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与邓丽君齐名，34岁带娃读博，52岁患癌，60岁将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
陈美龄
我不是虎妈。
——陈美龄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牛羊，白云悠悠……”
20世纪80年代，一位香港女歌手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倾情演唱了这首《原野牧歌》。
她年轻的身影、甜美的歌声深深盘踞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陈美龄1955年8月生于香港，热爱唱歌，初中时的她经常参加各种义务活动，在学校里一把木吉他陪在身边，自弹自唱募款。
14岁那年被星探发掘便以歌手身份出道，1971年和大姐陈依龄一起录制了美国歌手Joni Mitchell作曲的“The Circle Game”，深受香港群众的欢迎。
同时还演绎了张彻导演的电影《年轻人》和《反叛》，电影里年轻活泼的陈美玲开始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也走红。
陈美龄在香港灌录的英文版唱片非常畅销，16岁时受日本著名歌手、作曲家平尾昌晃邀请在日本演出，歌曲《虞美人花》很快流传开来。
不仅获得当年日本民歌大奖，还迅速红透日本乃至亚洲。
17岁那年，她又被日本一家唱片公司看中，极力说服她到日本去发展。
1973年，陈美龄又以《草原光辉》这首歌获得日本唱片奖新人奖。
以清澈的歌声和可爱的外表，陈美龄成为风靡一时的超人气少女偶像。
“陈美龄长了两只虎牙，是属于可爱型美少女的。她在日本用的英文艺名Agnes，日本人将她当成是天使。”
有人称，当时的日本歌坛进入了少女偶像角逐混战的“战国时代”。
陈美龄便和南沙织、西城秀树、野口五郎、邓丽君等歌手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明星。
人们为她着迷。
从1973年到1975年，陈美龄连续3年作为外国歌手出席日本红白歌会。
当时的日本偶像杂志上，也经常是陈美玲和山口百惠轮着上封面。
1976年，年仅21岁的陈美龄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宣布要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修读儿童心理学，暂时告别娱乐圈。
突如其来的决定，不仅让歌迷意外，连经纪人也气到爆。
“雪球一样翻滚不停”，陈美龄这样形容自己爆红时的状态，一天要工作20小时。
中午休息时还要拍照、拍广告，成天除了想多睡一会儿，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爸爸从香港来看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没有自己的时间，交不到朋友，什么事情身边工作人员都帮你做了，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还以为自己很成功很厉害。”
陈美龄的父亲目睹过太多时代变化带给个人的幻灭，常告诫子女：钱财名誉如流水，一旦出事立刻就被夺走。
但是，知识一旦进入脑子，就不会被人夺去，它会成为你一生的宝物。
父亲希望她不要为眼前的名利所束缚，而是能够完成学业。
早在中学时，陈美龄就在香港的儿童福利院做过一段时间义工。
每次她去看孩子们，断臂的、盲眼的孩子们就呼啦啦围过来，陈美龄很想进入他们的内心，却发现无从下手。
这次求学不仅仅是充电，更是完成了年少时的一个心愿。
所以陈美龄选择了儿童心理学专业。
初到加拿大，陈美龄终于不必活在众人的视野里。
“什么都能做，一个人逛街，这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可以不化妆，可以胖，平时穿什么都行，不用每天都洗头发”。
从大红大紫的明星到无人认识的普通人，陈美龄不仅没有丝毫失落，反而异常欢快。
“我没有那种‘拥有’的心态，从来不觉得有了成就之后，就要抓住不放”。
1978年，陈美玲毕业后重新进入演艺界，很快又大获成功；
1979年在香港发表首张粤语唱片《雨中康乃馨》；
1983年和张国荣一起获得香港金唱片奖。
她在日本发的专辑，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外国歌手在日本唱片销量的记录保持者。
1984年，陈美龄写下一篇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和平论文《以歌声呼吁和平》，获得特别奖。
1985年，陈美龄为宋庆龄基金会义演，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吸引54000多听众。
这成为她在中国的首次演唱会，也让她极为感动。
其后5月，陈美龄跟随日本电视台到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采访，看到很多儿童因饥饿而被夺去生命，她的内心再次受到强烈震撼。
从此，她开始积极从事儿童慈善活动。
“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我有家，有爸爸、妈妈，有饭吃，有衣穿，可以上学，他们却不能。
所以，我就经常去陪那里的小朋友玩，跟他们聊天，给他们唱歌。
尤其是我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社会意识高涨时期，自己不仅要作为艺人，也要作为一个社会人做出努力，我希望从事慈善活动。”
80年代的陈美龄非常走红，可名誉地位对她而言，不一定就是幸福。
80年代初期，陈美龄一度想离开歌坛。那段不知何去何从的日子，她干脆请假陪妈妈回老家贵州。
没想到这一行程，反倒加强了她当歌星的决心。
“贵州村子里的孩子们都能唱一首我在台湾录的歌曲《归来的燕子》。那时，大陆还没有公开让台湾歌曲进去，孩子们是靠着寄去的录音带学的。
我那时真的感动极了，心想歌曲果真能把香港、台湾和大陆连起来。从孩子们的歌声中，我深深感受到团聚的力量。”
事业正当红时，陈美龄喜欢上了自己的日本经纪人金子力，便开始倒追。
父母家人觉得日本男人太大男人，而且文化背景不同，很是反对。
不过陈美龄却非常坚决，她笑着说：“我的另一半是我的日本经理人，是一个能够站在我身边为我整理时间表，又可以和我一起在早上准备早餐给孩子们上学的开通男人。”
1986年初，陈美龄披上了婚纱。
婚后，陈美龄和丈夫一起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
1986年，长子出生。
那时，日本社会风气依然保守，女性一旦结婚生子就得回归家庭。
儿子出生后，陈美龄一度也暂停工作。
可当时她人气持续高涨，很多电视台都找她录节目，她仍然每天接五六个通告。
陈美龄家离东京单程有5小时车程，她担心出去录节目会影响孩子哺乳，去电视台就把孩子带上。
“拖家带口”出现在电视台的陈美龄没想到，自己此举竟引起很大非议。
1988年12月，日本许多杂志都在大篇幅争议一个问题：陈美龄该不该带着孩子去电视台上班？
陈美龄没有想到，自己无意间的举动，居然会引起巨大轰动。
日本青年男女开始关注和思考职业母亲和女性地位的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甚至成为后来日本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和育儿休假制度的原动力。
“美龄”一词也得到当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奖大众奖。
也有人说：陈美龄太贪心了，又要工作，又要结婚，又要小孩，这怎么可能？既然生了孩子就应该在家里，不要带出来。
陈美龄听了，实在生气，却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和他们辩论。
为何在香港如此正常的事情，在日本竟然变成不可思议。
这场争论也被称为“Agnes争论”，连美国的《时代》杂志也做了报道。
“Agnes争论”事件刊登在美国的《Times》杂志上，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经济学者斯特罗伯教授读了这篇报道后，主动联系了陈美龄。
劝她到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课程，研究现代女性问题。
此时陈美龄怀有8个月身孕，求学之难不言而喻，可她坚定自己的选择。
于是陈美龄便在1989年带着老大，怀着肚子里的老二，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读博士。
上课时，2岁多的大儿子送到学校里针对学生妈妈开设的托儿所，襁褓中的二儿子由一位好友抱着带到教室外，宝宝饿了就溜出来喂奶。
晚上找不到人帮忙带宝宝，有一门课陈美龄就想不去了，教授却坚持叫她带着宝宝来上课。
班上还有个哺乳妈妈同学，两人可以坐最后一排。
“美国人的观念真的不一样，他们认为大学不一定就是年轻人的地方，工作、有小孩后也可以回来。”
晚上只有等到儿子们睡觉后陈美龄才有时间看书，经常看着看着天就亮了。
后来经纪人去美国看望她后，马上打电话给她丈夫，希望劝她赶快回家。
“他说这样下去我快要死了！现在想来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过的！”
读博的生活无疑千难万险，陈美龄一一克服。
1994年，陈美龄完成毕业论文，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
毕业之后，陈美龄积极为妇女儿童福利奔走。
“等我读完博士，回到日本，我说话，终于有人听了。”
1998年，她被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邀请做大使，亲赴泰国、苏丹、东帝汶、菲律宾、伊拉克、摩尔多瓦等地。
向世界传达当地儿童的境况，并提出改善现状的意见。
“不论什么年纪的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我希望他们听了我的讲述后，能开始为此做些什么。”
陈美龄把足迹留在了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索马里、黎巴嫩等众多炮火纷飞之地：
在泰国的收容所里百和多名身患艾滋病的弃儿一起吃午餐；
也在南苏丹，直视着一个名曰“眼镜蛇军”反政府军的领袖，要求他释放2000多名儿童兵。
陈美龄是极其温柔的女性，可她的温柔以勇敢打底，以善良为本，以执着为念，这一种温柔不动神色，却润物细无声，直入心底。
在自己的事业和人生上，陈美龄无疑是成功的，更难得的是，她对三个儿子的教育极为成功。
1996年，41岁的陈美玲生下第3个儿子后，把大量时间投入公益活动，她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亲善大使。
这时老大10岁，可以和老二帮着带弟弟。
陈美龄的3个儿子都是自己和先生一手带大，全都母乳喂养到一岁半。
“那时真的非常累，可也是我最开心的几段时间。无数次也觉得自己累得要趴下了，可是回到家孩子们一起笑着跑来开门，一个新的陈美龄又出来了。”
在她读书、工作，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到全球各地做义工的过程中，她从未放弃孩子，坚持尽可能陪伴他们，始终亲自带孩子。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我都保持与家人沟通，否则就会逐渐失去与家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不少人劝陈美龄找一个保姆住到家里做家务，但她没有那样做，担心光图轻松，一家人的感情会渐渐疏远。
在陈美龄看来：家庭对孩子来说，是心灵的避风港。
悲伤时如果能和家人诉说，悲伤就会减半；有高兴的事儿，与家人分享，喜悦就会倍增。
那才是家庭，才是一家人。
2007年，陈美龄被确诊罹患乳腺癌。
她精神和身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面部会肿胀，演唱会上化妆遮丑硬顶上场。
除此之外，她说：“不过最辛苦的不是我，是丈夫，他为我独力承担家庭的工作，真的很感激他。”
陈美龄患病时期，身在美国准备考大学的二儿子嚷着要回来，但遭她阻止，结果二儿子交白卷得零分。
“我没考虑到家人心情，当时应让他回来，或每天打电话传电邮给他，但那时自己都好乱，怕见不到他们长大。”
后来陈美龄向学校请求让二儿子重考，最后他成功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
当时三儿子还在上小学，陈美龄非常希望能够早点恢复健康，可以陪着孩子长大。
于是她坚持了5年的抗癌治疗，终于康复。
其实当年在手术后过了10天之后，陈美龄就回到演唱会和音乐会的工作现场。
在动完乳腺癌手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放声歌唱，即使手每往上举，都痛出一身冷汗，她认为这个舞台值得她如此。
她认为歌声可以消弭误解与对立，可以带来理解和和平。
陈美龄和三个孩子
2015年，当陈美龄第三个儿子相继大儿子和二儿子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时，又引发了轰动。
陈美玲认为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习能力的培养，而是身心两方面综合人格形成的过程。
她引导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不要求孩子们死读书。
当孩子做了错事时，她会选择耐心地和他们谈话，一直到孩子们认可为止。
大儿子上小学时，曾经因为成绩不好向妈妈撒了谎，陈美龄发现后，先是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和他聊了足足8个小时，让孩子认识到，不管成绩如何，妈妈永远爱他。
从此孩子再也没有对妈妈隐瞒任何事。
陈美龄认为小孩子生出来就是宝贝，千万不要拿孩子和别人比较：一比较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这样孩子是自卑的，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让他们有想法都说出来。
并不是做到了就是好孩子，而是努力过了就是好孩子。
“记住作为一个妈妈，一定要成长自己、培养自己。”
陈美龄和孩子们的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一起逛街、旅游、玩。
告别演艺事业30年后，陈美龄再度回归公众视线，是以教育家身份。
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亚洲亲善大使、日本癌症协会“微笑大使”、香港浸会大学特别教授等也是她的公开身份。
陈美龄嫁到日本多年，一直宣扬和平，曾经公开展示南京大屠杀照片，触动日本人神经，她更受到死亡恐吓。
但她的理念是：世界和平、人类大爱不应以国家区分。
现在的陈美龄已年过60，却依然非常年轻美丽。
大儿子结婚时，陈美龄毫无“样子”，弯下腰亲自为儿媳整理裙摆及弄好头发。
恰如她自己所说：
“每个人都拥有很多爱的种子，但是爱的种子只播撒在自己的心田是不会开花的，必须播种在别人的心里。
同时，如果自己的心里没有别人播撒的爱的种子，爱也不会在自己的心里开花。”
“爱、和平、自由”，是陈美龄信奉终身并为之践行一生的人生意义。
也因为如此，一个心中满怀阳光与爱的人，才更得命运垂青，与美好并行。
每一份献出的爱心，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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