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背后的思想线索｜高校内迁中回响的一篇演讲
高校内迁中回响的一篇演讲
——《无问西东》背后的思想线索
陈云昊
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从清华大学学子的真实故事取材，将半个多世纪前交织着革命与战争的年代牵引到今天。其中最让人感动的部分，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沈光耀违背家训参军救国的情节。情节的背后，是当年面临战争处境的民国大学以内迁的方式承担救国的“子弟之任”和保存学术火种的“父师之道”的真实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从日军占领的沈阳撤出，进入北平，成为最早内迁的高校。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最为人所知的是一所名为西南联大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内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学期后又迁往昆明，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校歌写道“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将高校内迁的壮怀转化为对国运的承担。
陈楚生在电影《无问西东》中饰吴岭澜
王力宏在电影《无问西东》中饰沈光耀
哲学家张君劢在《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四版译序中，回忆起1931年秋自己从欧洲回国即听闻沈阳失陷的心境。彼时东三省被日本侵占，引发了北方大学迁校之议，张君劢不由得感叹“仿佛《晋史》所谓‘渡江名士多如鲫’之状”。这正是国本动荡、人心离散，以逃走为能事的艰难时刻。在这种环境下，张君劢以数月之力翻译了《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欧洲近世各国中之外受惩创，内部大震者，其惟一八〇六年之普鲁士乎”。他希望国人通过1806年的普鲁士来认知当下的民族命运，从而唤起今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人物，同时借助菲希德的讲话振奋低迷的国民精神，重塑国民性格，也只有民族精神觉醒的中国，才能将德人“一八一三年之解放战争”“一八七〇年之大胜”变成今日中国之现实。而中国的菲希德应该是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士阶层，正如历史上的陶侃、祖逖、岳武穆、文文山一样。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公元1762年5月19日—公元1814年1月17日），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
就像西南联大校歌唱的那样，菲希德俨然成为“新国运”的一位“前哲”，“1806年的普鲁士”则成为中国学者热力与信仰的一个来源。德国思想家菲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今译费希特）在1806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回到了法军占领的柏林。1807年12月13日至翌年3月20日，他对着众多柏林的学者、教师以及爱国志士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篇激情昂扬的演讲，使他成为现代日耳曼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奠基者。此演讲在一个世纪之后才传入中国，但在民国知识界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当时，无论是新派学者，还是旧派精英，都有人将费希特视为处于忧患之中的现代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先知，使得费希特这个符号汇聚了历史能量，并包含更多责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学史家钱基博正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他读到了张君劢的译本。当时，浙江大学刚刚内迁至江西泰和，创办了《国命旬刊》。钱基博为杂志写了《吾人何以自处》（《国命旬刊》1937年第2期），特举费希特（他在引用时写为“菲斯的”）为例，来接引中国当下的“子弟之任”和“父师之道”。钱氏所谓子弟之任，是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责任，如《无问西东》沈光耀参军；父师之道，就体现为保存、继承文明火种的责任，如弃“实”学文、教授哲学的陈岭澜。与张君劢追思往日“御侮人物”相类似，钱基博通过费希特找到黑格尔、曾子、孟胜此等身先士卒引导国民，保存学术火种的仁人志士。
学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元气，因为它始终呼唤道义与信仰。随校内迁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教授吴康认为费希特综合了康德的知识论和人生活动的真义，保存了改造国民精神的哲学。他为马采译本《告德意志国民》写序，“《告德意志国民》一书，动机在图改造国民心理，以求国家之复兴，而其理论本质，实即其精神自我独立发皇之义，验之于最大多数之人生活动，乃其哲学一贯之主张也”。他指出费希特的危城演讲能够警醒中国国民，并点明了保存哲学的主旨：“假菲氏当日在法军监视四面楚歌之沦陷区危城讲学之大无畏精神，与夫其讲演内容之丰富，爱国热情之坌溢，为吾人目前国难振发民气之警钟。全书主旨，在求伦理道德革新，与改造国民教育，其论事之深切，与涵义之宏远，正可为吾人此日长期全面抗战之精神总动员唯一取镜之助。”吴康特意注明了写序之日为1939年9月11日，“时欧洲第二次大战发难之旬日，而中国抗战之第二周年，广州沦于东夷，已十月矣”。国难当头，学术充满热力而作用于民气，是这股热力撑起人们对正义的信仰。
1936年，叶奇峰在《永生》杂志上写了一篇《从菲希德到胡适》，将“道德的再造”关联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将胡适比作如费希特一样的哲学家和文化先知，因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毗[媲]美于菲希德对唯心哲学的贡献”，而“他的《新青年》杂志，足以当得起菲希德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新文化运动通过揭示劣根性以建设国民性，可以类比费希特的“道德的再造”。
然而，《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们认为中国的费希特更应该直面时艰。因为“菲希德真可说是一位爱国志士和英雄，而且相当的做到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影响”，然而“我们的胡先生就不然，老早就在弄什么‘整理国故’‘好人政府’‘读书救国’那一套把戏，他从未好好的参加过民众的政治运动。到目前，他更是害怕学生和民众起来做救亡运动呀。”（《〈从菲希德到胡适〉的批评》）其实，他们认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肇始者的历史成绩，而否定其在国难中的表现。其用意是暗示，1925年以前的胡适毕竟曾是中国“第二等的菲希德”，希望今日不要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费希特的行动可谓是学术救国的表率。早在1926年，张君劢介绍过这篇演说，希望给中华民族提供指引，不只是因为它的内容，而且因为身体力行的费希特本人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深刻的信仰。费希特经历过极危险的状况——那是拿破仑登基王位（1804年）、法军进入柏林（1806年）的艰难时刻，张君劢对此写道：
“大家可以想这种情形不啻我们历史上，《天津条约》《南京条约》直至甲午败于日本定《马关条约》时候的情形。这时正是全国人应当卧薪尝胆，应当有人觉醒国民，来讲一致对外方针的时候；菲希德便是在这时候出来担当这个责任了。一八〇七年冬到一八〇八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宣讲他《对于德国国民之演讲》。这个演讲是他生平著名的一件事，不但所讲的内容和德意志未来的统一事业有关系，并且当他演讲的时候不避生命的危险，是最足感人的。因为那时候柏林为法国兵官军队驻扎着，当时有某书铺发行某种小册子，立刻被拿破仑枪毙了；在这样敌兵监视之下，所以他讲演时，屡有谣言说他被法兵捉去了；可是他总毫无忌惮的勇往直前。”（《爱国的哲学家——菲希德》，载《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0期。）
费希特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所赴的民族理念之中，他奠基的文教事业交织着信仰与热力、忧患与赤诚、个体与国族、学术与力行。在紧迫的形势中，德意志人民需要发皇的是基于国民性而永久保存的爱国之念。在费希特逝世半个多世纪后，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被人们认为正是源于费希特所奠定的“真正的爱国”的英魂。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读出《无问西东》的台词“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背后，真实激励过国人精神的费希特的话：“在共同的基础上，集合其同宗旨之人为一体，在此中心点上乃生惟一的，继续的不断的爱国之火。逐渐蔓延，广及于四境而靡远不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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