制造业者，不以独占国内市场为满足，却为他们的货物谋求最广大的国外销售市场。但由于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没有管辖权，他们要独占外国的市场，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地说，他们只好请求奖励输出。 在各种奖励中，所谓退税，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输出时，退还本国产业上的国产税或国内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大干无税时货物的输出量。这种奖励，不会驱使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却会使课税不至于驱使这部分资本中的任何部分转到其他用途去。
关税的收入，不但不会因此种退税而受损，而且将因此种退税而得利，因为在退税时，得保留一部分关税。如果全部关税都被保留，那末纳税的外国商品，由于缺少市场不能输出，因而亦不能输入。这样，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关税，便无从收到了。
对英国某些产业的产品，常常有人请求输出奖励金，而政府有时也发给输出奖励金。据说，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赖有这种奖励金，才能在外国市场上，以与竞争者同样低廉或更为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应该指出，靠奖励金经营的商业，只是能在两国间长期经营下去而一国老是亏本（即货物售价少于货物上市实际费用）的商业。
奖励金所引起的谷物的异常输出，不仅会按照扩大国外市场与国外消费的比例，减少国内市场与国内消费，而且由于压抑国内人口与产业，最后必倾向于阻抑国内市场使其不能逐渐扩大，所以，归根到底，与其说它会扩大谷物的整个市场与整个消费量，无宁说它会缩小谷物的整个市场与整个消费量。
贵金属这样的过剩，必然使金银低廉，或者说，必然使一切商品昂贵，这就阻害了西葡二国的农业与制造业，使外国能以比它们国内生产或制造所费的更小的金银量，供给它们以许多种类原生产物，和几乎一切种类制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