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时，我还在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手下有一支“杭州市职工艺术合唱团”。合唱团其实就是“协警”，挂靠着衙门，戴一顶很大的帽子，除了惟命是从，没有任何套头。合唱团不享受任何衙门待遇，觅食主要靠自己，譬如登台演出的机会。
前个年末，我们预测到来年就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60一甲子，上面肯定有活动，而且是大活动，而且的而且，必然会有合唱的份。所以，未雨绸缪，我马上就和市里有关方面的熟人提前勾搭，早早的就挂了号，一切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搞定了。接下来，我们在常用革命歌曲中挑选了几首喉咙响的、上台演唱概率高的歌曲，过了元宵就开始练习起来。
不料，过了五月，“上面”还是按兵不动，没有一点要大张旗鼓的意思。再一打听，说是“上面”在年初就已经报告上去了，要搞个全市的纪念活动，可是“上面的上面”却出于小心，给予了否定。
否定是有道理的。2004年，海峡两岸与香港共同出海启船航赴钓鱼岛。两岸三地保钓船遭日军舰拦截
。日本还声称一旦钓鱼岛受攻击，美国将出手相助。中国官方声言，绝不接受日本利用第3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施压。中国民间就雷厉风行的付诸于实力抗日。各地上街游行抗议，小泉纯一郎变成了小犬蠢一郎，继而提出“抵制日货”口号，接下来就把矛头具体直指沾了日本晦气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人开的日本车。虽然政府和理性人士出手缓解了民间抗议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但谁也保不准下一波会不会愈演愈烈。杭州是有抗日传统的，这次砸日本裔中国车也未落伍，所以，杭州各界还是以为还是小心为妙，以免动作失当，引起干柴烈火不可收拾。
既然如此，合唱团也就准备偃旗息鼓了，谁知，7月接到“上面的上面的上面”通知。浙江省在8月要隆重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指定我们组织百名工人，成方队演唱《太行山上》。文件一到，我们喜出望外。人数不够，我们公私双管齐下，到制氧集团拉来好几十壮丁。合唱团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把自己家里能调动的人都拉了进来。我儿子那时才16岁，因为身高已逾一米八，自然也加入了百人抗日序列。
音乐会定于2005年8月30日晚，在杭州市体育馆唱响。主办的是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部、省文化厅、省广电集团。或许是地主，或许是自身原没有打算却实在觉得需要搞这样的一次活动，我们的市委宣传部也作为主办方介入了我省相关纪念活动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次重要文艺活动。
8月底，我们的一百号人准时聚集，上穿钱江小商品市场批发的几块钱一件的大红套头汗衫，下着钱江小商品市场批发的十来块一条的白色便裤，头戴借来的黄色安全帽，在杭州市体育馆脱产排练了三天，30日晚通过电视直播好好吼了一嗓子。
我们这些可爱的“乌合之众”是如何开动大脑，编织种种理由蒙混过关，克服发工资的单位羁绊来参加不务正业的三天，其间的故事真的举不胜举，不说也罢。倒是到了任务完成，要分手了，大家依依不舍，相约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来的也太快了。
9月1日一早，“上面”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上面的上面”看到了省里的活动，问杭州市的活动怎么没有同步举行？准备什么时候举行？今天晚上行不行？“上面”的朋友蒙了。你他妈的年初不是说杭州市不举行吗？现在怎么装糊涂了？又不是请人吃饭，今天晚上举行怎么可能？场地呢？舞美呢？演员呢？观众呢？媒体呢？费用呢？当然，“上面”的朋友前两句是没说出口的，后面是委婉的表达的。结果，“上面的上面”斩钉截铁的命令：9月3日必须举行“杭州市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那个白裤子红汗衫的是我们杭州的工人，有气势，能压台，无论如何叫上他们。
军中无戏言，“上面”的朋友要求我马上召集队伍，9月3日在杭州红星剧院走台。
这一天，“乌合之众”屁颠屁颠的来了。小别胜新婚，大家乱成一团，高兴得像孩子一般。晚上，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杭州市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拉开帷幕。杭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抗日老战士、驻杭部队官兵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加，整个剧院座无虚席。
我们作为压台留在台上，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声中等领导上台接见。作为指挥，我站在了第一排最右面。“上面的上面”从台侧上来，从左侧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到了我这面，只见“上面的上面”早早伸出双手，一个大步抢上前来，咧开嘴和我紧紧握手。好事者抓拍了这个瞬间。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件“60周年活动”的事，“上面的上面”是失算了。不过，我也算是“救急如救火”，帮着“上面的上面”补救了一下，也留下了一张据说是“苏东坡以后最可能会被历史记住”的“上面的上面”和我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