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柳树下一口钟

村西有间青砖小房子，房子后有株老柳树，树上挂着一口钟。

冬去春来，柳树垂下万千条碧丝，一对对挺阔娇嫩的小绿叶夹着一颗颗绿豆似的毛穗儿，如碧玉雕成。小孩子在树下跑来跑去，折几枝嫩柳，或编个柳条圈戴头上。有的挑根粗点儿的柳枝搓啊搓，褐色的皮慢慢软化，抽出芯里的小棍儿，用小刀把空皮儿切成小段，撕一点上部的皮儿，露出一抹绿，放在唇边，“卜、卜”地吹柳哨。

树东不远，是“老歪娘”家，除去冬天，她一年三季在树下吃饭，常端着一大碗汤，眼前放个蒜臼，里面是凉拌长豆角或青菜梗，边吃边看路边的行人，这是个屹铮铮的老太太，人开朗爽快，穿件蓝布掩襟大褂子，迈一双放开的大脚。

老太跟儿子一起住，曾经有机会给儿子娶个媳妇，媒人说，女方要５０块钱彩礼。这条件的，人家本就没多讲，要钱无非是买几尺布做衣服和陪嫁的被褥，一套绒衣裤、鞋袜之类。当时猪肉２毛多一斤，公社里派到煤矿干活的工人一个月挣十二块钱，老农民上哪里攒这５０块钱？靠在生产队挣的工分，一年算下来只够勉强吃饭活着。于是这儿子的婚事就一直蹉跎下来，村里的人后来说起这事，总埋怨老太太小气。

凌晨，生产队长来到柳树下，拉绳子敲敲钟，人们开始上工，分派好工作，各自干活儿，干到饭点儿，回家吃早饭。大早上，露水汤汤的，不能锄地，不知大人们都干什么活儿，积肥？浇地？

那时没表，只有太阳晒到墙上的日影儿和这口钟。“卯时呢，是５点到７点之间，辰时呢，７点到９点之间。我是哪个时辰出生的呢？”每每说问起，家母就眨眨眼，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记忆，“是散工后吃早饭时出生，没错。”

柳树前是原来地主家养牲口的地方，还有一片棚屋，养着生产队的骡子、驴和牛，场院里停着一辆木制大马车，有两个支大锅做粉条用的土坯灶。青砖小房子，是给看牲口的人住的，也是开会和记工的地儿。晚上人总是很多，壮男劳力记十分，结实能干的青年妇女记八分，阴雨天不干活儿就没有工分。那时生活条件差，人黑黄瘦弱的，多穿着黑蓝色的衣服，小孩子穿着大人衣服改的旧衣。

记过工分，有兴致的时候，村俱乐部的人往西走一段路，绕过两个大水坑，到西场上去练二胡、吹笛子，也有唱戏的——丝弦戏，燕赵风，慷慨激昂、悲怆悠扬的唱腔。小孩子白天在场上玩，女孩练折腰，男生翻跟斗。小时见有个女娃穿条黄花裙子，在麦秸垛旁玩靠墙，利索得很，俩手一撑，头朝下脚朝上，啪一下双脚蹬住垛，大家都笑：里面没有小裤裤！

农闲时村里人组班子出去唱戏，赚回钱粮交给队里，也能挣工分。有一年附近县的戏班过来唱戏，开着拖拉机，夜里一头栽到村头水坑里，还得赶紧捞他们，冀南的冬天，怪冷的，还得找人家住下烤干衣服。那个班主的闺女十二岁，在垫场戏里唱过穆桂英，脑后插着雉鸡翎，穿红战袍，雪白的小脸。班主看到刚会走路的我，还对着家父赞叹，说好个孩子，端端正正的相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扮上准是个好唱家！

旁边有一大片泥垛的矮墙围子，春天培育红薯秧苗的，时机恰当就移植到地里，夏天红薯满地绿，秋天刨了煮着吃，晒干磨粉，过水做成淀粉，支大锅烧水漏粉条。那时没化肥，生产力低下，一大家子人，分粮食就那么就一、两布袋，分棉籽油就那么一小罐儿，成年全家才吃２斤油，炒菜时用一个铜板大的吊勺在锅里蹭蹭。也有分肉的日子，比如生产队的牛死了，那就能分点回家煮煮吃，可惜几年不遇一回。

有的农家，分了粉条，就只煮粉条，全家连着吃好几顿直到腻了为止，分了干红薯片和萝卜，就成冬天煮红薯干萝卜条汤吃，也不知道粗细搭配掺点儿瓜瓜菜菜。小姨小时，家里人吃饭，总哄她，“妮儿，过来喝口香汤！”就是漂个葱花的萝卜条南瓜汤。等我长到拖一条矮长凳当马骑时，香汤已经变成了漂葱花的白面疙瘩汤。

春风荡漾，柳叶间的嫩绿小穗子长大散出丝丝柳絮，一团团飞舞。奶奶捡几团，按实在，掂起脚把柳絮塞到门框上方；椿树的红芽儿掉地上，她也找个大树叶子包好塞门框上。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几户人分了一头骡子养在后院里。再后来，开始用拖拉机和收割机，家里除了交公粮，还攒着好几大瓮小麦，种了几亩棉花，养了猪，村里盖起一片片红砖新房子。

农闲时节，男人们骑了自行车，工具兜里装几个馒头，早出晚归到几十里外盖贸易街的房子。天天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贸易街。有一次考试跟着老师到县城，才知道那些红砖二层楼就是贸易街。靠近县城的村子毕竟交通便利，渐渐发展起工商业，富庶起来。

不知何时，村头柳树上那口钟没了，老柳树也没了，那么弯曲的柳树，不成材，刨它干嘛呢！穿过柳树前的小巷子去上学，遇上个亲戚家老太太，扶着门框喊住我，“烙了菜饼，妮儿！”切了一块鸡蛋韭菜饼给我，拿着高高兴兴上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