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他讲述的台湾，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作为“自由主义偏左”的文人，杨渡（右一）曾激烈地反抗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但2007年，他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马英九（左一）竞选团队核心成员。（杨渡供图/图）
“大陆人在讲到民国的时候，把民国跟蒋介石讲得那么好，这对台湾人来说有点怪怪的。台湾人对民国风范和民国自由文化人是有情感的，对统治者蒋介石并没有这种情感。”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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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元旦，作家杨渡回到台中和家人团聚，忽然接到马英九的电话，邀请他加盟竞选团队。他犹豫了几天后，答应了。那时他还不是国民党党员，马英九让他写个申请书，火线入党。他的职务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
但在“文传会主委”的任上，杨渡只干了十个月，等到马英九竞选成功就职后，杨渡就退出了马英九的团队，担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至今。这个总会的首任会长是蒋介石，那时马英九是会长。
作家杨渡1958年生于台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祖母是晚清臣民，家族从福建躲避仇隙逃到台湾。杨渡的父亲，生下来是户口本上的“日本国民”，杨渡则是台湾“本省人”。在杨渡看来，杨氏家族三代人各自的身份和出身，由不得自己。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台湾人很无奈。祖父有三个兄弟去当兵：三叔公调到大陆在法院当通译，战争结束从上海一路乞讨逃回台湾。六叔公到南洋当工兵，回到台湾一生追讨日本欠他的军饷。二叔公则在美军轰炸台湾时被炸断了一条腿。
在杨渡眼中，台湾人亲日还是抗日，这个问题格外复杂。他的父亲一代都取日本名字、唱日本歌谣，但这并不能被解读为亲日。因为那些面对日本的抗争，也多用日语。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1950年代，两岸都搞了土改。台湾后来在1960、197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奇迹，正是建立在土改基础上。杨渡的父亲从一个农民，成了铁工厂主，杨渡见证了台湾所谓经济奇迹的背面，其实是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环境代价。
那时，杨渡的外祖父年近五十，开始做通灵人,门前溪边有一座妈祖庙香火鼎盛,外祖父常常为小孩“收惊”,杨渡小时候调皮地学着外祖父的姿势,给几个小表弟“收惊”。
而杨渡的父亲是个“不信邪”的人,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从做瓦开始逐渐办起了铁工厂,但因为工商和金融知识不足,违犯票据法,被人追债,到处躲藏,在他印象中,他母亲就是一个为躲债趴在“水田里的妈妈”,还一度入狱。后来，杨渡以此做了书名。
到了晚年，杨渡的父亲反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祠堂的建设与管理上,回归到祖先的信仰。
小时候，杨渡看到父亲的生意伙伴上门逼债、警察给他家和工厂贴了封条，而父母逃亡在外，这种强烈的不安，使他萌生了将来去办济贫医院和济贫学校的愿望。这种对于安全感的追求，和他日后从事新闻和社会运动有某种关联。
台湾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正是以环保运动开始的。杨渡是其中积极的“采访和参与”者，后来他加入台湾自由主义阵营的《中国时报》，成为时报的副总主笔。
“原住民”这个概念是杨渡及其同伴发明的。他觉得，“山地人” “高山族”“高砂族”的叫法是有歧视性的名词，最后，他们在“原住民”和“先住民”之间，确定用“原住民”，他们给原住民办的刊物，不是被禁，就是读者几乎收不到，“白忙了一场”。
杨渡早年曾有长诗《刺客吟》，获得了《中国时报》文学奖。那时他浪漫地想象革命，激烈地反抗国民党的戒严。但通过参加鹿港反杜邦等环保运动和恒春反核运动，他认识到台湾可以寻求改革。
作为国民党批评者的“自由主义偏左”的文人，后来竟然加入国民党，成为马英九竞选团队核心成员，这是杨渡完全没有想到的。
马英九一度对竞选心情低落，杨渡给他鼓劲，帮他策划了2007年5月从南到北675公里的“青春铁马行”环岛自行车骑行活动，5月20日铁马行抵达终点，马英九兴奋地高喊：“我们做到了！”这次活动给马英九增添了信心，也扭转了选战气氛。
“作为政治家，马英九这个人心太慈。”杨渡说，他打算等马英九任期满后，写一写马英九。
2010年，奋斗了一辈子的杨渡的父亲第一次病危，杨渡意识到记录剧烈转型的一代人历史的紧迫感，动笔写他个人家族的百年台湾史。2013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曾 在台湾访问杨渡，他告诉记者，他正在写父母一代的故事。2014年，这本名是《水田里的妈妈》的书在他父亲去世后完成并出版。2016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 时更名《一百年漂泊》。
“历史上的漂泊除非是战乱，仗打完还可以回乡，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找生路， 离开之后再也回不了头了。”杨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陆的情形也相似，北上广这几个大城市百分之四五十都是外来人口，每年春运有两亿人在路上，这种漂泊 是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值得两岸中国人记录和思考。”
（以下文字为杨渡口述）
1 家族：“汉奸”·伤兵·女犯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台湾人是很无奈的。我祖父有三个兄弟去当兵，其中三叔公被调到大陆，在法院为日本人当通译，先是在福州，后来在上海。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在上海。日本人走了，他一无所有，在上海到处找朋友，想借钱回台湾，结果在路上遇到抓汉奸。抓汉奸的搞法，是把裤子脱下来，如果穿那种叫“禈”的内裤， 就被认为是汉奸。别人让他脱裤子的时候，他一想不对，脱下来就死定了，所以把上衣一脱就跑了，最后像乞丐一样沿路乞讨回台湾。
六叔公到南洋当工兵，美国跳岛战的时候，把他们所在的岛跳过去了，他们没有补给和信息来源，不敢投降，也不敢生火，就在岛上像野人一样生活了半年。六叔公回 到台湾，才发现家里没有收到他的薪水，他一生在追讨薪水，到年龄大了，讲到日本还是很不屑，直骂“欠钱不还”。我二叔公在台湾，到战争后期，美军轰炸台 湾，他被炸断了腿。
我是在乡下田里赤脚打滚的小孩儿，在农村的三合院里长大，看到农村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父亲做过水泥工人，后来做盖房子的瓦，也没成功，再后来做铁工厂，因为没技术，所以又失败了。他没有现代金融的知识，也没有跟银行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只能找民间的高利贷借钱，拿土地质押给高利贷。
我父亲躲债，我母亲三十五六岁因这件事进监狱，一直哭呀哭不停。别人问她怎么进来的？她说，我丈夫开我的支票，害我坐牢。那女犯就说，你不要哭了，我们好几个人跟你一样。当时台湾，男人在外面冲找出路，失败后果却大部分由女性承担。
我母亲坐牢出来以后，自己管财务，管工厂，管所有工人的婚丧喜庆，像一个一起打天下的大家庭。拜1970年代经济起飞之赐，生意好起来。
2 亲日与抗日：远不是两分法那么简单 台湾人士亲日还是抗日的问题，并不像在大陆那样非此即彼，容易两分。
前几天我听林文月说，二战结束时她在上海，台湾人属于日本国民，就读日侨小学。她的外祖父，也就是写《台湾通史》的连横（连战的祖父），都住在上海。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她听到广播，整个日侨小学里的老师、学生哭成一团，她回到家，家里也觉得悲伤，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久，又说台湾回到了中国的怀抱，所以他们又属于战胜国。但上海街头，又在查汉奸，非常尴尬。
我三叔公为日本人做事，在上海怕被人当成汉奸，他匆匆忙忙从上海逃回台湾，就没事了。在大陆，国民党有锄奸队，共产党也有锄奸队，会把拿日本护照的人当汉 奸。但在台湾，大家都在日本人统治下生存，只要不是做走狗去欺负台湾人，平常待人也不错，基本上不会被惩罚。但如果说在日本的警察局当走狗，欺负了很多 人，那就会被报复。它是民间讨伐，没有大陆那样的“锄奸队”。
台湾的抗日、亲日，是大陆很难理解的，台湾抗日是从1895年开始的，到1915年，日本统治台湾20年，一直有武装对抗。比如余清芳的西来庵事件，他们占 据山头杀了许多日本的警察，日本派部队去镇压，身高超过120厘米的男孩子被枪决，据说杀了上万人。日本人把那地方改名叫玉井，玉井是东京当时一个风化 区，改名是诅咒这里的女孩子变成妓女。2014年，台南发现了一个荒冢，挖出来三千多具骨头，就是这次事件的牺牲者。
我父亲会说日语，喝点酒还喜欢唱日本演歌，有很浪漫的个性。有人说台湾人亲日，其实台湾人抗日比大陆人更久。台湾人在日据初期的抗争中，大概死掉20万人。 武装抗日不成，改以文化启蒙运动抗日，组织农民运动抗日。我的专长是研究农民运动，台湾从1926年成立农民组合，1930年代台湾农民人口大概三百多 万，其中有两万四千个农民组合的会员对抗日本，直到被镇压。抗日不只是八年抗战的概念，而是变成殖民地，不知何时可以结束，所谓“五十年殖民史”也是最 后，二战结束，台湾光复，才知道不再当二等公民了。
1915年后，台湾人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对抗，争取农民权利。1931年之后，日本打东远战争，内部也镇压社会运动。一个给农民印发宣传小册子的人被抓到警察局打 死了，狱友抗议，在监狱里办了一个追悼会，唱台湾农民的歌曲，也唱共产国际歌。台湾人亲日不亲日，不是看你是否取日本名字，唱日语歌曲。在监狱里，对日本 人所有的抗争都是用日语抗争的，语言符号不表明什么。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有很觉悟的台湾青年，假装去日本，曲线到大陆来抗战，钟浩东就跑到大陆来寻找抗战的祖国，因为拿台湾护照，被当成日本间谍逮捕。
1937年之后，很多台湾人同样遭遇到被当成日本间谍的命运，日本人也曾经利用台湾人在厦门开赌馆和鸦片馆，厦门那一带有“台湾坏狗”的说法。在厦门和福州的很多 台湾人，就被集中起来，大量的医生、教师因不满日本人统治回到祖籍福建漳州厦门一带，被作为日本间谍嫌疑集中到龙岩的山上垦荒，死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叫 李友邦的台湾人，参加过黄埔，在杭州组织台湾义勇队，跟国民政府申请把龙岩的医生、知识分子、年轻孩子接出来，成立台湾医院，帮人义诊，赢得好名声。这才 慢慢改变台湾人在大陆的形象。
我的二叔公被日本人征调去南洋的群岛当工兵，建机场和防御工事，被征调没有拒绝的权利。那段历史的复杂远超过二分法。所谓台湾人亲日，这几年被独派过度形容 了，好像台湾很亲日。其实尤其1950年代之后接受美援，台湾受好莱坞文化影响，对美国依赖很深，留学美国的居多，台湾亲美远超过亲日。
1960、1970年代，台湾工业化发展，杨渡的父亲从农民变成了铁工厂主，杨渡见证了所谓经济奇迹的背面，其实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环境代价。图为杨渡（右一）与弟妹们在当时的锅炉工厂前合影。（杨渡供图/图）
3 “二二八”：突然出现了一个粗暴的生父 1947年台湾为什么会发生“二二八”事件？一句话，后发文明的政党，和初步工业化地区之间的错位和扭曲。
光复的时候台湾人充满喜悦，觉得自己要当主人了。1895年，台湾被割让出去的时候，就像穷人家把小孩卖给人当养子了，养子是二等公民，当长工使唤。有一天 他觉得自己要回来当主人，回到生父的家，想不到生父是那种粗暴不太有文明的生父，先家暴毒打一顿。你说生父对你特别坏，不是，他对每个小孩都那样。
国民政府1945年接收台湾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非现代化的政党。它在大陆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黄仁宇关于抗战的书里写的，他们在西南地区抗战的部队，像土匪一样，缺兵就去抓丁，缺粮就跟地主要，兵匪不分。
日本的部队还是军容整齐，穿着整齐的制服去打仗，国民党的部队打着绑腿，穿着布鞋背着锅碗瓢盆，跟现代化的部队完全是两回事儿。但台湾人对于来的国军赋予它 很多神话，真正接触才知道他缺乏法治，跟民间抢东西，吃女人的豆腐，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讲八项纪律的原因。
台湾人认同祖国，心里面充满憧憬，可是没有法治这件事情比较难以接受，粗暴的政权是导致后来发生“二二八”社会的根源。至于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线。我父亲说，日本人是很严厉的，但是有法可依，他可以去骂日本人，据理力争，但对国民党不行，骂会出事儿。
4 土改：没有利益关系,国民党才说干就干 1950年代，台湾有一个重要转变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让贫穷的佃农得到土地，农业生产大量增加，国民政府通过“稻谷换肥料”政策控制农民，让农民拿稻谷到农会交税金、换肥料，变成明年的生产资料，土地改革让台湾农民安居乐业。
美援在军事上让台湾安定下来，支持了土地改革。吴念真讲过美援时的一个笑话，人们排队到教会或救济站领面粉，面粉袋上会写“中美合作”，缺少棉布，人们把面粉袋拿来做小孩子的内裤，小孩子穿着破内裤跑来跑去，裤子上还写着“中美合作”。
政府接收了日产，把日本的公有地发给农民，推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田地的分法不是没收，政府也没骗地主，是拿股票换地主的地。那时很多人不懂得股票，廉价卖掉了，辜振甫家族就大量收购股票，台泥公司就变成辜振甫的公司了。
日据时期，没有台湾人的资本家。日本国有企业，主要是农产加工业。经过土地改革，地主拿到股票，台湾人才握有工业性的资本，这就是1950年代台籍资本的崛起。除了辜家，还有板桥的林家，都是从地主换股票变成台籍资本家的。
国民党在江浙的时候也想做土地改革，因为很多财团跟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做不动。但国民党跟台湾地主没关系，说干就干。1950年代白色恐怖，抓了许多反抗国民党的异议分子，风声鹤唳下没人敢反抗。但当时农民花很少的手续费，拿到田地，所以农民感激国民政府。
5 经济奇迹：就是靠消费青春铸成的 1970年代开始的台湾“经济奇迹”，是靠加工出口型工业，大陆1990年代也靠这个。像我父亲那样的一批台湾农民，后来变成中小企业主，有做纺织的，有做铁工厂的，有做塑料的。康师傅方便面在台中本来是做食用油的小型企业，后来就发展变大了。
台湾经济奇迹，主要是借农工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工业产品卖得比较贵，农产品卖的比较便宜，于是资本自然就会流向到工业。
1950 年代，因土改安定下来的农民，生存日益艰难，纺织和塑胶制成品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工，农民慢慢转向工业。台湾有一阵子做圣诞灯饰全世界有名，这纯粹要靠劳动力，全家大小在家里手工把灯饰材料串起来。女工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一个奥秘所在。我父亲的锅炉厂对面是一个纺织厂，流水线上最多时有两千多个女工。年轻女工 中学刚毕业，正当青春，工作到二十三四岁，结婚回到家庭，工厂也不用付任何社会福利。有人说台湾经济奇迹就是靠所谓消费这些青春铸成的。
1980年代，因为环境运动、劳工运动，成本逐渐变高，这些加工出口的工厂就开始外移，1990年代台湾人大量到珠三角、福建或者长三角建工厂，叫做“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台湾接外面的订单，过去在台湾生产，后来在大陆生产，帮跨国公司做鞋业加工等。
我父亲做的锅炉也少量卖到大陆，但大陆跟台湾的锅炉标准不一样，要重新安检，父亲还送红包，后来发现这边太乱就没有再做。我弟弟1990年代初到东莞，一个 村的书记骑着自行车来接他看工厂，他们几个人就去投资。五六年之后再去，村支书已经有两辆宾士车，他用土地去合资盖工厂，急速发展起来。像富士康那样大型 的工厂或大的劳动区，应该给青年工人建立夜间学校，或开设管理和经济贸易的课程。因为让这些年轻的女工男工有机会学习，青春的生命才有未来的期望，而不只 是劳动机器。
6 环保：当时觉得是有钱老爷讲天方夜谭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环境破坏。1986年前后，我参与到鹿港“反杜邦”、新竹“反李长荣化工”、恒春“反核示威”等环保运动中。
台湾1970年代开始的经济奇迹过程，其实引进的不少是日本的污染企业。因为台湾与日本在语言上相通，加上台湾的劳工便宜，也没有开始环境运动，所以污染企业特别是农药厂在日本造成公害，就外移台湾。
这种转移，是利用发展阶段的差异，来欺骗和压榨后发地区的土地和劳工。因为台湾曾经走过这个过程，所以1990年的时候，台湾籍全国人大常委黄顺兴看到外资可能进到大陆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就想登记成立环保团体。最后没让成立，他就在人大一直提醒政府。
台资1990年代大量向大陆转移，后来大陆慢慢贵起来，才渐渐转移到东南亚。我弟弟也去越南办厂，那里的法律还没有那么多。
7 蓝绿：有选举，未必有民主精神 我自己追求过、参与过民主运动，做记者时也有到台湾南部实地观察过县市长选举，我知道，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选举结果。有人愿意接受买票，才能靠买票当选。
台湾中部乡下的选举，很多是靠亲戚的关系，花钱买投票，虽然违法，但为了亲戚的面子就投票给他。与其期待民主带来多少社会进步，不如期待人民素质的提高，否则威权政治依旧可以透过选举，长期统治。
民主只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素质的提升是需要时间培养的，不可能因为有了选举，就一步到位，有民主选举，不一定就有了民主精神，关键是公民要学会公民 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经过政党轮替之后，暴露出很多贿选、作票、绑桩等选举黑暗面，一样的民主制度，也有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民主。
政治上“解严”或开放，两岸开放，民主改革，蓝绿争执，这些只是一种表象，实质是百年来经历日本殖民、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台湾人，寻求“自我认同”“做自己”的主体性意识的萌芽。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最后终究不分蓝绿，由所有人共同完成历史变革。
8 民国风范：散落到中学开花结果 我跟大陆各地人接触，大陆这几年兴起一个民国风潮，推崇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民国研究的风气和人格的风范。从台湾人来看，这些民国文化人在台湾都是反对派、自 由派，像雷震、殷海光，一些大陆喜欢的民国文人其实在国民政府里并不是很得意。这些大陆人对民国的认知和对国民党的认知画上了等号。
1949 年的时候，跟国民政府去台湾的人数大约160万，当时台湾人口460万左右，那么多知识分子过去，可是台湾的学术机构，只有“中研院”、台湾大学、师范大 学和台中的农学院，后来才有政治大学等，公立的学校很少，大量知识分子各谋生路，高成低就，没有能够在高等学府教书或做研究，但散落到台湾的中学、师范学 校或一些民间的文化团体中。
像被张大千称赞的画家叫吕佛庭，到台中师范教书，那时考师范学校的都是穷人家初中毕业生，学校供应吃住和一点零用钱。吕佛庭在那里教出杜忠诰，一个佃农的小孩，后来变成很重要的书法家。
吴学让到嘉义去教书，李仲生是杭州美专毕业的，从台北到彰化的中学教书，他是中国抽象画之父，他就在彰化火车站的小餐馆里，一杯茶教一下午，也不收学费，他学生里出了萧勤、霍刚这些很重要的画家。
江兆申当到台北故宫的副院长，他曾在宜兰花莲教书，齐邦媛曾在台中一中教英文。
我在台中一中也碰到一个历史老师，号称北大的才子叫齐治平，能唱声乐，开启学生的眼界，我同代的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老师。对我们来说，1949年去台的这 些文化人才是真正民国风范，渡海的文化传灯人。唐君毅写过《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因为两岸的战乱，中华民族散落世界各地像花果飘零了，但是后来看不是花 果飘零，是蒲公英的种子到处去开出文化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
台湾人对民国的风范和民国这些自由文化人是有情感的，但是对于统治者蒋介石并没有这种情感。蒋介石的声望可能只有蒋经国的一半——因应转型社会的动能，改变时代，推动时代向前走，这才是台湾人特别念蒋经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