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拿什么告别闭门造车？
时下中国商界有一个有趣现象：企业家、经营者和年轻的职场精英一边抱怨商学院教的那一套不切实际，一边却对MBA、EMBA及各种商学课程趋之若鹜。
迷茫的不仅是商界，还有商学院。对商学院教育诟病的不仅是企业家，还有管理学者自己。
管理学教育先驱、沃顿商学院教授罗素·林肯·艾克夫（Russell L. Ackoff）荣退时，有人问他：“商学院的成就是什么？”
他答道：“有三个：一是给了学生一套术语，让他们可以很权威地谈论自己不懂的话题；二是给了学生一套原理，让他们不管面对多少不利证据都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三是给了学生一张入场券，让他们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管理。”
其实，早在艾克夫这番嘲讽之前，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就对商学院的“成就”表达了他的忧虑，他说：“没有什么比通过给管理者‘发执照’或者只允许具有某种学历的人做管理者使管理‘专业化’更能摧毁经济和社会了。”
管理学者如何走出商学院这个象牙塔？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从1908年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成立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
最近的一次热议是不久前刷爆商学院朋友圈的一篇演讲稿，演讲者是本刊编委，也是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主席徐淑英教授，她在演讲中呼吁商学院教授别躲在象牙塔里，要跟企业家们一起走，不要走在他们的后头，不要关起门来搞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外学者奔走呼号了百年之久，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行动，有人已经开始在象牙塔和企业之间铺路。
2018年12月19日，一个名为“竞争战略教研坊”的机构在上海正式启动。
这是在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的支持下，由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以下简称共享中心）与君智咨询联合成立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
旨在挖掘中国企业的最佳商业实践，通过将一些来自中国本土的经典商业案例编入该平台，以实战与理论的深入融合，让中国的案例开发“走得更近、挖得更深、写得更透”，进一步构建和丰富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助力中国管理人才的培养。
2019年6月，由竞争战略教研坊承办的首次“案例研究与教学研讨会”于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40余所商学院的近百名教师及企业界、媒体界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并对教研坊成立以来所开展的系列活动进行复盘。
在圆桌论坛环节，《商业评论》副主编刘雪慰与各方代表就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使命及创新合作等话题展开讨论，各方代表有共识，也有分歧；有隐忧，更有信心。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见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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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评论》：我想把第一个问题抛给苏教授，案例共享中心在与君智咨询合作成立竞争战略教研坊之前，商学院的教师在开发案例时通常会遇到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各种困难都有，主要困难来自三方面：企业、案例开发者和机制。先说企业，首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寻找企业；其次，就算找到了企业，可能也不一定合适，人家不一定配合，商学院与企业间有很大鸿沟。
再说案例开发者，有些教师去企业调研的热情很高，可是不会写案例，即使去了企业，企业也配合，他们也写不出真正的教学案例，更搞不出值得研究的东西。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和研究人才还有很大缺口。
最后说机制，教师去企业调研是个体行为，是按照个人偏好做的，没有形成一种组织行为，大家不能互相带动、互相启发，也就是说我们的案例开发、教学和研究机制还不到位。
不过，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各院校提交案例的总量在增加，国家自科基金工商管理学科的申请书中，大部分都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参加案例大赛的院校数量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商学院的案例热潮已经兴起，这时特别需要推一把，帮管理学者跨越一大步，从而让中国的案例教学和研究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共享中心光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做成这件事的，需要借助社会更广泛的资源和力量。
《商业评论》：君智咨询一直致力于寻求中国企业竞争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近年也交出了许多份亮眼的成绩单。接下来的问题就给姚总吧，你们与共享中心成立竞争战略教研坊的初衷是什么？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我们的初衷有三点。首先，我们希望为中国企业提供的方案更切中要害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这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一定的理论高度。目前我们积累了不少阶段性成功的实践，也理出一些框架，但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逻辑和规律。我们希望把它们挖掘出来，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我们自己做不到这点，必须依靠学者。如何联合以商学院为代表的学术研究界对现有一些典型企业范本进行动态、持续跟踪，而不是等它们大红大紫或突然溃败时再去追逐热点？这是君智一直在思索的。
我们的理想做法是邀请学术界基于我们服务的企业客户实践，来做长期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和提炼出中国企业应对竞争的中国办法，通过商学院正规教育体系加以普及助力更多中国企业，这是我们与共享中心创办教研坊的初衷之一。
第二，在与企业长期深入的接触中，我们时时感受到企业对管理人才的迫切渴望。
照理说，国内开展MBA和管理学教育的时间不短了，各个商学院毕业的人才规模也不小了，可为什么企业仍觉得他们不好用？
我们判断，这十有八九是当今的管理学教育与企业实践脱节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商学院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就接触优秀的商业实践案例。
第三，我们也渴望学术界能基于君智的实践，来发现在目前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之外是否还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系统。
这个发现过程有无限的可能，也许探索下来，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理论系统；也许发现它只是对某个传统理论的延伸；也许是与某个传统理论嫁接而成的一套“新体系”；也许是中国情境中的一套全新理论体系
总之，我们希望能将这套体系总结归纳出来，因为这是经过成功印证的东西，成功实践的背后一定有它独有的商业规律，这个规律值得学者们去挖掘，使之科学化。
君智咨询总裁姚荣君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苏敬勤
《商业评论》：从二位的谈话中，我可以感知到共享中心和君智的初衷其实是一致的。
姚总上述这番话，我很有共鸣。因为工作原因，我与商学院学者和咨询公司顾问平时多有交流，有时也会听到他们谈起对彼此的印象。
许多商学院的教授说起咨询公司，尤其是本土咨询公司，似乎都有一些看法，觉得它们的理论框架比较肤浅，不入流，也经不起推敲，有太多商业上急功近利的色彩，虽然绝大多数咨询顾问都是他们的学生。
而咨询公司的顾问在谈到商学院时，也常常会说商学院教的那套在实践中根本不起作用，离企业现实状况太远，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当得知共享中心与君智成立教研坊一事后，我非常好奇你们是如何接纳彼此的？二位在见面之前，各自是否对对方有上述一些隐忧呢？经过大半年的合作，你们对对方现在的印象如何？与你们最初的预期相符吗？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这些隐忧当然有，但我们的合作愿望和需求更强烈。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本土咨询体系如果不去规划，不使之系统化，是进不了全球管理咨询主流的。
现在培训和咨询市场很乱，门槛也很低，若听凭这样野蛮生长，会把这个行业做low。
君智作为一家深具使命感的本土咨询公司，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项工作规范化，夯实学术根基，让企业用到正宗的咨询产品和服务。
我们与共享中心的初衷虽然表述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动中国企业成长，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共享中心是中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具有学术纯正性。这个平台上的学者是一群在当下中国受过最好管理学教育的人，也应该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人，他们的成果代表了中国当下管理学教育和研究的最高水准，这当然是我们最想合作的人。
其次，这跟我们选择企业客户一样。我们选企业，关键是看企业家。看企业家什么呢？看他的创新精神。
这种创新精神我们在苏教授身上看到了。我们能感到苏教授很想改变中国管理学教育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他很谦卑，从来不以学术泰斗或前辈自居。
君智也是要改变企业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改变它的商业规则。我们都在求变，求变就会创新，这是我们共同的DNA，所谓同气相求。
现在，我们与案例共享中心合作大半年了，虽然我们当初的隐忧没有完全化解，但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没有创新的想法。
目前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推进合作，拿到成果。从扬帆启航到抵达彼岸，注定会经历风浪，但我相信这段旅程中也会充满新发现，给我们带来惊喜。
君智咨询总裁姚荣君
《商业评论》：苏教授这边呢？有没有压力？我听说也有一些学者对这项合作有疑虑，担心学者们会不会被咨询公司左右，不再能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另外，苏教授您本人已是桃李满园，著作等身，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现在您牵头做这个新尝试，有没有考虑过失败的风险？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我不觉得这是风险。我做事的特点是只要看准机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干就一定干到底。
大家都说共享中心这些年已经很有起色了，这是事实，共享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很知足。可我不这样想，我是个居安思危的人。
我还是看到了很多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并没有构建到位，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创新来克服新发现的问题。
记得当年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共5位院长，有3位来自我国台湾和新加坡。他们认为哈佛案例很棒，就直接买了。
另外2位院长，一位是我，我没买。我听了哈佛案例分析之后觉得确实不错，但是它不是针对中国本土化情境开发的。
我当时想，如果我自己是中国大陆的MBA学生，老师让我在中国的教室里分析这些案例，我会兴奋吗？答案是“No”。既然如此，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大中小企业，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案例呢？
若想做中国自己的案例，光靠商学院是不行的，必须是商学院与企业联动。
这是我的愿景，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真正享受到中国本土化管理教育带给他们的能力提升。
在中国情境下，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应该成为管理学界的中国学派。我个人无法创立这个学派，但我可以带领大家做一部分案例工作。
很多老师不重视案例，但如果他体会到案例教学和研究能让他的论文质量更高，更易发表和获奖，还能让他在教学上如鱼得水，他就会重视起来。
身为一名老教授，我最深的体会是：对一名教师而言，真正的奖励不是科研，而是教学。在我近40年的教师生涯中，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奖励是学生的掌声和鲜花，这是我的成就感所在。我亲手授予硕士、博士、本科学位的人数超过1万人，这才是我的价值体现。
中国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和研究要提升水平，载体在哪儿？前面也说了有那么些困难。这时正好有这样的机缘，君智愿意助力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不试着接触一下呢？
我接触过高端的咨询公司，比如安永、普华永道，他们做的项目找我做评审，我看了一下，很洋气很规范很专业，但我只给了60分，因为那只是一个报告，而且都是按照模板抄下来的，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我也接触过一些小咨询公司，很多是我的学生开的，他们专注细分领域，也还算专业，但有些“游击队”和“土八路”作风，远达不到专业水准。
所以，最初接触君智时，我的判断标准是，一看专业和规范，二看实干，三看志向。结果双方一聊，我觉得君智的理想和理念跟我是契合的，我心中的咨询公司就该这么干。
其实，很多咨询公司找过我们，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件事、一个战略行动或动作来找我们合作，这不是一个长期合作要做大事的概念，与我们的愿景不符。
但跟君智的创始人聊，从他们的话语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情怀。一个好企业家是需要情怀的，并不仅仅是在商言商。没有情怀，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就不会有驱动力，就走不远。
共享中心和君智都不满足于现状，都希望通过提升中国管理实践的水平来造福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但我也的确不是没有一点顾虑。即我们如何在professional（专业化）和academic（学术化）之间保持平衡？
我同意姚总所言，每一个伟大的商业实践背后一定有伟大的理论。咨询公司指导实践，学界提炼理论。但是，咨询公司和学界的目标及使命毕竟不同。
目前国内乃至全球商学院的体制还是以出版发表论文为考核指标，教师们自然要追求学术论文数量。如何能够在professional和academic之间形成一个有效通道，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在思考的。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苏敬勤
《商业评论》：苏教授刚才提到“中国学派”，姚总也提到要为中国企业的竞争问题寻找中国解决方案，我也注意到近几年有关“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范式”之类的提法在学界和咨询界非常流行，在您看来，在全球管理学大视野中，到底有没有一个“物种”叫“中国式管理”？“中国学派”与“中国式管理”区别何在？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若干年前，我们讲要基于中国情境来研究中国的管理理论，后来大家反复思考，觉得这个说法或许不够严谨，我们现在的共识是：
所谓“中国的管理理论”也是世界管理理论的一部分。中国的管理最后必定会融入世界的管理，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
国内学者在国际上的顶级期刊也发表了几千篇文章，但对不起，目前还没有哪个真正的管理理论是中国人提出的。中国的管理模式可能存在，但管理理论至少目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管理的中国学派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中国学者因为研究中国情境比较深，所以涌现出一批很好的论文，它们有个共同的标签，就是“基于中国情境的”。
在这个领域有一批顶尖管理学者，它们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然而然就成了管理学中的中国学派。
他们聚焦中国的“特殊管理实践”，得出了是世界普适的理论，但是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因为只有在中国这个情境中才有这种实践，所以，不存在中国的管理理论，只存在管理学的中国学派。
《商业评论》：刚才苏教授还谈到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目标、使命是不同的，我想请教各位，你们认为商学院的使命是什么？咨询公司的使命又是什么？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作为商学院外部人，我只能说我希望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并且能把企业的成功案例变成传承和培育的教材。
至于咨询公司的使命，实践出真知，但这个真知还是要通过学术来升华，我们主要还是在实践本身，所以我们是通过实践来推动可能形成的一个中国学派。
程兆谦
浙江工商大学案例中心主任
我想从曾国藩的“立德立言立功”这个角度去讲。
立德。我很赞成“新商业文明”的提法，当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时候，不仅需要方法论、新的能力，也需要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思考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重塑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如果不能超越人性的局限、克服中国文化的不足、压制对短期利润的渴求，也不可能有更好的企业。
我观察，新浙商比老浙商做的好，不仅是行业新，更重要的是它们拥有更开放、更多元、更民主的价值观，也因此能够凝聚更多的人才，激发更大的能量。
那么到底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需要商学院去研究，去输出。
立言。不管是中国的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商学院的角色都是核心的。目前我们都知道管理上最核心、影响力最大的理论，鲜有中国人的影子。
特别是中国本土的商学院，尤其欠缺。我们守着全世界发展最快、最活跃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能不能提炼出对全世界都有启发，对核心管理体系有贡献的理论？
立功。主要是培养人才，或者管理者职业生涯过程中的加油站。这就需要商学院在前两个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和功力，再叠加方法的多元化创新，加快经营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所有这些都要求商学院亲近实践、研究案例，再超越具体的实践和特定的案例。
至于咨询公司，其实也可以从立德、立言、立功的角度看。一般认为，咨询公司在立功上迫切性更强，能力要求更高，帮助企业取得经营和管理的成绩。
但同样是立功，它和商学院的侧重点不同，咨询公司是事功，商学院是人功。
最好的咨询公司在立言、立德上也是非常有建树的，比如麦肯锡，它在行业内的尊崇地位就跟它在立德、立言上的贡献分不开，它为这个行业确立了专业服务的标杆。
马文·鲍尔（Marvin Bower）的高标准人格不仅影响了同事、同行，还影响了很多大公司，它还提出了包括7s模型、GE-麦肯锡矩阵、三层面战略等战略分析与设计的框架。
当然，从知识上下游的角度讲，传统上认为商学院位于上游、咨询公司位于中游，是知识的转换。
但今天商业实践变化太快，商学院惯性太强，这样的角色分工会有些变化。知识的产生是多源的，流动是多向的，是在不断交流、碰撞的基础上产生商业新知。
《商业评论》：对此，朱教授有什么见解？我知道您在案例教学和研究方面做过不少有意思的探索，您成立了自己的案例工作室，还一直在尝试各种案例教学方式，您如何看待商学院的使命以及与咨询公司的合作？
朱国玮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
我认为教研坊这件事能做起来，是因为在对的时间，对的人在一个对的场相遇了。
商学院教师的使命应该是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之前教学和科研在商学院是重头戏，做得比较实在，但服务社会做得相对弱一些，有些虚。
怎么才叫服务社会？这要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为社会提供具有职业胜任能力的人才，就是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加以沉淀和管理。
在这两方面，商学院与企业的联结比较弱，而教研坊把人才、企业、商学院教师和咨询顾问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咨询公司在前线，商学院在后方。在前线的更多是运用知识，将知识架构落地，它需要后方的支撑；而后方的商学院比较擅长知识的沉淀、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管理。
前方与后方打通，能够更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技能和能力，从而为企业服务。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不管咨询公司还是商学院，其实有不同的分层，其使命和目标应该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以往商学院的使命就是三个：一是创造商学新知，二是培育专业人才，三是服务社会发展，如果再加一个，就是文化传承，就这四个。
不过，各个商学院也有一些自己的侧重。比如研究型的商学院可能更注重商学院新知，就是理论和研究。
不同的咨询公司，使命也应有所不同。我认为一家成功的咨询公司，不应光做咨询，还要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能够为企业甚至更广泛的领域创造新的价值。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是的，君智现在也正朝着苏教授说的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更新的价值而努力。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不想为社会创造价值。这种使命感不只我们有。
我们的特殊性是什么？是我们刚好在一个场合遇上了一个时间点，就是在中国遇到了大竞争时代的来临，而我们的知识、方法论或者服务方式，在这个时代所需的知识生态里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可以指导企业去取舍、贯通、均衡，使投入最优化。
我们服务的方式是：第一年，给企业提供一个可落地执行的方案，让企业高管团队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目标。
第二年，我们引领企业来强化它所需的其他关键知识领域。我们会帮企业看到如果要夺取外部竞争机会，你得引入什么知识。
前些日子某跨国4A大公司总裁跟我说：这是你们的时代。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时代。我们之间没有谁先谁后或者谁优谁劣，只是在不同的时点，不同的领域，为企业带来共同的价值。
君智用一套独特的知识来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价值。企业是参与竞争的主体，我们其他人都是助力而已，因为企业原有知识体系需要有不同的知识与它发生作用。咨询公司能做的，就是为企业提供作用于企业自身的知识。
《商业评论》：各位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华人著名学者徐淑英教授，她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商学院教师及管理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我记得一次是2012年，她在波士顿AOM（美国管理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何要付出关爱》的主旨演讲，呼吁学者们要有同情心，要通过自己在组织和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激发和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还有一次是2018年，她在国内一个论坛中呼吁学者们“要做负责任的研究”。
刚才各位都提到了知识和研究，我想请教一下，在你们看来，“付出关爱”和“负责任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徐教授说这番话有一个背景，即现在商学院只注重发paper（论文）。如果商学院都注重发paper，不注重贴近企业实践的研究，不注重培养人，那就没有温度，没有关爱之心，也不负责任。
商学院应该创造商学新知，新知与paper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知从哪儿来？
商学院和其他学科不一样，商学新知一定是从企业的实践中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paper中来。
我们的新知是问题导向的，你只有深入企业，扎根企业，长时间地、敏锐地做研究，当然还得加上个人禀赋，你的研究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是负责任的。
教学案例不承载创造新知的使命，但是承载传播新知的使命，让更多商学院学生和MBA学生能熟知优秀企业的实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也许是因为更贴近企业，我们很早就认为商学院的路子可能不太对，但我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事。
我们现在做的案例能得到企业认可，得到商学院认可，甚至得到国家有关单位认可，是一步步做到的。
最初谁认可我们？那时无人理会，更无人喝彩。我们坚信来自实践的真知是负责任的，最终会得到认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相信好的东西终究会得到承认。
《商业评论》：在你们各位的心目中，未来的竞争战略教研坊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们的脑海中有这样一幅画面吗？
姚荣君
君智咨询总裁
竞争战略教研坊是国内学界和咨询界合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说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说实话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持续尝试，君智是完全开放的，绝不封闭。
我认为，我们各方都应该把各自的目的放下，怀着同一个目的。如果各有目的，就只能看到私利，就看不见我们真正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我们愿意与学者们共创，一起扎进企业做长期的调研，开发出真实中国情境的竞争战略案例；我们也特别想看到教师们将这些案例有效地应用在课堂上，因为分析和讨论的人越多，产生的知识和洞见就越多。
只要对中国企业有益，我们愿意拥抱一切新人、新知、新实践。
我们并不需要学者为君智树碑立传。在服务企业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变化，有些我们解释得了，有些我们也解释不了。
我们尝试着将自己掌握的竞争战略知识注入进去，发现能对企业起到的引领作用，并且有些发挥出来的生产力连我们亲身经历的人都难以置信，可这一切却鲜有学者来关注，我们感到特别可惜。
这是社会财富，应该有人研究和提炼，使之成为规范的、框架性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企业。如果这样，中国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华为，会有很多华为。
苏敬勤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
我也希望竞争战略教研坊不是几个“学术大咖”的高级研究所，而应该面向广大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所以我们力邀对竞争战略有兴趣的，愿意扎根企业，愿意开发并在教学中应用案例的教师们加入。
这件事如果我们长期深入地做下去，一定会产生真知灼见。我相信，无论是对企业，对商学院研究和教学，对咨询公司的商学新知产出，对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都有巨大的价值。
采访者：刘雪慰，《商业评论》副主编。
原文《管理学拿什么告别闭门造车》
刊登在《商业评论》2019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