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读大学，你可能会碰上这些可怕的老师
文/张坚
把校园当作名利场、把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把招生当作牟利工具……大学老师本应有职业操守、有责任心、对学生心存善意。但频发的负面新闻，使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正面临信任危机。
剽窃成风
学术剽窃在大学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诸多剽窃丑闻也多有被媒体揭露，但内部却屡禁不止，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还是一般地方院校，无论是普通教师，还是教学、行政“双肩挑”的官员，概莫能外。
校园学术剽窃不仅量大，而且奇招迭出，所谓“向上剽窃”、“平行剽窃”、“连环剽窃”，简直无奇不有，更有甚者，有些做老师的甚至连学生论文也拿来“整合”发表。用“师德沦丧”来予以谴责已经没有意义了，而真正可怕的是，助长这一歪风的体制漏洞和监管措施缺失却完全没有让人看到改进的希望。
2014年，学生王宇澄举报其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抄袭、剽窃、造假等问题，一时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图为王正敏接受记者质询。
师道渐丧
对本科生，则常年让研究生来顶班代课应付，而对研究生则半年难得露一次脸，弟子见面需提前预约……在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很多教师是不合格的生产方。青岛大学杨越教授消失两年不见，学生被迫发帖上网寻找，是其中最荒诞的例子。
中国大学里教师的自由度越来越高，搞副业创收、开公司挣钱并非不可，但如果这种做法发展到了背离职业道德、牺牲学生的受教育权为代价的地步，为人师者的最基本的教养都经不起考量，我们还在这里奢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啊。
青岛大学教师杨越版画。该校美术学院研究生回应：他口碑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他。
潜规则盛行
每隔一两年，媒体都会曝出一些教授利用招收研究生之便对考生施以潜规则的丑闻，以至于“白天是教授，夜里变叫兽”的各类段子在坊间盛传不绝。潜规则一直是大学里秘而不宣的真相，唯有潜规则双方因利益破裂而撕破脸皮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高校老师利用公权为自己欲望买单的手段中，潜规则可能是最具伤害性的一种，毁掉的不仅是一颗年轻健康的心、一个家庭，还有一种职业的尊严。后果严重的，当事人甚至会像程春明那样搭上性命。
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程春明被学生砍杀身亡，原因是学生认为程教授抢了自己的女朋友。
名利爆棚
当老师的不把精力放在教书上，而是热衷于费尽心机捞经费、跑项目，这算得上是中国高等教育见怪不怪的常态了。这么做既能让教师的职称评比、职务晋升及考核过关等方面直接受益，同时也能为其个人带来更为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一线教学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则微乎其微。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做过对比：从事一般教学的教授年薪是7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60万元。
2016年初，厦大教授王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宣布，因反感于国内学术体制而退出学界，引发强烈反响。
招生受贿
别以为贪污受贿只是衙门里的事，也别认为校园里的腐败只是后勤行政官员的特权。对于考生来说，高考是“鲤鱼跳龙门”，而对于掌控着这些考生命运的高校来说，招生在一些不法之徒那里则无形中变成了摇钱树和印钞机。
原本依赖公平程序的游戏规则惨遭破坏，其恶果已不仅仅是某一两所学校的声誉被破坏，它所危及的是本已日益稀缺化的教育公平。
2014年，人大原招生处长蔡荣生因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被逮捕。
暴打学生
因学生不愿上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云南艺术学院戴老师因学生扰乱课堂纪律，直接给予两记老拳。当教师把学生当成敌人，教师这个高尚的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可以想象的结果是，老师被千夫所指后很受伤，学生被打后也很受伤，两败俱伤不是双方想要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伪造学历
今天的大学老师仍然在前赴后继地上演着当年“克莱登大学”的闹剧。
被一所大学清退的学生，在另一所大学教书20年，并晋升为副教授——新疆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吴征的成功秘诀是花6000元购买的中山大学本科证书。因假履历上标“1999—2004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海归”刘辉获得清华大学教授职称。
2010年7月，“打工皇帝”唐骏深陷“学历造假门”事件，并于2012年在北京大学一场讲座中公开道歉。
当学历取代能力成为职业选择标准时，频频曝出的学历丑闻很容易理解。个人固然难辞其咎，但高校对学历的过度重视，同样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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