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戒毒人员的矫治之路

张瑞是在很崩溃的情绪下来到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四戒所”）的。他在一年里相继发现自己陷入毒瘾、感染艾滋病。

尽管毕业于某985高校制药专业，但因为“身边一直有吸毒的人”“相信自己的意志比一般人坚定，不会上瘾”，他仍然在一次聚会中，尝试吸食了冰毒。又因为同性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

毒瘾的作用使张瑞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变化。在某次检查时，他才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完全崩溃了，我没有去疾病防控中心，也没去医院看，不想面对，骗自己说等把身体调理好一点再去看病。”

直到一次吸毒被警察抓获，送到四戒所，他还没有进行过治疗。

集中收治HIV戒毒人员

来到这里，他理了板寸头，穿着蓝色队服，开始面对艾滋病、毒瘾、与外界隔离的环境和极其规律的生活。

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7点下楼，点名、做操；晚上9：30准时就寝。期间，除了吃饭、午休，张瑞和同伴们还会参加一些劳动强度比较低的工作，大多是在缝纫机前加工一些配饰的零件。

晚上6点到7点半是看电视的时间，除了《新闻联播》以外，央视的《以案说法》《百家讲坛》等也是经常播放的节目。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显示着这个场所的监管职能。“监控要关注戒毒人员的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注意有没有发病情况。”四戒所教育矫治室副主任杨现民向记者介绍。

2004年，强制戒毒所还被称作“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为了防止所内交叉感染、更有效地治疗病症，2006年5月，司法部要求省级司法部门建设特殊病隔离管理区。目前，全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共有66个戒毒场所、85个大队总计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5000余人。

四戒所的收容规模为1000人，按照规划以后还会收治其他病残戒毒人员，而目前所内收容的276人，全部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戒毒人员。共有151位警察与20多位医护人员负责每天的管理和治疗。

戒毒人员在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前接受体检。蔡燕云摄

从绝望到希望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全球1060万注射吸毒者中，八分之一携带艾滋病毒。但无论是否静脉注射，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吸毒会使人判断力下降，尤其是冰毒，对大脑造成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吸食之后人的抑制力丧失，性欲增强，高危险行为普遍存在。”四戒所医院副院长黄达辉介绍，有些人会为了获得毒品以性养吸。通过性行为，尤其是男性同性之间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在增高。

在四戒所的干警眼中，这里的戒毒人员首先是病人。“毒瘾是成瘾病态，艾滋病是一种伴随终身的慢性病。”全国人大代表、四戒所一大队书记王涛说。

最初很难这样想。

2009年，HIV戒毒人员刚开始集中收治时，一切都非常艰难。尽管深陷毒瘾、甚至犯罪的泥潭，艾滋病仍然是对他们最致命的一击。“和一般吸毒人员相比，得了艾滋病以后，他们更敏感，害怕被歧视，把警戒线抬得很高；也有自暴自弃的心态，觉得自己一只脚踏进棺材了。吹哨了不起床、吃饭大声喧哗，甚至静坐、打群架……每天能连续平静一两个小时都是很奢侈的事情。”王涛回忆，干警也因为极高的职业暴露风险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最终让这里的工作走上正轨的，除了警察耐心真诚的态度、必要的惩罚措施以外，重要的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进步——艾滋病变得可控，能最大限度地、持久地降低病毒载量，从而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给了曾经绝望的人以希望。

艾滋病病毒1981年被发现后，最早的“鸡尾酒疗法”在1996年才被发明。2004年以前，我国患者靠使用进口药物治疗，每个月至少花费1万元，是极少数人能承受的代价。

2003年，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所有艾滋病患者给予免费的抗艾滋病治疗。

根据2016年版的《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4版）》药品目录显示，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药物有7种，所有艾滋病患者都可以去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取。

四戒所有其中六种，可以配成4种治疗方案，同时备有少量自费药、进口药。对于工作人员，也备有暴露后阻断药，一旦发生血液接触等高危行为，在不超过72小时内服用，即可有效阻断病毒传播。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花这么多钱在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上。除了免费提供抗艾滋病药物，CD4细胞、病毒载量这两个关键指标也免费检查。”黄达辉说。

四戒所的医院与外界的小型医院无异，三层楼配备了药房、门诊、急诊、住院部等科室。

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医院的药房，医生在配药。褚雨晗摄

进入四戒所之前，张瑞虽然已经进行过体检，但为了防止误诊，来到这里仍然进行了两次检查。根据他的身体指标，医生做了一个治疗方案。这是他第一次直面艾滋病，也是第一次试着相信，尽早开始治疗、规律服药，自律生活，他的寿命有可能与常人没什么差别。

每周二医护人员将所有人一周的抗艾滋病药物发到相应大队的干警手中，再由干警在每天固定的点钟，发到每个人手中。“现在276人，一周的药接近2000份。”黄达辉介绍，这些药物有副作用，有的会引起恶心呕吐，有的会影响肝功、肾功、血脂等，要注意同时给他们服用护肝药物等，减轻副作用。但有不到5%的人因为耐药、副作用无法忍受等原因用到了第四种或用完了四种免费治疗方案。

HIV吸毒人员中，绝大多数还伴有乙肝、丙肝、梅毒，以及肺结核等病症，同样需要治疗。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需要去宿舍巡诊，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以周为单位抽血、拍片、做心电图。如果病情比较严重，要安排住院治疗。更严重的，会送到所外医院。

难戒的是心瘾

据《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吸毒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8%，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全人群感染率约为0.09%。张瑞和他的同伴，就是属于这0.18%×0.09%比例中的一员。

尽管可控的艾滋病给了他们可以继续的人生，但人生中的艰难才刚刚开始。

与大众对戒毒所的想象不同。这里少有生理戒毒阶段毒瘾发作时的骇人情形。张瑞在送入当前的戒毒所时，已经在公安部门的戒毒场所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生理脱毒期。比他毒瘾严重的人可能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司法行政系统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更多的是普及艾滋病的科学知识，端正他的心态。在大约两年的无毒环境中，张瑞要保持规律的生活，规律的服药，参加教育戒治项目，尝试戒毒的新技术、新方法，尽最大可能戒除对毒品的依赖和渴求，最终以一个戒毒后相对健康的身体终身抗艾。

四戒所所有人都会重复一个观点：生理戒毒其实并不难，一些新型毒品戒断半个月后就可以不再产生毒瘾反应，但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性。

今年52岁的王淑玲，吸毒时间有29年。2009年她因为贩毒被抓；2013年出狱两个月后，她再次开始吸毒、贩毒，2017年被捕入狱；出狱后2019年7月因为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9月流转到送到了四戒所。

她的人生就这样在吸毒、贩毒、被抓的循环中周而复始。躺在床上的时候，她会止不住地想“我这一辈子怎么就活成了这样？”可是“彻底地戒毒”，她却不能坚决地说出口。

“吸海洛因半年的时候就发现控制不了自己了，好几次决心戒毒，试试一天两天不吸，都不行。过了一年就觉得戒不了了。”她红着眼，沉默一阵，“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这里，心里知道吸不着，也能不吸，一出去，周围朋友只剩下一起吸毒的人，坚持不了多久就又开始了。”

戒毒人员在心理治疗室进行心理咨询。资料图片

走不出的戒毒所

心瘾与个人意志有关，却不是唯一因素。

得知张瑞吸毒之外还患有艾滋病后，他的父母都一直表达着宽容与歉疚，他们本能地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儿子，因此每月一次的亲情探视都来，嘱咐儿子认真戒毒，早日回家。

张瑞现在在复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打算出了戒毒所回到老家武汉，从事相关的职业。“每次见过父母，都要大哭一场。从前觉得吸毒也好，病也好，是我自己的事情，现在觉得真的要对家庭负起责任了。”张瑞说。

但对大多数四戒所的戒毒人员来说，这样有选择的生活是可望不可及的。

HIV吸毒人员在艾滋病患者中，是最不会被同情的群体，更谈不上被理解。“所外的很多医院，都不愿意给他们做手术。”四戒所负责女子戒毒人员管理的干警黄慧明说。在吸毒人员中，他们也是会被无声排挤的一部分。

重归社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非常遥远。

四戒所一大队做过一次调查，在一大队的102人中，高中以上（包括高中）学历的仅有12人，小学学历与文盲占到了63.7%，入所前无业的人有62人。“他们能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服务业，但服务业要求有无犯罪证明、健康证明，这就没他们的份了。”黄慧明说，由于缺少吸毒者之外的朋友圈，他们继续生活在边缘地带，然后走回吸毒的老路，继而越来越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走向恶行循环。

最后的避难所——一个能够给予接纳、支持的家庭也往往在彼此的互不信任中土崩瓦解。

一位进所一周的戒毒人员哭着说，他和妻子早已离婚，父母带着孩子，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单独把饭菜夹出来，让他去旁边吃饭，“我就像一个乞丐一样”。

杨现民说，之前有的戒毒人员病情比较严重，又迟迟没有亲人来探视，戒毒期满，他们把人拉回老家农村，村民会出来拦路，“他之前吸毒，可能坑蒙拐骗了村里不少人的钱，口碑很差，又有艾滋病，村里人就不让进村”。

所有经过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回归社会后相当高比例的人会复吸。“一次强戒，成了就成了，次数越多越不好戒。有的人‘五进宫’‘六进宫’。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会觉得这里比外面好。”黄慧明说。

王淑玲觉得，“这里的人都是得了艾滋病的吸毒人，谁也别瞧不起谁。而且医生、警察会关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治疗也很方便。”有的人愿意留在这里，甚至有人反反复复累计住了8年。

大环境正在改善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帮助戒毒人员实现彻底戒断毒品，真正融入社会，仅靠司法行政系统的强制戒毒所是不够的。”广东省戒毒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扬帆说。

一个积极信号是，帮助HIV戒毒人员重回社会的大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安置帮教领导机构已在我国蓬勃发展，其中成员通常囊括了司法、工商、公安、劳动等多个部门的人员。

随着社会组织的兴起，很多社工深入社区，能够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戒毒人员，一些帮教协会负责联系可以接纳他们的企业，帮助就业，爱心企业也正在增多。

社区戒毒的模式给戒毒人员带来更多选择，他们可以在社区领取戒毒药物，不脱离社会、家庭环境戒毒。所内戒毒与社区戒毒的衔接也是工作重点，更多的社工正在介入，帮助他们在出戒毒所后半年的关键时期抵挡复吸的诱惑。

采访时，一部分戒毒人员在忙着准备“世界艾滋病日”晚会节目。一间宿舍里，五六个人围坐在床铺中间的地上，弹着吉他、打着手鼓，正在排练《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世界艾滋病日”前，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在排练节目。 褚雨晗摄

这是他们对彼此的祝福，也是对一个能够回归主流社会的自己的期许。（文中戒毒人员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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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慧娟
责任编辑： 张永群
本期编辑：王远方吴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