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82年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文|果麦麦

来源：2040 BOOKSTORE

勿忘国耻，我辈当自强。

2019年12月13日，是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随着12月4日与5日，胡信佳与金茂芝两位老人的相继离世，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下 78 人。

我们在等待施害者道歉、承担责任；施害者却在等待这些幸存者死亡、否认历史。

82年过去了，我们不可能忘记那场屠杀，和被那场屠杀改变命运的千万人。
中国平民所遭受的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凌晨，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实施了长达6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纵火及抢劫等反人类罪行。

南京1/3的建筑被烧毁，从一个端庄优雅的江南古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3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惨遭杀戮，平均每12秒就有1名同胞死于日军屠刀。

攻占南京期间，日军高层采取“大体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的政策。但在落实政策时，被疯狂屠戮的不止中国军人俘虏，还有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这其中最丧心病狂的，就是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的“杀人竞赛”：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约定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者为胜。

任何一个但凡有一丝文明的种族，都不会以杀人为快，甚至作为比赛，但对日军来说，这种一刀一人的杀法不过是个“序曲”，日本还嫌这样太迟缓。

日军接下来的行为，完全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他们需要更高效、更集约的屠杀方式，给中国人以“精神震慑”。
所以他们“做了个实验”：在长江边的中国海军军事基地上，一次性屠杀8000俘虏，并就地焚烧掩埋，血水把长江都染红了。

对这第一次大屠杀，日军高层“相当满意”。于是就有了12月17日的第二次大屠杀，目标是一万多人。他们用重机枪一遍又一遍地扫射排好队的中国人，然后再浇上汽油集体焚烧……

日本官方把这种杀戮当做一种胜利的炫耀，不断地对外宣扬着自己的“战绩”：江东门、1万人，燕子崖、5万人，草鞋峡、5.7万人，煤炭港、3000人，鱼雷营、9000人，中山码头、1万人……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惨死的中国平民，他们把南京城变成了“杀戮的乐园”。

后来有日本士兵回忆：“就任我们开枪扫射，重机关枪1分钟能发600发子弹，连续扫射了15到20分钟……弹药箱都（打）空了。”　“为了不被射中，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往人堆上爬，人群堆起来有3米高。”

▲2018年日本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南京事件2——检验历史修正主义》
扫射结束后，拿着机枪和刺刀的日本士兵们走向俘虏群中，拿着刺刀往尸体上刺去。

他们随意处理堆积成山的尸体——“（尸体）扔进了扬子江里。原先只有十多人的时候，还能随着江水流动，等到几百人、几千人的时候就都流不动了，阻塞住了。”

而侥幸活下来的人，一辈子都无法走出那场杀戮的阴影，时时刻刻都在痛苦里挣扎。

幸存者秦杰先生每次回忆都心有余悸：

逃到江东门时，桥已经被炸断了；怎么过河呢？大家就发现（日本人）用尸体在河里铺了一条“路”，上边铺着一层木板，祖母就带着我从木板上走过去，“路”两边不是头就是脚……

幸存者当年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父母半步，就需要面对所有至亲全部惨死在自己面前的噩梦。从“爸爸爱妈妈宠”瞬间变成一个孤儿。

1937年，9岁的常志强亲眼目睹，父亲和三个弟弟被日军枪杀；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两岁的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后死去，弟弟也被冻死在寒风中。

▲常志强
潘巧英，日本屠城的1937年，她才7岁，她的爷爷和父亲都被刺死，妹妹在躲避日军抓捕中不幸身亡；她还看见一名妇女连同她刚生下的孩子被杀害，一位躲在厨房门后的老太太也被杀害……

▲潘巧英

1937年12月13日，一队日本兵来到夏淑琴家，杀死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和1岁的妹妹，奸杀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她自己被日本兵刺了三刀，“我就睡在死人里面，我怎么活过来的我自己想不到”……

▲夏淑琴

在更多的文献里，还有这样的记录：

“在他的前面两排俘虏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地抓打那个试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没有人过去帮她，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被日军奸杀后剖腹、内脏裸露在外的中国女性

我们今天光是读到这些文字，就已经无法想象，更无法接受；而我们只是旁观者，他们是亲身经历者。

以死抵抗、绝不撤退的10万中国军人，也全部战死沙场或者被俘屠杀；他们在九泉之下，看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守护的百姓，遭遇这样的残害，一定比自己赴死更难过，一定无法原谅自己。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汇，去形容这场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屠杀，甚至，根本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会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屠杀另一个民族。

南京城，就这样一瞬间失去了30万子民。今天的南京城，如果总是笼罩着一丝压抑，那是我们不愿意忘记当年的冤魂。

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录者

1991年8月，南京大屠杀发生54年后，美国人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父亲约翰马吉于大屠杀期间，在南京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

78年前，就是这台摄影机，拍下了这部叫《南京暴行纪实》的默片。
▲央视对约翰马吉的报道

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前，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6年的约翰马吉，拒绝了美国大使馆撤离的建议，他不但没离开，还和20多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一起成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专门收纳南京的难民。

为了掩盖屠杀的真相，日军在入城后实行信息封锁。12月16日，南京所有的5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南京。

马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真叫人难受，但我认为，应该把事实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真相。”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马吉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在日军出没的地方铤而走险偷拍。

他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影像。

约翰马吉拍下了南京沦陷前的画面，经过持续三个月的轰炸，此时的南京城已是一片废墟，到处冒着浓烟。

在南京下关的浦口铁路轮渡桥，数万伤兵、难民准备从此逃离南京，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人，遭受了日军舰炮、手榴弹以及屠杀，这一片狭长的长江江滩上，超过57000名中国人死在这里。

　　
1937年12月16日，马吉发现，窗外正有一队日本士兵在抓捕中国青壮男人，这些都是被怀疑当过兵的人，原日本侵华士兵岁男太田回忆：“在城里，我们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然后检查他们的手和脚。如果谁的手脚磨起茧子，一定是当兵的，就杀了他。”

日军滥杀无辜的证据，在马吉拍下的镜头中比比皆是。

马吉一次次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是尸体。”

“一名7岁的男孩身体僵硬，已经死了。三天前，腹部被刺中五刀的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抢救。但是伤势太重，已经没法救了。”

“日本兵闯进来时，这个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正一起躲在国际难民营里的防空洞旁边。日本兵刺死了她的父亲，射杀了她的母亲，再往小女孩手肘上猛刺了一刀，女孩就此终生残疾。”
……

没过多久，第三国中立身份的国际安全区也不安全了，日军坦克不时从安全区里拉走大量的男人集体屠杀，有时多达5000多人。

马吉明白，他必须早点把这些影像送出中国，不然的话，不知道哪一天，他也会遭殃。尽管他不愿意离开，他还想搜集日军更多的罪证。

1938年1月23日，以为一切消息都被封锁的日本当局并不知道，马吉拍摄下的胶片画面，已经被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中，偷偷带到了上海。

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影片被命名为《南京暴行纪实》，先后在日本、德国等地放映。

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图影血证，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8年后的1946年，约翰马吉带着这部影片，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我亲眼目睹并记录了你们的罪证，今天你们也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还原历史真相献出生命的华裔张纯如

张纯如，一个华裔小女孩，第一次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不过20岁出头。
▲张纯如
她是完全接受西式教育长大的人，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从来没听说过“南京大屠杀”。

但当她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既震惊又疑惑：相比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反人类指数，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从历史里消失了？

带着这种震惊与好奇，张纯如开始了她的资料搜集工作。南京、美国多地的走访，她接触了大量一手资料，最后写成了一本《南京大屠杀》。

相比于日军疯狂地屠杀中国军民，更让张纯如震撼的，是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恶行。

这也是张纯如身为女性，后来患上抑郁症的重要原因：身为女性，更能感同身受南京大屠杀中妇女的痛楚。

在“南京暴行”期间，有30万中国军民被屠杀。大约有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上到60岁的老人，下到8、9岁的幼女，甚至是即将临盆的孕妇，都没能逃过一劫。

上文夏淑琴的妈妈和两个姐姐，就死在日军的兽行之下：

12月13日，二三十个日兵闯入家里，把她父亲枪杀后，用刺刀挑死母亲怀里1岁的婴儿，再枪杀试图反抗的爷爷和奶奶，还用军刀劈开了邻居2岁孩子的脑壳；然后把她母亲，与分别只有16岁和14岁的两个姐姐轮奸至死——在反抗中被捅三刀昏死过去的她，醒来后发现赤身裸体的妈妈和两个姐姐的下体里，被插进了瓶子和木棍……

通过日本兵金子安次的回忆，奸杀已经不足以满足这些禽兽，他们更喜欢在女性下体塞东西，让女性死在身体的伤害与精神的侮辱中，一系列变态的行为被日军在南京实行：

在南京期间，我们总是杀人放火、强奸轮奸，当官的让士兵摁住一个女人的腿和胳膊，想测量她的下身有多深，就随便找个棍棒捅进去，即便女人挣扎喊叫也不停手，等棒子插到底，就用浸过汽油的棉花塞进去，然后点火……这种行为在日本兵里相当普遍。

这样的行为在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比比皆是：

“他们剥光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然后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这些士兵们还把一个香水瓶插进她的阴道，并用刺刀杀死了那个婴儿。当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夏太太的父母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老奶奶为了保护两个孙女免遭强奸，被日本兵用左轮手枪打死了；那老爷爷紧紧抱住妻子的尸体，也立刻遭到枪杀。”

“接着士兵们剥光这两个女孩的衣服并轮奸了她们：16岁的女孩被两三个人轮奸，14岁的女孩被3个人轮奸。之后日本人不但刺死了那个大女孩，而且把一根竹竿插进她的阴道。那小的一个只是被刺死，这才没遭到她姐姐和她母亲遭到的暴行。”

……

张纯如在写《南京大屠杀》时，不过20几岁的年纪。很难想象，她做了多少努力，才有力量支撑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每天与南京大屠杀那段残忍血腥的历史为伴。

她要把那些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等等，一字一句写出来。

她无数次一个人崩溃在写作中，但她不能停止，他要向世人揭示这个真相。

50年前，日军屠城的时候，有一位设立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同样用日记在记录日军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之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排中间白衣服者是魏特琳

日复一日面对日军的杀戮，魏特琳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也就是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两周后魏特琳精神失常，返回美国。1年后，魏特琳选择了自杀。

▲南京市立的魏特琳墓碑
日军暴行不仅摧毁了魏特琳的精神防线，即便是50年后的张纯如也不能幸免。

张纯如本身在记录日军暴行的时候，已经“无法直视那些照片”，时常陷入对人性的绝望之中。《南京大屠杀》成书后，她又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被人发现在自己的汽车内自杀身亡。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前的张纯如雕像

一个为了正义与真相奔走的生命，就此终结。

在接触到南京大屠杀之前，她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她完全可以按照当初计划的那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她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的前途，本该一片光明。
但她接触了南京大屠杀，除了和我们一样对日军令人发指的罪行指责之外，还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她要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段历史，她让更多人看到了日军曾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

她有什么错吗？没有！但她为了向世人揭露真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她曾经为南京大屠杀真相奔走的证明。

赎罪的日本老兵与否认历史的日本政府

侵华战争数以万计的日军，进入中国境内后，有没有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并不是正义和平的战争，而是赤裸裸的侵略与屠杀，因而叛变的呢？

有。

1937年，被卷入侵华战争的山崎宏，作为一名军医来到中国，由于不忍目睹日军的烧杀掠夺，来华不久他逃离了部队。

他不知道怎么回去，只知道山东离老家近，一直往天津、山东的方向逃。

▲山崎宏老人，来源人民网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

中国人没有记恨他，还在战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给他饭吃，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国家罪孽深重。

日本战败后，山崎宏拒绝回到日本，而是在中国考了医师证，成为一名医生，并且写了一句非常中国特色的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这一干，就是70年。

他在济南市一个诊所从事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每天上午10点，不大的诊室挤满了患者，有的患者一家四代都是来这里请山崎看病。诊疗和药费不到20元，要比医院便宜得多。遇到没钱医治的患者，山崎不收取诊疗费。

▲山崎宏老人在给孩子看病，来源人民网

山崎宏每年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

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1976年他曾经第一次回到日本，朋友帮他都找了工作，可是他没有接受，再度返回济南。

他的父母与兄弟以及朋友都已经故去。他自己也办理了死后捐献躯体的手续。山崎微笑着说:“我一点不后悔留在中国，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他一生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无罪，而是用70年来赎罪，来证明善良不分国界，罪恶必须受到惩罚。

还有一位本多立太郎，中国人对他的认知，很多来自一张图片：他跪在卢沟桥上，向中国人民谢罪。

他一生3次来华谢罪。

这都来源于，1939年，被卷入侵华战争的他，杀害了1名年轻的中国士兵；以及他遇见的一个中国女孩。

杀害了一名中国士兵之后，本多立太郎脑子里始终闪过那位士兵临死前的画面。

每逢周日，其他士兵去慰安所，他就去当时驻扎的小公园（现在的金坛市华罗庚公园），在那里他结交了一位中国小男孩和他的父亲，渐渐和这家人熟了。

有一次小男孩十七八岁的姐姐，对正在和本多立太郎踢球的他怒斥：不许和日本人在一起。小男孩就走开了。

后来男孩一家人邀请他去郊区玩，父亲让女儿给大家唱一首歌，女孩勃然大怒：我会唱歌献给殉国的勇士，但我绝不会给日本人唱。

本多立太郎追上女孩，对因愤怒而颤抖的女孩道歉，并说：我相信，你唱起祖国光复之歌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也希望这一天更早地到来。

没过多久，本多立太郎所在部队被派出去执行侵华任务。“忽然，小男孩塞给我一张纸条，然后迅速离开。纸条上写着：愿君，不事杀戮；愿君，不战死疆场。我猛地全身一热，抬头寻找，终于发现了人群中女孩的身影。“

“我当时心想：不战死疆场，我不敢保证；但不事杀戮，我绝对可以做到。在以后战场上，我总是放空枪。”“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我认识的最美丽、最值得尊敬的女孩。”

正是这位曾经不让弟弟和他玩的女孩，彻底让本多立太郎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会再去杀害无辜的生命。

战争结束后，他无法原谅自己参战，无法原谅自己的国家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更无法忘记当年那个中国小女孩身上所展现的普通中国人的人性光辉，从此走上了漫长的赎罪生涯。

本多立太郎说：“我谨代表曾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兵，为60年前的罪行忏悔。唯有以下跪这种直接的形式，才能彻底表达我的愧疚之情。”

▲ 本多立太郎跪在曾经参与杀害的新四军墓前

“我要以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和平。”1986年至今，本多立太郎一直在日本和中国，进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演讲，听众接近20万人次。

这些赎罪的日本老兵，与拒不承认历史、一再挑衅中国民族情感的日本政府，形成强烈的反差。

战后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道歉，其参拜的靖国神社中仍供奉着侵华战争中的甲级战犯；修改教科书，甚至把侵华战争定义为“正义之战”，出版诸如《日本无罪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京判决—辩护方资料》等一系列粉饰、否认日军当年暴行的书籍。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来源新华社

对于慰安妇问题一再否认，每次有当年慰安妇制度下的幸存者请求还原历史真相，还历史正义，日本政府三缄其口，不管不问，用心险恶地等待着这些老人死去，企图让当年的罪证随同着他们的去世而消失。
……

很多在如此军国主义文化下成长的日本大众，也活在一种“集体失忆”中，并不是因为苦难太过痛苦而选择遗忘，而是人为地把它删去。
但是，我们不会忘，永远不会忘。
我们或许会问，南京大屠杀跟我们当代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看完这篇文章，你或许和我的感觉一样：不仅有关系，我们根本就不能遗忘。

对于这段历史，遗忘就意味着背叛，但铭记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在仇恨里，而是时刻告诫自己：

我们始终要保持警惕：有亡我中华民族之心的狼豺虎豹，始终在我们周围虎视眈眈；我们一刻都不能停止向前的脚步；只有我们足够强大，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欺负。

正如我们的国歌所表达的思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曾经有人问：和平年代，为什么国歌还充满了生死存亡、民族自救的意味？
这正是我们不断强大的原因，我们必须记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再前进。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图片除标注来源外，其他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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