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茶：我在万科“洗脑”记｜万周春秋
“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史记·淮阴侯列传》
饭桌一圈19个人，一半是咨询顾问，一半是公司人，隔三差五坐在一起，三个月的项目告一段落，这顿饭吃得喜气洋洋。
虽说是酒席，有人喝酒，有人喝茶。席上的EVP倒也不劝大家酒，任由大家酒杯碰茶杯。
按母校、家乡、星座互敬三轮，邻座的顾问Bess突然发问：“我就奇怪了，万科是怎么把这么多奇思妙想的人找到一起的？”
哦？听她这一说，不禁环视一周——公司人里有麦肯锡的前顾问、南方都市报的前记者、哈佛商业评论的前编辑、二十多岁就承担集团级项目的“新动力”（校招应届生）、做PPT出神入化的“扫地僧”，还有不是博士但被大家称作“博士”的怪才。
回到她的问题，若干条解释从脑中闪过，不过总觉得过于抽象。想起一些往事，又觉得酒桌上说起来过于冗长。
两个四十岁的男人
往事之一：去年6月的一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半，众人轮流发言，一个沙哑的声音冒出来：“在万科十五六年了，我就是一个奇葩的人，万科是我在中国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公司……”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红红的眼圈里似有亮光在闪。他顿了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接着说：“我们可能有争论，但是为了把事做好，氛围好。”
他的话并不准确，因为按照他的能力（文史哲法政经数理化全才），在中国任何一家公司或研究所谋个职位都不是问题。
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流泪。
往事之二：一个月以后，笔者到长三角出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几天谣言四起，针对个人的猜测、攻击也不绝于耳。
迎接笔者的是一位周刊的前辈，我们谈起各种真假莫辨的消息，前辈突然激动起来。
“让他们胡编乱造！他还能在经济上有问题？他这个人是为了钱吗？”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如此愤怒。
诚然，这些往事都是笔者的观察，而非切身的体验。Bess的问题萦绕在耳畔，两事之外，笔者想赶在自己完全遗忘之前，追述一下自己与这家公司遭遇、被它“洗脑”的全过程。
面试奇遇
2013年5月29日，笔者按照短信通知，到位于朝阳公园南门的万科北京公司面试。
刚进大厅，迎面看到一张大合影，上面一行字：“欢迎郁亮平安归来“，看背景的雪山应该是珠峰。这下心里冒出一堆问号：都知道王石登珠峰，他怎么也登山了？莫非这个公司的员工都要登山才能升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自行车，但如果不去登山，是不是在这家公司就混不下去了？听说公司里人都很忙，还能有空运动吗？
面试方式是远程视频，坐在二楼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等深圳那边上线，开始回忆公司官网上看到的资料，内容太多了，只记得“健康丰盛的人生”、“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这几句，乍一看很醒目，字面好像懂了，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下午一点半，面试准时开始，几个意料之中的常见问题之后，面试官突然冒出一句：
“你喜欢什么运动？”
“自行车。”（我一度想说登山，但最后还是实事求是，怕接不上露馅）
“为什么？”
“这种在单调往复中“积累-爆发”的运动，符合本人个性。”
面试官没有追问，换了一个问题：“最近在看什么书？”
我心想：这个有关系吗？关于这家公司的书和传记是看过，但最近并没有翻。最近正在啃毕业带回来的一堆书。
“最近在看彭慕兰的《大分流》。”
“哦？这本书什么观点？”面试官一下子来了精神。
“1800年前东西方并无差距，世界也没有中心，只是因为特定的、偶然的因素，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发达了，成为世界进步的中心。”
“历史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面试官追问。
笔者忽然有一种错觉：自己参加的不是一家公司的面试，而是历史学硕士论文答辩。
“我倾向于相信偶然因素比我们敢承认的要大……”
面试在关于历史学的扯淡中结束。来深圳之前，最后去了趟北京法源寺，这座寺庙在北京的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大雄宝殿侧面，一堵墙上用清秀的书法写着小和尚与大师的对话（大意）：
小和尚：修行佛法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很忙没有空闲怎么办？
大师：你每天都要吃饭吗？
小和尚：是的。
大师：为什么你不觉得吃一日三餐很占用时间？
小和尚：因为它是人生必需。
大师：把修行当做你人生必需的一部分，就不会觉得它占用你时间了。
日后我才发现，把这段对话中的“修行”换成其他词（如“跑步”），可以解释在这家公司见到的很多现象。
“记者”、“编辑”与“校对”
2013年的夏天，笔者来深圳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人在这样的年龄，难免会出现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的硬化，再重新完整接受一套价值观系统是极难的，任他人巧舌如簧极力灌输，“洗脑”本质上都无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内心深处越来越看重别人做什么，而不是别人说什么。
网上都说这家公司企业文化有特色，不过当时看到的是：墙上宣讲企业文化的标语口号很少，更没有任何人物画像；楼下有1公里长的跑道，即便是午休时间，也有穿着亮绿色跑步衫的同事跑圈；万科中心像个大迷宫，最初一个月都走错办公区；进到部门里一看，一个80后带着一帮70后干活很正常；开季度大会时，总裁坐最后一排，不坐前排，更不搞高高在上的主席台。
待了两个多月，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人给你分配很具体的任务路线图去操作，当然领导会交代一个工作方向和结果期待，但方案要你自己拿，缺资源你自己凑，或者向他要，一个方案要推下去，跟受影响对象的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受这个方案影响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的职位或借来的领导权威就认可这个方案，他们会挑战，你得应战，这倒逼你做方案时要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否则就等着一大堆质疑挤爆你的收件箱吧。
那年10月，笔者接到通知：为外部媒体录制一段董事长寄语。
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录制大厅里，笔者第一次见到了王石。当时他刚刚结束另外一场活动，急匆匆赶到镜头前，身着卡其色休闲裤、白衬衫，面容有些疲惫，但眼睛里放光。笔者说明录制视频的背景，然后问他是否要提词板。
他说不需要，面对镜头抿着嘴想了片刻，对笔者小声说“好！”
按下录制键，他讲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但日本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000多家……”
那天他一口气讲了10分钟，期间很少说企业的“大”，而是执着于企业的“久”。讲完就走，不拖泥带水。
整整一年以后，英国故地重游，不过这回是给世博会考察组当翻译。在康沃尔郡的“伊甸园”听老外介绍，碰上一堆植物学和动物学词汇，脑子烧得要冒烟，其中一个m开头的动物词儿没听清楚，凭借着上下文的意思，含糊翻成了“一种蝴蝶”。此话一出，旁边的郁亮立马纠正：“moth是蛾子！”
如果说有些人的商业本能是在大量的信息中，预判一个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些人的商业本能就是在大量的信息中，瞬间发现异常信号并加以运用。套用媒体的术语，可以把前一类称作“记者”型的企业家，而后一类则是“编辑”型的企业家，正规的媒体，两种岗位都设。在这家公司，我也曾遇到不少“记者”、“编辑”，当然还有“校对”。
去年的一天，总部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外部交流，按惯例可发内部通稿，周刊的记者和我把那稿子反复看了几遍，交给办公室一位同事发给公司所有员工，这位同事在万科的时间比郁亮还久，业务熟练。
过了10分钟，内部邮件还是没有发出来，我们觉得不对劲儿，刚要打电话过去，那同事却打回来了：
“稿子有问题，人数不对！”
原来，这位同事把稿件中提到的人名和照片上的人数一一对了一遍，发现有个嘉宾没有提到，所以把稿子压下来了。
我们打开稿子回头一看，顿时头上噌噌冒汗——文中果然漏了一个重要嘉宾名字。
按理说，稿件内容责任全部在我们，那位同事负责发送准时，范围准确，但没想到她竟然又全文核了一遍，连这个隐藏很深的错误都挖出来了。
当你犯错时，默认就会有同事补位而非拆台，这种组织氛围让人觉得安心。她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报社编辑部带我入行的那位老师。
植物与进化的隐喻
2016年的十一假期，正是胶着中的短暂平静。在巴塞罗那的古埃尔公园，笔者看到一种奇特的植物，它的叶子正中长着一朵小花。我把这株植物拍下来，微信发给王石。刚发出去就觉得有点不妥——没有考虑到时差，当时是巴塞罗那的下午，北京时间的半夜11点。
正想撤回那条消息，回复却来了：
“百部，也叫婆妇草，是百部科的植物，多年生草本。花梗贴生于叶脉上，像花从叶上长出一样。”
一周前，在朋友圈看到了他不参与董事提名的公开信，对此笔者并不意外，正如他稍后发出的那个朋友圈所说：
雨水倾浇荷池，雨滴却无法在荷叶上安生停留，并将灰尘微粒带离，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叶效应”。
对于“雨滴”和“荷叶”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虽只经历了这家公司的十分之一时光，但笔者没有见到任何让后代、亲属接班的冲动，上行下效使亲属回避制度得以坚决执行。如果你在大型组织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一定会认同笔者下面这个断言：七大姑八大姨在公司里挂闲差还指手画脚，是让一线业务人员最伤心的组织氛围毒药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几年，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期间也会听到抱怨，但不管具体原因如何，对于企业文化这个维度几乎都是认可的。总体而言，它把想做点事的人吸引过来，给混头衔不做事的人抽掉椅子，或者与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和平分手，组织用这种方式不断自我更新，最后存活下来的，正如进化论所预言——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与这个企业文化模式最相适应的。
新的问题来了，达尔文指出了进化的规律，但避开了进化的方向问题，对于这家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方向是什么呢？
翻看万科周刊从1992年创刊以来所记录的万科人特质，不难得出结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这家企业长期潜在影响最大的著作。当然，公司没有要求任何员工信仰宗教，如果忽略“宗教”这个标签以及“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宏大概念，马克斯·韦伯的核心意思是：人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发现人存在的完全意义，并为参与真实价值创造而感到安心和升华。这与另一个马克思说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殊途同归的。
《失控》是对万科最近几年经营管理影响最大的著作，其背景是公司的规模迅速增大。KK在这书中用的主要是生物学论据，他的这些论据不好懂，但是核心论点并不困难，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基本同构的观点——比如《兴盛与危机》总结的“强控制导致脆性瓦解”，比如顾准笔记中暗含的“多中心文明优于单中心文明”，又如哈耶克对社会工程学的批判——“致命的自负”。
于是笔者看到，有很多前万科人，虽然在其他平台有了很好的发展，甚或创业、实现财务自由，但也不免在朋友圈里流露出对自己万科岁月的怀念（一段笼罩在玫瑰色朝霞中的good old days），就像朱元璋怀念年轻时喝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当年的汤，放在今天未必是世间一流，他们真正怀念的，乃是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自己青春时代对“意义”的徒劳追寻，以及那个恰好可以承载这段莽撞青春的组织容器。
回到眼前的酒席，想给Bess讲讲这些往事，但恐酒短话长。临别时分，有人端起酒，有人端起茶，一饮而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