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字儿的北京话

　　北京乃文化古都，此地的人民识文断字者比较多。不过，我20多年前就发现，北京的文化优势不仅体现在识文断字，其首要秘诀乃在于“吃文断字”。

　　咱们由浅入深，从吃的东西开始说。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

　　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

　　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她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

　　天哪，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