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信CEO唐宁：普惠金融的首要是解决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2015年，对于“普惠金融”这个较新的金融名词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0年前，联合国发起了第一个全球性小额信贷宣传活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普惠金融”也叫“包容性金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始用于联合国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年的宣传与推广，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大力推行。

普惠金融在中国上升到国家战略

2006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的焦谨璞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2013年11月，普惠金融列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普惠金融这个概念，自2005年在联合国层面被提出，在国际上的推广也仅有十年时间，而在中国以此概念进行的商业实践也很短暂。普惠金融在短时间内被列入党的执政纲领，并有望在接下来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得到更大发展，有着深层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与需求。

在前几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当晚，新华网以《展望“十三五”：规划先行，民生为本》为题报道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出了“普惠金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该文提供了最新的一组数据：在为我国GDP和国民财富增加贡献力量的生产主体中，1900万户左右小型企业、微型企业，5165万户个体工商户，2亿左右生产性农户，构成了我国的小微经济体或草根经济体。他们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是吸纳全社会就业的主体，也是6000万左右贫困户未来“脱贫”的主渠道。

但是，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约为27.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5%，而农村民间借贷参与率高达43.8%。

从普惠金融的行业角度来看，这既是巨大的不足，同时也是巨大的“蓝海”市场。

普惠金融的首要是解决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虽然普惠金融在短时间内被国家战略层面关注，但我国当前金融供给的现实是，大中金融机构、证券主板市场为供给主体，以大中企业为主服务对象，以大中城市为主服务区域，基于正规财务报表和充分抵质押物、第三方担保开展业务。这与中国大众创客群体从事的小微经济体“小、多、散、弱、活”的自然属性以及“短、小、频、急、活”的融资需求特征内在不匹配，导致众多小微经济体长期受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困扰，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对此，中国“普惠金融”的早期商业实践者，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普惠金融”的首要是解决融资难，也就是资金的可获得性。由于当下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低，信用体系尚在完善中，当有借款需求的时候，无可获得，或者没有任何的预见性，规划性，到底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获得。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融资难的问题都没解决，融资贵都算不上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加强“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实质，解决大众创客群体面临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让金融服务真正普惠大众。

唐宁的观点，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5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的发言不谋而合。

吴晓灵在此次论坛上表示，中国金融业要回归金融业服务的本质，为企业服务、为居民个人服务，为借、贷双方搭建好桥梁。普惠金融难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普惠金融狭隘的放在了扶贫上，认为扶贫就是普惠金融，理念上存在偏差；二是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到现在，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吴晓灵认为，普惠金融的定义与内涵有几层意思：第一，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要维持金融服务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第二，普惠金融不仅仅是面对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要公平对待所有客户。而这些金融服务应该是在每一个人有金融需求时，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科技是解决普惠金融可获得性的驱动力

唐宁提到，由于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手段水平的局限，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有很大的局限，过去都是大型金融机构对大企业的供给。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结构具有时代性，没有任何错误。

但时代在进步，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科技手段的飞跃性进步，普惠金融的需求和发展都得到了促进。现在普惠金融存在很多未被覆盖的市场需求，这是一个增长的驱动引擎。而普惠金融在覆盖过程之中，科技起到了关键性的驱动作用。50年前的美国、100年前的美国也有类似的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拥有的科技，使用的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科技。今天，我们拥有了移动智能硬件、移动互联、大数据等等科技手段。无论是硬件、还是金融风控技术等等科技手段的提升，都让我们有机会去弯道超车，把别人很长时间能做成的事，在相对较短时间做成，这就是一个双轮驱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