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心理咨询师自述:很多癌症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

口述 | 唐婧(心理咨询师)

采访整理 | 孙杨 编辑 | 段文

在中国,平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很多患者,特别是晚期癌症患者,当他们从医生手里接过诊断书,被宣布生命可能进入倒计时时,人生便再也不同。


疼痛、孤独、焦虑,是他们每日必修的课题。而死亡,是其中最直逼人心的终极问题。


我,作为一名国家二级执业心理咨询师,除了为普通人做心理咨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为癌症患者提供心理支持的肿瘤心理康复顾问。2014年至今,我已为50余位癌症患者做过一对一的深度心理咨询。并通过医院的患者教育平台以及网络媒体,为数以万计的癌症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支持、陪伴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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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让我意识到,我们平常在谈论死亡的时候是不够真诚的。因为,我们谈论的都是别人的死亡,而不是自己。

很多癌症患者

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


2006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我,入职北京某三甲医院,成为一名心理医生。由于不适应国内医院的体制与环境,半年后我选择了逃离。


此后7年中,我换了三家500强外企。我看着CBD由鼎盛繁华走到全球经济危机;看着“过劳死”从骇人听闻的“谣言”变成人人自危的“警示”;看着身边所向无敌的“白骨精”同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变成肿瘤患者,到最后含泪撒手人间。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2014年,我曾经的顶头上司H先生,46岁的跨国企业亚洲区高管,从查出肝癌到去世,仅仅相隔了十天。大家都说,这肝脏上的肿瘤一定跟着他好些年了,怎么会在短短十天内就取他性命?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很多病人都这样,他们不是病死的,是被“癌症”两个字吓死的。


就在H去世的两个星期后,我又接到了另一个噩耗。一位曾经和我并肩“战斗”的同事兼好友,被查出罹患胰腺癌晚期。胰腺癌也被称为“癌中之王”,一旦查出,通常就是晚期,恶化程度很高,医生预计,她只能再活半年。


病情确诊后的第三天,她来见我,哭着说查出癌症的那天晚上,她就一夜没睡着。第一天还能系上的裤子,第二天就要松一个扣子,到第三天已经完全系不上了。我第一次知道,癌症的真正恐怖之处——原来人一旦精神崩溃了,肿瘤可以如此快的疯长。


后来很多患者的经历也是如此,而很多癌症病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吓死的。虽然此前我并没有专门接诊过这样的人群,但是身为朋友,我觉得一定要尽我所能,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的路。我一直陪伴她,每周为她做心理治疗、催眠治疗。后来,她的生命比原先医生估计的生存期多出了半年。


两位好友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从那年起,我开始专注于癌症心理康复的研究,这是我与已逝的他们未尽的诺言。

疼痛与孤独

癌症患者挥之不去的阴影

台湾“名嘴”傅达仁在家人陪伴下安乐死的视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被公开,引起人们的关注。85岁的傅达仁之所以选择安乐死,是因为他在罹患胰腺癌后饱受疼痛之苦。


虽然对于安乐死这种方式大家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可以看出,疼痛对于癌症病人是多么痛苦的折磨。很多癌症患者最后的日子,都在疼痛中度过的。


有些意志力比较坚强的人,在一开始查出癌症之时觉得没什么:“不就是癌症吗?不就少活几年吗?我不怕。”但当疼痛真正来临的时候,人就被击溃了。


“我会不会被疼死?”很多癌症患者都问过者问题。


因为疼痛,他们要服用阿片类药物,但是这种强止痛药有很大的副作用,会引起眩晕、呕吐,加之放疗、化疗等的副作用,很多人出现了莫名的躯体疼痛。


疼痛和止痛药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能力,很多患者因此抑郁。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作”,特别对离他亲近的人,比如家属、医生等尤其“作”。比如挑剔、讽刺、哭闹、猜疑、甚至是谩骂和攻击。


除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也有很多时候,他们的“作”是因为孤独。


孤独感是折磨每个癌症患者的另一大精神困扰。从被确诊癌症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从此便再也不同了。


一个来访者曾经告诉我,他不怕鬼,但是在看恐怖片《贞子》的一个场景时,他当场失声痛哭。那个场景是:当警探最后找到了贞子所在的那口井时,才发现贞子当时掉下井后不是立刻就死了,她在井底下生活了30年。


他说:“我看到那个井壁上到处都是贞子手指抓痕,我知道她在这30年里无时无刻不在拼命的想爬出去,但是她一次又一次的掉下来,因为井太深,她根本爬不出去,也没有任何人能拉她一把。”


“我觉得那就是我。”他哭着说。癌症让他觉得,自己就在那口深深的井底,不管怎么努力,都爬不出去。


很多时候,孤独感的另一方面来自于,即使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仍旧是不可以对老公、儿女、父母、朋友说的。


一位来访者曾经告诉我,他特别想花80万给自己买一个墓地,但是又想着,有这80万,留给老婆和孩子活着花不好吗?但是他真的好想买这个墓地,心情特别矛盾。


另一位来访者,在手术的前一天找我聊了六个小时。她不厌其烦的把自己的一生讲了一遍又一遍。她告诉我在和老公结婚前,曾经爱着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她还说自己常常在想,如果没有生这个孩子会过着怎么样的人生,如果可以再来一遍,她会选择不要生这个孩子。


后来,那位来访者再也没有出现过。几个月后,我才得知,她最终没能走下手术台。

死亡

癌症患者绕不开的终极话题

在所有话题中,死亡是癌症患者和我探讨最多。


通常,男性患者比较愿意直接的讨论死亡,比如坦言我怕死,我对死的恐惧是什么,想象是什么;女性更多则比较委婉,她会跟你讨论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父母怎么办,但其实,她想讨论的也是死。还有的人,会很激进的跟你说他想讨论死亡,但实际他想跟你讨论的是“不死”——对于生命、病情、治疗、各种不确定的事情,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幻想。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对死亡这个话题一直是回避的、不够坦诚的。很多患者确诊后,从来不敢在家人朋友面前说起死亡。他们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怕死。


有些人,即使说出了自己的恐惧,家人通常也会选择回避,告诉他:“别瞎想,你不会死的。”如果患者向医生提起死,医生多半会把家属叫来,说我不跟你谈了,我跟你家属谈。以至于有人曾感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缺少一堂死亡教育课。


确实,一个人,若不是“死到临头”,是不会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的,在很多健康人看来,那些都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觉得对他们有帮助的,首先是我们的坦然,要敢于面对死亡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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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恐怕无法想象,癌症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是超乎想象的。尤其是晚期患者,很多人在病情确诊的那一刻,几乎就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等待最终的那一天来临的日子,无比煎熬。


我还记得我接手的第一位患者,是位50多岁、被确诊乳腺癌三期的女性。她对我说:“你能想象吗,我特别特别怕死,所以我去跳河自杀过。”她的话震惊了我,怎么会有人怕死,怕到去自杀?


后来我和另一位患者谈起这件事,那位患者告诉我,这太正常了,对癌症晚期患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死亡本身更能解决对死的恐惧。因为死了就不怕了。


一位肺癌来访者告诉我,自从确诊后,他每天都在想象自己会怎么死,是胸腔被插满了管子,浑身肿胀的疼死;还是会躺在ICU里,一个人寂寞的离开。每当想到这些,他就非常害怕。


还有一位来访者说,猝死是他经常幻想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死法最快、痛苦最小。他说,为了能够猝死,他曾经去爬楼,一口气爬20多层,有一次,当他就快要爬到楼顶的时候,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面狂跳,那种感觉特别爽,他甚至觉得太好了,自己马上就要到达这种痛快的死亡了。但是,这种死法一直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


一位晚期癌症来访者告诉我,当他看到隔壁床十几岁的年轻人,同样是癌症晚期,他竟有些开心。他觉得这个孩子十几岁就要死了,但是老子活了几十岁,值了。发泄完之后,他又会问我:“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邪恶?”


“不,你不是邪恶。”我告诉他,“你只是孤独。你只是不想一个人去死。”


每做完一次心理咨询,我都感觉是经历了一次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振。打开别人心结的过程,也是一次直面自己内心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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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圈有句话说,病人对于医生的托付,往往是以命相托,我把我的命托付给了你,我相信你能救我。


我曾经和一位晚期癌症患者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托付,我们叫做“以死相托”——这位患者让我帮他挑选,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谁的手里。


这位患者是捡来的孩子,知道患病后,他曾问养父母自己能不能死在家里,但养父以“你妈妈胆小”为由婉转的表明了态度。他又问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说不行,“你不在了这个房子要卖掉,死过人的房子不好卖。”


他觉得自己只能死在医院了,于是和我讨论哪个医院比较合适。“我想死在一间能够看到太阳的病房,”他告诉我,很多护士态度不好,他不想死前还被呼来喝去、被骂娇气,被粗暴的拔掉身上的管子。“我会疼的。”


“我也不希望我死后他们把一大堆管子留在我身上就去抢救另外一个人。”他说,那就像暴尸荒野。他希望送他“上路”的那位医生温柔一些,护士也温柔一些。


后来,我为他推荐了一位医生朋友,告诉他这位医生人很温和,他看了照片,觉得很满意,似乎了却了人生一大心愿。

当人生走到尽头

如何让死亡更有意义

大部分在我这里做一对一心理咨询的患者,都会定期来访。无论身体情况多么糟糕,但是只要还能见我,都会坚持过来。如果一位患者到了约定的时间没有出现,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访,那可能就真的是情况很差,甚至可能已经去世了。


很多时候,我会在他们去世很久后,才从他们的微信朋友圈(亲属代发)、亲属口中知道消息。但是,也有的时候,逝者的家属会第一时间通知我,感谢我陪伴他们的亲人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有的来访者,在人生最后一刻,仍然希望和我见面。我去过患者家里、病房里,和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一位癌症晚期的中年女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求和我见最后一面,那时她已经没有唾液分泌了,连能够睁开眼睛说话的时间也不多了,她说她想和我再说5分钟的话,问我可不可以去见她。


当我经过近三小时车程,在医院见到她时,她正躺在一个小小的单间里,有一扇窗户,她刚刚成年的儿子陪在旁边。她是想把儿子托付给我。


“记住这个阿姨,要是没有这个阿姨,妈妈不会活到今天。”她对儿子说,“以后有什么想跟妈妈探讨的话题,你就找这个阿姨,她帮了妈妈很多,以后也会帮你。”


她的样子看起来疲惫至极,交谈中途,我提出离开,让她先休息,但她却说:“还可以再坚持一分钟。”


她说还要见一位朋友,因为没有他,她就不会来北京。“我现在要走了,也要和他说一声。”


“咱们再拥抱一下吧。”她说,我上前拥抱了她,并且在她的脸庞亲了一下。她看着我的眼神无比平静,像是完成了一次最好的告别。


走出病房,我就哭了。我发现不论一个人曾经多么风光、朋友多么多,在生命的尽头,只想把有限的精力留给他真正想见的人。


见面后的第三天早晨,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真好,我今天又看见太阳了。”当天晚上,她去世了。


目睹了越来越多的离开,我开始研究生死这个话题。


有一个来访者,曾经问了我一个印象深刻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不得不死,我要怎样才能‘不死’?”


最终,我们讨论了几种“不死”的方式。


一是基因不死,就是我们有孩子,我们的血缘、基因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二是器官不死,我的一位来访者,在去世后捐献了她的器官,帮助了其他人。


三是回忆不死,我们过去的人生中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做成回忆录、相册、甚至找人写墓志铭。我们可以永远活在亲朋好友的回忆之中。


四是意义不死,多为别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比如,最近我发起了一个公益活动叫“妈妈军团”,邀请那些身患乳腺癌,失去乳房的女性,为那些因重疾失去妈妈的孩子捐献一位“妈妈”。这位新妈妈会给他写信、讲故事、开家长会、参加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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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把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延续到另一个人的生命中去,这就是意义不死,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无限的,对于收到了“新妈妈”的孩子而言,曾经有一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候点亮了一点火光,这份温暖可能会影响他们毕生。

通过死亡真正理解生命

每位患者的人生都是不同的,我之所以把他们的生命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当然,会隐掉所有来访者的隐私信息)。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生命中转站,让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产生交集、通过我的分享让他们彼此获得力量、互相取暖。


曾经有一个来访者,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生了癌症转移,先后从皮肤转到了胃、肺、和脑部。他让我觉得,一个坚强的生命,一次一次的被打下深渊,然后一次一次拉着你的手想要往上爬的震撼。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放弃我吧,不要再鼓励我活下去,我好想死,你让我死吧。”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仍然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很深刻的对生命的渴望。在绝望中,我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束光亮。


所以,在我看来,在患者的生命末期,我的角色更多不再是一个治疗者,因为从身到心,我都没有办法让对方康复,我能做的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让他们在死前不孤单。


在和患者们一次次的交谈中,我也像是经历了一堂堂的死亡教育课。我经常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要死了,我会怎么办,会不会害怕?我要如何安排我的孩子、我的亲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最想见的人是谁?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对死亡进行思考的书,叫《穿越生死的情书》。在我们生活的文化环境里,死亡是个始终被回避的话题,每个中国人都缺少一趟死亡课,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读者们有勇气直面生死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病人,也能够帮助健康的人得到一些有益的生活启示。毕竟,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渐渐地发现,对生死的探讨,让我变得自由。我开始去整理,在我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哪一天疾病从天而降,我的生命被通知所剩无几,我要和谁在一起?做什么?我要留下怎样的意义和回忆?而这一天未到来之前,我会尽量按自己的意愿而活,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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