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商业生态学》有关的背景
《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是一本不到两百页的小书，但它对商业、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却不容小觑。作者保罗·霍肯撰写了多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还包括《看不见的力量》、《绿色资本主义》、《商业的增长》等，同时，霍肯还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创办并担任了多个绿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Project Drawdown、MetaCode、Interface, Inc等。本书于1993年出版，在遭到美国各个主要商业出版社联合抵制的同时，却变成了全国畅销书，成为并一直是商业、伦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大学课本。2010年，该书由霍肯本人进行修订后再版。事实上，按照译者的介绍，该书初版的中文译本于2000年完成，修订版的出版则是2014年实现的。
事实上，近些年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发起的《中国绿公司年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包括最近几年，一些国内企业开始强调“企业公民”的理念，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战略的重要部分。或许从一个侧面来看，霍肯的商业生态学思想仍然没有过时。该书是从对当前商业活动的研究开始的。霍肯从自己企业实践的反思中，做出了一个论断，“现今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大量吞噬地球资源的能耗密集型活动”，“企业作为这个星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必须公正地解决人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霍肯对商业活动和企业角色的界定，将企业商业活动的意义推向更深、更远也更为宏大的层面。
二、商业的生态学模式：霍肯的反思
霍肯所说的商业的生态学模式，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任何废弃物对于别的生产方式都存在价值，因此一切都可以回收、重新利用和循环再生；其二，自然界依赖当前的太阳能生存，地球这个封闭系统唯一的输入来源就是太阳；其三，自然界存在于多样性，发展与差异性，灭亡于因整齐划而导致的不平衡，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是高度多样性的，因时因地而异。以上所谓的商业的生态学模式，如若具象化，很多举措似乎已经在我们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得以体现，如循环农业、清洁能源等等，但将该书的写作背景加以审视，则不难发现霍肯理念的超前性和开创性。霍肯所说的商业生态学，一言以蔽之，即要求“企业将经济、生物和人类的各个系统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一条商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显然，作者认同自然生态圈这样一个生物学观点，强调企业力量，而非个人或政府力量在整合这一系统、推进这一系统良性演化中的作用。其落脚点之所以是商业活动本身，印证了当代全球伦理的基本价值，即什么是对我们最具威胁的，什么就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在霍肯的论证中，商业活动成为对人类、自然最具威胁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我们最应该认真对待，最应该加以改善的。
霍肯对企业的看法，显然不同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服务、富有创造性的发明和道德的行为来为人类普遍造福”。“企业人士要么致力于把商业改造成一项可恢复生态环境健康的事业，要么就将社会推向坟墓”。或许霍肯将企业的目标拔得过高，又或许其对企业人士的作用过于悲观，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确是明白的，即说明地球的生存方式与我们现有的商业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
霍肯对自由市场观念的批驳可谓毫不留情。他指出，“从最早的商品交换开始，商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公司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影响力却增加之剧，使得过去任何形式的国际强权都相形见绌”。这里的公司资本主义尤其体现为当代的跨国公司。民众和政府往往更加关注跨国公司在提供就业、贡献税收以及创造财富等方面的作用，却极少认识到这类组织具有的巨大能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不论是积极还是被动，自由市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但仍然处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借由自由市场的神圣性来证明目前的企业行为是合理的、建设性的、并以此来反驳违反生态的指控，从本质上看都是不诚实的”。霍肯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物种的加速灭亡、人类健康状况的恶化、当代工人的压力和苦恼、水、空气和森林的消失，传统的将个体利益与雇主的成功与发展联系起来的思想，需要加以审视。
三、“恢复型经济”与企业的核心问题
为此，霍肯提出了一种称作“恢复型经济”的组织方式，“它不依赖人性的改变，但是它的确要求企业经营成为一种道德的行为，并且，它还设法将自然界中万物息息相关、复杂又高效的模式引入商界”。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实现企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的共生共栖的繁荣的商业文化”。这种全新的组织形式，颠覆了有关企业运作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与此同时，在这样一种组织方式的背后，企业必须面对三个基本的问题，即“获取什么、生产什么、废弃什么”，并且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企业的运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与有机体相似。与“恢复型经济”相应的是当前的“工业化”。“工业化”的特征是，企业从环境中获取过多，并且是用一种有害的方式来获取；其产品生产需要的能源、毒素和污染物过多；生产方式和产品本身产生超量的废弃物，危害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的当下一代乃至子孙后代。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目前的工业经济是一个不成熟的生态系统。霍肯认为，工业经济最基本的误区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政府、个人以及跨国企业对生态的承载能力盲目乐观，或者说不以为意。一个例子是，巴西的热带雨林被摧毁，用来种植大豆，大豆被用到喂养德国的奶牛，生产奶油和乳酪，并将多余的产品堆积在冷冻仓库之中。显然，这个案例中，人工的生态系统“增加”了德国的承载能力，却使得里约热内卢乃至亚马逊地区森林的原住民的承载能力急剧下降。我们的工业经济对此似乎并未加以重视。
当今的商业经济，持有一种热烈的进步论，因而已经丢失了最可贵的审慎和敬畏。霍肯认为，“对企业来说，就如同科学一样，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你所不了解的东西。承认无知可以成为采取谨慎态度的有力诱因。”工业对生态环境的态度是野蛮的，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唯一的回答是清除一切污染，或者说努力清楚一切污染。霍肯举出的各种例子，包括垃圾场对土壤深层次的危害、垃圾焚烧对空气、水和人类健康的隐形的影响，使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的生产系统来说，又必须进行重新设计，“使得它们首先不要产生有害的和生物学上无用的废弃物。”
四、从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开始
霍肯指出，本书如果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设想并描述企业如何行动才能促进社会恢复和环境恢复”。作者意识到，当前的企业行动表明，大多数企业界人士愿意做一个有责任的人，但当前的企业实践表明，要走的路还很长。尤其对于大型公司，尤其对跨国企业而言，在促进社会恢复和环境恢复的过程中，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创新比清除垃圾是更好的办法。一个例子是1941年的福特汽车公司，他们设计出了一种汽车原型，车身用大豆塑料制成，由乙醇提供动力，车胎是一种叫北美黄花的植物。这种领先性的创新之举显然表达了商业生态学的主张。
为了说明企业如何去行动才能促成商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的论证开始于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如果自由市场真的十分高效的话，那么当它影响到环境时，整体经济为什么又是如此低效？答案很简单：市场善于定价却不能认识成本。在美国，石油价格未能反映出烟雾、酸雨和气候变化产生的成本。人们喜欢“市场经济”这个术语。当市场这个浪漫的词语被附加在技术术语“经济”之上时，我们十分满意地看到，世界上竟存在着无须政府干预就能够如此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力量。霍肯对“成本”的理解实际上指的是“外部性成本”，即企业资产负债表不加计算的成本，这种成本体现为：一种生产体系对另一生产体系、人或地区造成的实际损害，如排放废水却毒害了下游的鱼，使得渔民失去收入乃至吃鱼生病等；对子孙后代的成本，包括对环境的污染、对社群文化的侵蚀、对公共资源的破坏等。作者提出，对待这种类型的成本失调，能够以税收的形式加以修正。霍肯借用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观点，即对生产商征收“纠正失调税”，这种税与逃掉的成本或未产生的费用相当。虽然对外部成本的精确计算很难推进，但至少应该给“不作为”分配成本。由于企业的盈利属性，以及对股东负责的自利本质，使得商业活动中的组织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外部成本。
五、外部性成本与“绿色税”
霍肯指出，对外部性成本征税，必须重新恢复监护人。借用雅各布斯在《生存系统》中的区分，社会被看成包含两种道德综合征，“监护综合征”和“商业综合征”。前一种产生于统治系统，它坚持传统、珍视忠诚，并且有意回避交易和创造；后一种则相反，它以交易为基础，尊重合作、合同、创新意识和乐观主义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状态，两种功能应该被完全分开。之所以需要对两种功能进行区分，是因为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往往试图承担监护人的职能，尤其对于大企业乃至跨国企业而言，这种意图和实际的效果尤其显见。为了使得企业有效运行二又符合生态要求，就必须协调好监护人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霍肯认为，作为监护人的角色，“政府关系到食物、水、生命和死亡，因此非常关注支撑社会的环境状况。当企业将金钱引入话题之后，它的本性将腐蚀这种对话。”显然，作者对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持担忧态度。作者反对企业对政府的控制和过分的影响，认为这对监护人而言是一种误导。
与庇古的“纠正失调税”不同，霍肯主张一种“绿色税”。“绿色税的主要功能不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关成本的准确信息。”“绿色税”的意义在于，由向“好东西”征税转向向“坏东西”征税。绿色税的目的是给人们和公司提供积极的激励机制去避免缴纳这种税。例如，汽油的征税比现在更高的话，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可以替代的办法。当前的很多实践表明，对污染和碳排放征重税已经使得部分企业开始进行调整，但对其征税却一直遭受工业部门的反对。对于企业而言，生态商业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方法都必须用具有相反影响的努力和活动取代拒绝改变的企业。作者指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税收手段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变商业活动的性质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绿色税’想象成一种重组经济游戏的方法，一种为人们带来更优结果的方法”。
在“绿色税”的具体操作层面，霍肯提出，对能源征收“绿色税”是最有成果和最有益的。作者指出，以日本为例，资源价格越高，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越快。通过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的税收，能够促进可持续的、清洁的能源替代传统燃料。包括碳排放也是如此。另外一种征收“绿色税”的情形是交通堵塞。征收汽车绿色税，对于缓解这种现代城市的病症效果明显。此外，一个更具理性的世界也可以运用绿色税来减缓，进而消除军备竞赛，例如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出面，协调在世界范围内对武器制造者征收国际关税。绿色税本质上要解决哈丁所谓的“公地悲剧”，即外部性成本不受重视所带来的生态危机。霍肯提出发展公共事业公司，通过在市场中引入此类组织，来协调外部性危机和企业盈利生存之间的关系。
六、结语
霍肯对生态学和商业发展的思考，显然受到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但他却并非完全认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观点。霍肯指出，环境保护主义者对灾难的警告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预测上通常是错误的，相反，普遍的乐观主义者，尤其是企业界，对未来的可预期的危险的关注是短视的。商业生态学是遵循自然的榜样的商业发展模式，以恢复型经济为代表的商业生态学，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的努力。观念的更新以及“绿色税”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具有启发性。
阅读书目：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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