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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能撬动娱乐圈内幕的只有电脑维修工。想不到，手机维修工也有雄起的一天。
话说，果然是冠希哥已经过气太久了吗？久得让娱乐圈的后辈都没机会吸取前车之鉴。
一场普普通通的夜店斗殴 + 一个普普通通的送修手机 = 韩国史上最大的娱乐圈地震
之后的瓜更是一个接一个，群众都表示吃不下了、甜齁了、撑死了。。。
直到引出了多年前的张紫妍自杀案，连总统都坐不住出来喊话要赌上检警领导层的命运了。
这部集悬疑、刑侦、反腐、纸牌屋于一体的韩国大片，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影评，我就不再赘述了，以免有洗稿之嫌。但是整个事件中，最让我震惊的，除了韩国娱乐圈的黑暗、对女性的不尊重以及官商勾结的腐败之外，还有韩国的媒体。
应该说，韩国的媒体还是很厉害的，也是敢于和权贵阶层刚正面的。这次的“胜利门”就是从媒体曝光开始，从对张紫妍事件的梳理也可以看出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韩媒可以说是曝光了无数的猛料和证据，这其中很多内容想必得来不易，甚至是一些记者赌上职业生涯乃至个人安危的成果。
很可惜，猛料也好，证据也罢，最终并没有什么卵用，那些传说中的 Big Shot 连影子都没有露一下。
但对于此，我还并不是很惊讶，毕竟这太正常不过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媒体貌似也没有受到任何打压报复，甚至连明显的限制都没有。换句话说，媒体仍然是自由的，是安全的——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
这就很吊诡，很违和了。其实这种违和感由来已久。
这几年看了不少韩国刑侦局，比如神剧《Signal》、《Voice》、《火星生活》等等。几乎每一部剧里，警界、政界高层高层都是腐败透顶的，财阀的巨大阴影更是无处不在的。
一方面，我深深惊讶韩国的腐败和黑暗。
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感叹，甭管怎样，至少这些腐败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影视媒体所自由展现出来的。
但是，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既然有这样的新闻和出版自由，有这么多的曝光和监督，那为什么这些腐败和黑暗好像一点儿都不受影响呢？就像绵延十年的张紫妍案，新闻不自由吗？报道不够多吗？
Big Shot们对于新闻自由的态度好像是：不管你报道或不报道，我就在这里，一点儿也不怵。
那么问题来了，新闻自由到底有意义吗？有多大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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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角度而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本应该先弄清楚什么是新闻自由，到底有木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但是这个问题太大，而且太容易引起争议，所以本文直接无视。
总之，本文所说的新闻自由，就是大家普遍理解的那种，米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说的那种：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或者是那句更加广为人知已经无限接近于鸡汤文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翻译成人话，那么我理解的大概就是：想BB啥就BB啥。
这样的新闻自由，被西方世界和以及很多普罗大众，视为监督公权力的不二法宝。其实这样的新闻自由，天朝古已有之，而且更受法律保护，甚至就算造谣都没关系。这就是明朝的一项
奇葩
天才制度——科道言官和风闻奏事。
一帮大多七品撑死五品的科道言官，仅凭听来的闲言碎语，就可以随随便便对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级别的大佬开喷，一旦形成舆论声势，逼的对方引咎辞职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一旦对方反击，立马一顶堵塞言路的大帽子扣过去，任你头再大都扛不住。
所以纵观大明庙堂，除了少数如张居正这样的超级牛人，大部分高官显贵都有过被喷的满脸唾沫灰头土脸甚至被迫辞职的惨痛经历。
这样的新闻自由，你说棒不棒？
但是，这样的新闻自由真有这么大威力吗？那为啥张居正这样的牛人就可以巍然不动呢。
奥秘就在于权势二字。舆论想真正发挥作用，必然少不了权势的加持。
在大明庙堂，这样的权势可以来自于天子，也可以来自于某位其他大佬，没有他们跑出来带节奏，想纯粹靠舆论逼的某位高官下台，那纯属做梦。关于这一点，最近看的一部小说里有一段话说的可算透彻：
要说大明朝新闻自由的巅峰和代表，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东林党以及它的继承者——复社，特别是著名公知、复社盟主——张溥。
关于这位仁兄的丰功伟绩，我曾专门歌颂过，有兴趣的可以移步一观 《史上最牛公知》
这位仁兄一辈子没当过啥正经官，但就是凭着一手操控舆论的功力，硬生生对崇祯年间的庙堂格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远程操控了当朝首辅的更替，让老师周延儒当上了首辅，堪称不折不扣的布衣神相——宰相的相。
这波操作够骚的了吧？但如果没有其他朝中大佬的默许甚至支持，纯粹靠着舆论攻势，他可能成功吗？当然不可能啊。最惨的是，周延儒当上首辅没多久，张溥就意外身亡了，死因嘛，当然是不明确啦。
所以说，在真正的权势面前，新闻自由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特别是当权势阶层铁板一块的时候，新闻自由的最大意义恐怕就是制造一点让大佬不快的噪音罢了。
就像韩国的张紫妍事件，就像米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使是这次韩国总统的高调表态，如果不是为了借反腐提振不断下滑的支持率，如果不是因为被“胜利门”牵出的前法务部副部长是朴槿惠一手提拔的亲信，还会如此强硬有力吗？
反正我是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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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批判学派认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必然导致媒介的垄断，进而导致新闻媒体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比如这样：
这个理论我是很同意的，也很容易理解，就像绝对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导致绝对的市场垄断。
幸好，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但即使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自由的舆论，就已经足以带来很多恶果了，比如最常见的网络暴力。仅仅上个周，我们就已经见证了三起网络暴力：
被围观的遭遇空难的女孩
不认识蔡徐坤的潘长江老师
每逢大瓜必加班的硬核程序员阿忠伯
当然，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反对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对公权力的监督作用即使有限，但也好过没有。新闻自由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更是有目共睹。新闻自由对于保障普罗大众的知情权更是必不可少。
只是马克思老人家教导我们，看任何问题都要学会辩证法。新闻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更没有某些人吹捧的那么好。任何东西，相信过头，就都变成了迷信。甚至有的时候，新闻自由还会成为某些人的遮羞布：
看，我们这里的媒体这么自由，怎么可能还有腐败和黑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