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诺斯留给中国的遗产
导读：诺斯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也是在思考和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何有的国家富裕发达，有的国家贫困落后？
文/刘波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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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国享有盛名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以95岁的高龄，在密歇根州的家中与世长辞。诺斯不仅学养深厚，涉猎广泛，而且热爱生活，富有人格魅力。他的离去不仅让美国人哀悼，也让中国经济学界倍感痛心。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能窥探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命运，是经济学研究最大的乐趣和魅力所在。诺斯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也是在思考和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何有的国家富裕发达，有的国家贫困落后？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诺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出身的经济学家，诺斯毕生致力于把制度元素引入经济分析，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表现。
和2013年逝世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一样，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焕发的光芒，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其在西方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墙里开花墙外香”，主要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私有制和明晰的产权作为隐含假设和外生变量，制度经济学主要起解释历史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这样仍然处在需要完善市场、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来说，制度经济学理论与转型现实更加契合，更有指导意义。
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引入中国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科斯一样，诺斯高度重视产权的作用，认为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才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因此才有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他和科斯都认为，有效率的产权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而不明晰的产权会导致“搭便车”和浪费，导致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这些观点已经是制度经济学的共识。
在当前的中国，从国企改革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环境保护到科研体制改革，不明晰的产权导致的广泛存在的“公地悲剧”，已经成为制度变迁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诺斯等人的洞见值得继续珍视。
作为对历史、哲学都有深厚兴趣的人，诺斯也强调制度中的主观因素。诺斯把制度视为社会博弈的规则，对人类行为的约束条件，并将其分为法律等正规约束和伦理习俗等非正规约束。
诺斯认为，对产权的尊重既来自于国家权威，也来自于约定俗成的日常规范。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化转型也需要公民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和习俗，在内心相信维护产权和市场机制符合社会成员的总体利益。当然，商业文明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与传统文化和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融合，也是重大的课题。
诺斯的理论不仅解释制度的形成，也解释其演变以及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的国家理论和马克斯·韦伯一致，认为现代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抑制暴力。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促使有暴力潜能者尽量少用暴力，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秩序；因此，国家需要主动形塑和推动制度变迁。
但诺斯同时认为，制度变迁可能陷入路径依赖，即制度变迁在短期内收益递增，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强化趋势，但这可能引致良性变迁，也有可能使制度被锁定在错误路径上而陷入恶性循环，后一种可能性是应当警惕的。
通过观察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诺斯一派的经济学家比较世界各国的兴衰荣辱的命运，准确地把握到了繁荣与稳定如何并存的钥匙。比如，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通过宪政与代议制，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可信的契约承诺，奠定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基础，而许多国家因为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只能在短暂和平与长期混乱风险的两难处境中徘徊挣扎。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转型国家的改革问题讨论不能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不能陷入“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二元争论；因为在发达国家，法治、有限政府等制度已经巩固，而转型国家需要建立这些制度。所以，转型国家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建立和巩固能增进经济效率的产权制度，同时避免政府陷入错误的路径依赖。这个命题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没有国家办不成的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走出“诺斯悖论”的关键是在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同群体更好地组织起来，通过利益博弈来约束政府权力，促使其导向良性方向。
晚年的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又有很多修正和新见，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有限进路秩序”和“开放进路秩序”的理论。
对于有限进路秩序的国家而言，首要的课题是通过精英群体内部的博弈，形成稳定的“主导性联盟”和租金分配架构，建立“成熟的有限进路秩序”。在此基础上，如能实现三个“临界条件”，即精英层面的法治、永续性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对有暴力潜能组织建立起政治控制，则有限进路秩序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向开放进路秩序转型；但如果在有限进路秩序阶段贸然引入一些开放进路秩序的制度，比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等，往往会搅乱有限进路秩序的发展进程。
依循诺斯的理论和逻辑来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只有经济基础壮大并巩固了，中国的法治和政治文明才能更上一个台阶。在此过程之中，也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施加引导作用。但需要避免的是政府本身陷入“诺斯悖论”：政府为利益集团的寻租倾向俘获，落入错误的发展轨道。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也必须同步。
如何在明晰产权、增进经济效率的基础破解“诺斯悖论”，走向开放秩序，这是诺斯毕生思索的问题，也是中国需要以改革实践的摸索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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