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谁？！

文 / 静静

来源 / 大声嚷嚷啦啦啦（ID：dissqueens )

昨天，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的新进展上了热搜：

他们延长了青蒿素的用药时间，而这一进展，能解决“青蒿素抗药性”这一世界级难题：

《人民日报》的记者还了解到，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获新突破的同时，屠呦呦团队还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癌症，因为无法治愈，所以得了就是绝症。

对于那些患病的人来说，这种病意味着死亡。

我们知道的迈克尔·杰克逊、Lady Gaga的姑姑，都是因为这种病去世的。

2012年，中国红斑狼疮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90万，而且这个数据在不断增长，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病率居世界第二。

对于红斑狼疮，最大认知便是：目前无法根治。

屠呦呦的新进展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仅仅在中国，屠呦呦这一发明有可能拯救上百万人的生命，而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数字会呈几何倍数增长。

人们惊叹于屠呦呦的厉害与伟大：

但是，早在这之前，屠呦呦便已经用自己的研究，惊艳世界。

2015年，屠呦呦就已经被授予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9年，英国BBC发起了一项全民票选，屠呦呦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图灵并列位“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

BBC记录短片《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这样说道：

当我们提及杰出的科学人物时，毫无疑问，屠呦呦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

为什么？

纪录片给出了答案：

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她研制的药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姓名，包括世界上的贫困人群，以及上百万的儿童。

而这，都是因为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

疟疾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大的杀手之一，仅非洲每年就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

上个世纪60年代，美越战争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被携带疟疾的蚊虫叮咬后丧命，因疟疾死亡的士兵数量，多到无法估量。

面对越南的求助，中国成立了研究组，当时身在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接下了研究对抗疟疾药物的重任。

她靠着一双脚，走访疟疾药方，靠着一双手，一字一句，生生整理出640万字的药方集：

当时有2000多个关于疟疾的药方，需要一一实验排查：

巨大的工作量，耗费了她的全部精力。为了新药的研制，她不得已将孩子们送去寄养：

研制的过程异常艰难，一次次实验，研究了200多种中草药，但依然颗粒无收。

当身边的人都劝她放弃，毕竟连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都束手无策，更何况我们。

但是，屠呦呦不死心，她把目光转向了厚厚的古代医书典籍。

翻阅浩如烟海的典籍，她发现了古书中一条关于治愈疟疾导致发热的药方：

这给了她灵感，改用低沸点溶剂来提取有效物，后来发现这种有效物对于疟疾的抑制程度达到100%。

但是，当她们欣喜地进行临床试验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经历千辛万苦发现的有效物，却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能适用人类，研究一度陷入停滞。

虽然明知有生命危险，但是屠呦呦还是决定以身试药：

后来，试验成功了。

这背后是191次实验。

一次次改良、实验，再改良，无限循环更新，终于在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列入基本药物名录。

在屠呦呦发现和成功提取青蒿素之前，全世界约一半人口处于罹患疟疾的风险之中，而屠呦呦的发现，直接让这个数字整整下降了50%。

BBC这样说道：

很少有人像她这样，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直面不可知的危险，仅仅因为治愈别人的一丝希望。

即便取得了世界级成就，我们也很少在一些场合看到她的身影。

2015年诺奖身份公布去领奖时，根据事先的约定，各路记者领导专程赶到第三航站楼为她送行，结果，局长一行在贵宾室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屠老身影。

后来才得知，屠呦呦早已悄悄办完登记手续，走普通登机通道登机起飞了。

2017年，屠呦呦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闪光灯都准备好的时候，等到的只有满脸抱歉的负责人： “实在抱歉，屠呦呦先生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到场，由她的几位同事接受大家采访。”

是的，她又一头扎进实验室。

张载的《横渠四句》有这样一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屠呦呦，担得起这四句话。

放眼望去，世界上像屠呦呦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而我们何其有幸，能拥有这样一群人。

这个穿着汗衫工作的老爷爷叫高伯龙：

作为86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激光物理专家，他曾说：“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马上开始激光陀螺的研制，全世界都在加紧研制导航技术。

他带着团队攻坚克难，那些困难，别人甚至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生生扛过来了：没有实验场所，他们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软件，就自己动手编程；经费不足，就利用废弃的材料自己造设备、搭平台……

1981年，他负责的“208”项目，诞生规格之高，在国防科大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他常年一身黄布军装、一双草绿胶鞋，别人很难把他和院士、大师这些称谓联系在一起。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普通、毫不起眼的“扫地僧”，倾尽一生的心血，默默坚守半个世纪，让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绽射出耀眼的强军之光。

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和“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他们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激光领域的7项空白。

因为他的存在，中国在这个领域稳居一流位置：

第一台高精度反射率透射率测试仪；第一个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工程化样机；第一个实现激光陀螺产业化生产；第一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能全闭环研制生产激光陀螺的单位……

正是因为他，为高新武器进行目标定位，才让我们的武器想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底气十足。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他的成就，这一句足矣：

他一生从事激光陀螺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图片里这个笑得特别和蔼的老爷爷叫于敏：

他是我国核武器独立设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勋章奖”获得者，被称为“氢弹之父”。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做到这一步，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人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人用了4年零7个月。

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于敏，那只能是“bug”：

为什么这么说？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于敏构型”，另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

美国虽然研究出氢弹，但是并不具有实用价值，而“于敏结构”的特殊存在，使得中国低成本保存了氢弹，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氢弹的国家。

这个结构厉害么？

我只能说，美国用了20年时间仿制，至今都没能成功。

他叫林俊德，很多人应该非常陌生，因为他在西北的荒漠中，隐姓埋名一辈子。

但他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某基地研究员，坚守在罗布泊52年。

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一共45次。

空中爆炸冲击波、地下爆炸岩体应力波、爆炸地震波、爆炸安全工程技术……这些爆炸，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但是，只要听到就能想象到这些它们的危险程度。

他，是真的在用命工作。

然而，他的晚年，却与癌症相伴，这是长年过劳与频繁参与核试验后的结果。

医生说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他拒绝做手术，并坚持要搬出重症监护室。

因为，他手里有好多涉密的文件没保存好。

如果没交代好这些，他没办法放心地走。

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8天，拖着病弱的身躯，完成了他这一生最后一份工作表：

将电脑里藏着的几万个关系国家利益的保密文件一一保存；

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

3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2次在病房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实验任务；

完成了130多页、8万多字博士论文的修改，写下338字的6条评阅意见；

与基地领导几次探讨基地爆炸力学技术的发展路线；

向学生交接了两项某重大国防科研尖端项目……

他带着氧气面罩，处于半晕厥的状态，还不停询问：

“文件存好了吗？”

老伴劝他躺着休息。

他说：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的不是对家人的嘱托和惋惜的泪水。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他做的，只有工作。

很少有人能认出照片里的这位老爷爷，但是大多数人都吃过他研制的糖丸。

1955年，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在中国集中爆发，在当时的中国，这种病，无药可治，更谈不上预防。

得病的孩子，超过四分之一死亡，剩下的孩子，即使侥幸存活，伴随他们是终身残疾。

恐慌在全国蔓延。

而当时，能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只有2种，而且都是产自美国：

一是美国Salk死疫苗，需要注射三次（每次高达5美元）。

一是美国研制出来的活疫苗，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极大。

于是顾方舟决定自行研究，他给227只猴子做了4500张病理切片，而这些切片摞在一起，有四层楼那么高。

为了试验药效，他亲自喝下疫苗溶液，以身试药，甚至给自己刚满月的孩子服用疫苗。

万幸，最后证明他研制的疫苗真的有效。

顾方舟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全国数以万计的儿童，自从疫苗推广，小儿麻痹的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

用“救星“来形容他，真的一点儿都不为过，从60年代至今出生的孩子得以健康成长，都是因为他。

图片里的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

他叫吴孟超，是我国的肝脏外科之父。

凭一己之力，把中国的肝脏外科医疗水准，拉到国际水平。

1956年，外国的一个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要达到世界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质疑这个记者说的话，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

而吴孟超带领他的团队，仅用七年时间，从无到有，不断创新，实现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的重大突破。

他毕生都在于肝脏疾病周旋，而且创造了多项第一：

1959年创立中国人肝脏“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学理论；

1960年，他主刀成功完成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发明“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

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胆外科的前列；

……

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但是的研究成果，却造福了无数国人。

从医75年，他把16000多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因为他的研究，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降低0.3％，肝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56.1％，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79.8％。

很少有人看过这张照片：

在高铁二等座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破旧的鞋，在研究图纸。

他是7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老先生。

他从事测绘仪器研发工作55年，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中国测绘仪器的水平推进到国际领先地位。

有报道说，他曾用很少的研究经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为国家节省资金2亿多元，创汇1000多万元。

可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老人。搞了一辈子科研，可家里的书桌都磨损成了这样：

讲台上的人，叫黄大年，一个一听《我爱你，中国》就会热泪盈眶的海归赤子。

他是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早年间就在海外名利双收。

2009年12月，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

就这样一位各国争相抢夺的科学家，幸好他是中国人，他回来了。

他带着先进技术，重点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

这种设备就像一只“透视眼”，能“看清”深层地下的矿产、海底的隐伏目标，对国土安全具有重大价值。

而这样的高端装备，国外长期对华技术封锁。

他用了八年时间，把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而外媒曾经这样报道黄大年的回国：“黄大年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图片里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很少有人认识：

他是国际知名天文学家南仁东，被誉为“天眼之父”。

当他投身到中国射电望远镜研究事业的时候，面临的是一穷二白。

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到30米，而国外呢？

所有重大的全球望远镜计划，都拒绝带中国人参与。

他翻遍了贵州山区，终于找到一块合适的场地。

然后又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和影响力，自学技术，克服种种苦难，终于，为中国造出了领先欧美20年的“天眼”：

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看到137亿光年的距离，是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缘。

截至2018年9月12日，仅仅在中国天眼的调试阶段，科技人员就发现了44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中国天眼，给我们这些渺小星球上的渺小人类，对于浩瀚的宇宙未知的宇宙探索和了解，对于那些关于自身，关于全人类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都有了一丝探索的可能。

而创造出堪称奇迹的南仁东，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这项研究中，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他和科研人员相处的时间，远比陪伴家人的时间要长。

一生的坚守，换来了我们仰望苍穹、和宇宙对话的机会。

一个人的梦想可以有多大？大到直抵宇宙。

一个人的坚持可以有多久？久到穷尽一生。

南仁东，用一生来回答。

这个笑眯眯的小老头，我敢保证，走在路上，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

可他是国内遥感领域泰斗级的专家——李小文院士。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人，扛起了中国遥感技术的一片天。

遥感测绘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之一，但是西方先进国家对此技术，一直都是严密封锁。

但是，他凭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技术攻克，成功开创了国内遥感技术，还提出了李-Strahler模型，他的硕士论文，成功入选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

有了李小文和他的研究，美国也不得不借用我们的技术。

我们熟悉的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出的各种图像分析，捕捉到的各种宇宙信息，全部都归因于李小文院士的李-Strahler模型。

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说：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如果没有他，全世界对于宇宙的探索，都会停滞不前。

而生活中，他完完全全是个普通人，网上最常见的照片是他穿着布鞋给学生上课：

虽然头顶有无数绚丽的光环，但是生活上却极其简朴，唯一的乐趣就是喝点儿小酒。

无论去哪儿，都没花过什么钱，即使被邀请去做高大上的演讲，手里拎的始终是个纸袋子：

李小文院士，在生命的最后一节课，站在讲台上，讲了两个小时课。

放眼望去，那些科学家里，有一大部分，我们没听过，也不认识，

因为他们没有名气，也不追名逐利。

但是，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才切切实实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国度，给了我们便捷的生活，甚至挽救了一条条生命。

今天屠呦呦团队的新进展，不仅仅是一项研究成果，也不仅仅是为了奖项去做的努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的生命和希望。

在微博下面有这样一条评论：

曾几何时，这些人是我们追捧的对象，我们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崇敬和狂热。

小时候，一提起哥德巴赫猜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景润，同学之间的攀比，就是谁买到了刊登陈景润的杂志，熬夜给陈景润写信，问他关于数学、科学的问题，如果能得到陈景润的回复，比中了彩票还值得庆贺；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但是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书籍，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毕竟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都这样教育他的儿子：书架上有本《十万个为什么》，每天读40页，遇着问题做个记号，空了我给你说说。

那个时候，我们写作文，最想写的就是《假如我和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如果能和那些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航天员接触一天，一睹他们的风采，内心觉得此生无憾；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去过酒泉，却无数次听过这个名字，因为每当有卫星发射，全家人都挤在电视前守着，盯着画面里的基地，心都抬到嗓子眼，比新年倒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

那个年代，是推崇科学，追捧知识的年代。

我们的父辈最热切的希望便是，我们能成为科学家一样闪耀的人，如果不能，多懂些知识也是好的。

那个年代，书籍和知识影响着人们的一生，有人凭借它考学，鱼跃龙门，有人甚至拿着它提亲，因为知识就是财富。

可我们的现在呢？

都想整容当网红、做奸商打版复刻抄袭、靠流量赚粉丝钱，或者找个富二代生个孩子改变人生。

甚至连小学生都说，长大的梦想是当网红：

屠呦呦上热搜，有人说：

屠呦呦，真厉害，可，和我，没啥关系。

是的，这也是当下很多人的困惑：屠呦呦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不要让成年人价值观的崩塌毁坏了未成年人的去路。

如果祖国的未来，自小就好逸恶劳，鄙视贫穷，对有意义的工作一概无视，否定科技，对祖国发展无感，我们的国家还能继续强大吗？

鞠躬尽瘁的科学家们，我们没有人能认出他们的长相，记得他们的名字。

他们用一生做出来了成就，一样无人喝彩。

除了他们自己，会为这个国家又强大了一点，默默欢呼。

他们喜欢清贫、寂寞的人生。

因为这样，就可以更专心地为祖国效力了。

而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你我，难道我们不该为了让科学家们的辛勤有所后继，出一份力吗？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别再让孩子们的价值观就此崩坏。

告诉他们什么是价值，什么有意义。

更不要让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真正的英雄，寂寥无依。

让他们恐惧死亡，恐惧死亡之后，再没有人迎头赶上，国家再无进步。

一个好的社会，不该只充斥着浮躁的欲望。

曾经在知乎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屠呦呦？

被赞的最多的回答是这样说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疯狂追逐着名与利，大多数人都希望孩子能一夜成名， 没有人想成为科学家，大多数人的人生规划，是成为明星，要不就是网红，除了这些，似乎无从选择。

而屠呦呦的存在，这些默默无闻、籍籍无名却真正改变这个时代、担起民族脊梁、扛起国家未来的人，也许给了我们关于人生的另一种答案。

本文系作者授权“清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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