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家庭剧应塑造超越“慧芳”“白鸽”的新女性

都市家庭剧应塑造

超越“慧芳”、“白鸽”的新女性

孟宁贾秀清

都市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推动了近年来都市题材电视剧的繁荣，其中围绕都市家庭生活的电视剧尤以其贴近百姓的观察视角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剖析而牵动观众的心弦，更频频引发社会话题，如关于婚恋爱情观的《裸婚时代》《欢乐颂》，关于婆媳关系的《麻辣婆媳》《媳妇的美好时代》，探讨子女教育问题的《虎妈猫爸》《小别离》，以及围绕生育问题的《嘿！孩子》《二胎时代》《我的仨妈俩爸》等。艺术源于生活，但并非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深层问题的放大和强化。这些作品通过形形色色都市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仅反映了当今家庭生活中个体成员的理想与焦虑、追求与掣肘，而且也揭示了构成当代都市生活这部乐章的主调与变奏。比如近期热播的《我的仨妈俩爸》，从表面上看是通过一个时间跨越二十余年的身世故事，展现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变革、冲突中追求家庭幸福，个体发展的三代人朴素的精神面貌，其间有对时代的反思和对善良人性的褒扬，但从深层看实际上更揭示了长久存在于国民家庭生活中的焦虑。

繁衍生息是婚姻家庭的基本义务，它既是衡量家庭幸福的砝码之一，又是标识婚姻爱情的重要因子。但对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生育早已不只是个体家庭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社会发展、繁荣的课题。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生育所包蕴的文化、经济因素与其本体的自然属性深度纠结，久而久之必然奏响当代家庭生活中无法掩抑的种种变调。《我的仨妈俩爸》中夏晓红未婚产子，产后抑郁而死；白鸽为坚持抚养夏晓红的孩子白杨，多次拒绝恋人石英的求婚，后来又因自己不能生育而想与终结连理的石英离婚；崔放因故不能生育而报复李建华；李建华想认回儿子而与妻子王爱萍发生分歧。不仅故事中每一个家庭内部重重矛盾的根源都来自于对生育的焦虑，而且剧情也伴随着家庭成员的生育能力、生育态度及亲子关系而承转开合。

《我的仨妈俩爸》剧照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提倡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人口压力，但也埋下了一代人生育焦虑的根因。上有“只生一个好”的政策约束，下有家庭传宗接代的伦理需求，当生育的社会属性超越了家庭种姓延续的自然属性，必然诱发家庭成员内部的矛盾与焦虑。正如《我的仨妈俩爸》中爱萍婚后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反对李建华认子，李母在王爱萍诞下女儿后又几次三番想认回孙子，石英的妈妈因白鸽不能生育而无视儿女的情感竟处心积虑地劝导白鸽与儿子石英离婚，均是因传统传宗接代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现实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焦虑，如此种种难免成为家庭个体成员间矛盾的导火索。

《小别离》剧照

而在长久的焦虑之下，相关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道德人格，将女性在现实中承担的养育后代的压力通过母爱的普遍性加以释放。《我的仨妈俩爸》中的白鸽善良无私、极度包容，为了保护刚刚出生的白杨不惜背负未婚生子的非议，为了抚养白杨而多次残忍拒绝恋人石英的求婚，更是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白杨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终于将闺蜜临终托付之子抚养长大。无独有偶，这一令人动容的超道德形象恰与上世纪90年代现象级电视剧《渴望》中女主刘慧芳的形象异曲同工，她们均是为了养育子女，牺牲自己的爱情、婚姻、事业，甚至健康等一切个体需求，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家庭中全部的养育重任。在大量影视作品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赫然分裂为两大阵营：代表现代女性的年轻一代，以单一的母爱取代了情爱、性爱等女性本体情感的丰富性，让她们被放大、强化母爱变成了维系家庭生活幸福、化解家庭乃至社会伦理矛盾的神圣力量；而与之对立的年长一代女性，则将对女性传宗接代的要求放大，作为考量家庭生活幸福与衡量女性价值与地位的决定性条件。两个阵营虽有制造戏剧性的套路之嫌，但也形象揭示了由历史而来的女性自然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内在分裂与冲突，实则是当代女性内心痛苦与矛盾的艺术化提炼与呈现。

《虎妈猫爸》

多部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在面对这一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复杂结构时，似乎找到的唯一良方就是塑造白鸽、刘慧芳这样的“超道德”女性形象以呼应历史的疑问、聊解现实家庭中的焦虑，尽管这一形象本身也处于焦虑之中。但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白鸽的审美舆情已大不同于刘慧芳的审美效果，不少观众将白鸽形象冠以“圣母病”套路，她们极度的善良、极度的包容，牺牲一切个体需求去满足他人的超道德人格，虽然在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伦理视野中受到鼓励，但在多元文化迸发的现代社会，这类角色所显露的实则是对个体幸福、乃至个体家庭幸福把握的乏力。从来没有哪个家庭的幸福可以脱离社会环境的条件而发生。养育后代的焦虑造就于时代也苑囿于时代，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驱动了往昔人们内心受限于政策的焦虑转变为受限于经济条件的焦虑，尤其随着当代都市生存环境的日益多元化，关于养育后代而在家庭生活中引发的焦虑已然成为个体在追求独立、自主过程中，与爱情、婚姻、经济、事业、理想等问题杂然并陈的生活现实。同时，开放的时代又赋予了人们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追求幸福的途径，如今现实生活中的“白鸽”“慧芳”们不会也无需在多元的生活中以牺牲天性而释放焦虑，而是得以获得更多的人生选择、寻回本真自我。时代的发展，家庭幸福度量的变化，要求我们的艺术立足新的维度有所思考与创造，塑造超越“慧芳”“白鸽”的新女性已是人民对当代都市家庭剧的呼唤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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