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以来，我国大一统的历史竟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较而言，不可不谓之奇迹，实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有传神色彩的一页。慨叹之余，不免发问，两千年大一统局面传承不断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在支撑着这个大一统局面传承？
战国时期，群侯雄起，争霸天下，秦始皇凭借个人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用李斯之言，合纵以制诸侯，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局面。
秦灭亡以后，汉承秦制，尤其是武帝一代，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击匈奴，封泰山，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大一统的意识渗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之中。两汉以后，虽然出现了分分合合的局面，但大一统的历史传承不是就此中断，而是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细思来，这与秦汉以来中央集权这一政治制度自身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不无关系。然而，仅以政治制度的因素来解释大一统的延续，未免过于牵强，我们更应从其他方面来考察这一历史现象得以存在的原因。
首先，我国两千年大一统局面得以传承的原因，应该从经济层面来考虑。我国史学界在到底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保持了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延续，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支撑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而最终只能被西方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史学界以后肯定会有定论。在这里我只说说经济对中国传统政治局面的影响，或者说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民族起源于多个中心，最后才趋于统一。在这个统一过程中，一般是强大的部落在战争中取胜，这些取胜的部落就拥有对其他部落的财产支配权。相反，那些战败的部落却只能听命于这些胜利者，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服从于胜利者。这些胜利者，如部落首领，由于自身的条件优越，以及有利的政治地位，就逐渐成为自己部族或被征服者眼中的英雄，也就是西方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效应。于是这些“卡里斯马”型的英雄人物，就拥有了支配一切的权力。这样，支配财产自然不在话下，逐渐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虽然，这一局面在西周封邦建国时期的“民主共和”下没有得以全面施展开来，但“国有”、“王有”的观念已根深蒂固，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公田不治”的现象，西周宗法和礼制也因私有制的产生而崩溃，但完全的私有制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而正是这看似平常的“国有”、“王有”经济观念，或者说没有行诸文字的经济制度，使得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在继“卡里斯马”英雄后得以初步形成，这一经济观念能否有如此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央最高统治者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强调全国都在他一个人的统治之下，都应臣服于他；同时，又认可地主、自耕农的私有权。但是，一旦这种私有权日益膨胀，威胁王权时，国王就会用一贯的手段，借助国家机器予以取缔。历代王朝中无数富甲一方的高官大吏被处死、流边就是其生动的明证。只是我们如果从政治权力争夺的角度看，没有这么明显罢了。
第二，在这种“王有”观念下的不完全私有制为中央集权成长准备了良好的土壤，在这种不完全私有制条件下，朝中官吏、地方豪强为了保住自己苦心积攒下来的财富，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附君权，于是无数的官吏成为了皇帝忠顺的奴仆，把自己的命运与君权的运作拴在一起，共同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也因此得以稳定的延续。
大一统的局面得以延续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考虑。中国位于北半球，大部分属于亚热带气候，可耕地面积分布具有连续性，加上中国的两大水系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使得中原文化在兴起之后能迅速地向四周传播，这种传播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也有先进文化的传播。这样，华夏文明由一个逐渐形成的中心向四周散布，于是北方的旱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连成一片。虽然这种发展和散布有先有后，但最终连成一片，发展为一体。
早在西周时期，北方农业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区田法”，以及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使得粟的生产在北方获得高产，而当时的南方仍属于蛮荒之地，耕作方法仍处在刀耕水溽阶段。这种情况在东汉以后得到了改善，尤其是“永嘉南渡”后，大批北民南迁，北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带到了南方，江南得到了初步开发，南方稻作文化开始形成，经济上逐步赶上并超过北方，在南宋时期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同时北方的粟作文化在经过战乱之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南北经济的一体化为中国大一统局面的维持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后，使得大一统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海外，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便可视为这种势力的扩展和延伸。
这样看来，如果说经济因素使得我国大一统局面得以形成，那么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则使得这种大一统局面得以发展和扩张。
第三，大一统局面能延续两千余年，我们还可以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理念上来思考。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丰富多彩，属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大一统文化理念是其中的一大特色。
孔子作《春秋》，提倡“三世说”，草创儒家学说，西汉一朝，经过经今文学家的发挥，再加上法家、道家的思想，新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理念得到统治者的亲睐，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以确立。虽然，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套用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但把儒家理念作为一种思想强化剂注入我国人们头脑中，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达到政治上大一统的政治谋略始终不改。
除了统治者极力宣扬的儒家思想外，中国自古就有的鬼神观念，神话传说、阴阳五行学说也为中国的大一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宣扬“五德始终说”，把自己置于神的位置，宣扬自己是由上天指示和派遣的，以此来达到和加强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汉武帝的封泰山、祭天的举动也是由此而发。这种举止与其说是统治者重视传说中的“光圈效应”，还不如说是统治者从心理上有意加强人们对君权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的敬畏。由此看来，虽然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于政治、经济大环境下产生的，但这种文化理念一经产生，就落地生根，并对以后的我国的政治、经济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两千年的大一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但这种大一统局面的传承何以能有如此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笔者所论，当属管窥之见，仅是大学几年来的读书心得。要弄清这个问题，当牵动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民风民俗、文字考古等各个方面，涉及到人类学、文字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分支学科，但是，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揭示我国五千年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实际，而且能为中华民族的继续繁荣提供颇有借鉴意义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