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ano Quintet in G minor Op.57: Prelude. Lento - Poco piu mosso
明亮的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攻败列国的
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之上；
我要坐在
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第14章第12至15节
于4月19日的摘抄字条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卡利尼那
摘自《新约·启示录》，第21、22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内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于4月27日，卡利尼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在这里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些话是多么偶然的行为……不过我相信，如果我现在不写，以后也绝不会想起来为自己所做过的事作一个简略的总结吧，除非当我老去时，我变得非常自恋，才会这么苦心积虑地为自己弄来一部虚假的传记，彰显自己的伟大吗？而在这里，我只写一些需要写的部分，我所做的研究不会是白费的。我坚信，我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愚蠢的、使我感到耻辱的过往就无需再提。我唯一挂念的是我的导师罗蒙诺索夫，他是个高尚的人。虽然他劝过我不要做那种傻事（当然是指关于退学的事），不过他与别人不同，他懂得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而不是大吵大嚷，企图寻找某种认同感，如果寻找不到就歇斯底里地四处攻击。这是我欣赏的……我敬重他。我向他写信（我很少做这种事）。我不去拜访他，不是由于我的内心膨胀，我不希望他这么认为……我只是对自己的外表缺乏自信。当然，衣服的事情我很少关心，但我仍然不敢跨出家门。我会感到全身发麻，别人的目光就像扎在我的身上，钉进了我的心脏。我的外套油腻腻的，两个月交给洗衣房洗一回，接着再穿两个月。至于别的……我来不及操心那些。
罗蒙诺索夫是个聪明的人，他明白我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任何事物上花费过多的精力。总之——令我意外的是——他支持我的工作，并向我表示，只要我愿意回到大学去，他会立刻说服校长接受我，并且前往这里亲自迎接我。我当然谢绝了他。他也没有多问什么。这真是太好了。如果他问来问去，我会感到羞耻的，我住着这么一间房子，穿着这样的一件大衣。我真希望我永远不会见到任何人。
房子！有人说下层的民众，尤其是那些住在摇摇欲坠的、灰暗的废弃公寓楼中的流浪者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悲惨，甚至还会感到快乐，不会为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上过优越的生活。曾经的我这么认为过，但这是荒谬的。他们知道，他们太知道了。他们不仅知道这些房子为上等人所不齿，还知道他们自己也为上等人所不齿。他们只是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否则就会感到极端的痛苦与耻辱，甚至无法活下去。他们总要找到安慰，酒精是一个例子，还有另外的，实在太多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我用这些东西，我的稿纸来糊弄我自己。否则，望着潮湿发霉的墙壁，我会疯掉的。尤其是那空气中腐烂的气味，就像老鼠啃食着所有东西，气味甚至会发出响声，发出亮光。我会听到喀嚓的声响，看到无数条灰白色的虫子在蠕动。只有麻醉自己才有活路。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为什么呢！我想，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难道不该有人富有，有人贫穷？使所有人拥有同样财产的理想已经失败了无数次，曾经夺去了数亿颗人头，造成了无数的破坏，最终只是使富有的人更富有，贫穷的人更贫穷罢了。但是，如果所有人从刚开始就同样贫穷，那么有些人会希望自己变得富有，为此，他人的贫穷是无需理会的。那么人们就必须互相掠夺，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互相掠夺。历史的一切都是从此开始的，由此造成的……人们总是想变得富有。想要活下去，而不甘心于活下去，他想要更多，而不只是仅仅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要享受，更何况，他还要享受更多。他不仅想获得享受，更想看到火灾与屠杀，他站在高处，站在撒旦曾经站过的山崖上，远远地望着跳下山崖的凡人们……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罪恶的。如果没有这些，历史从何谈起呢？富有的人到哪里去，贫穷的人又到哪里去呢？他们终究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生活着，使自己快乐，这快乐的定义并不是单纯的，并不是善良的。法律可以约束他们，但法律无法约束他们的灵魂。他们可以宣誓效忠，但同时可以想象着他们的背叛。有序是从来就不存在的，人们所做的一切，除了麻醉自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而我同样如此。我对此感到失望——作为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又何况要弄清楚人们的意义呢？
所有东西都在阻挠我，我不愿被它们所困扰，可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已经被某种东西所麻醉了。没有什么可以做我的参照物，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我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怀疑与幻想之中，相信自己是清醒的，做一些自认为正确的事。如果说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我正在寻找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人们可以免除太多的疑虑。他们可以纯粹地生活，要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致远东历史学会会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罗蒙诺索夫
4月27日，卡利尼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很抱歉我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向您通信，但我听闻我们这里的学术界有这么一个传统，认为书信能够免除附加在信息上的繁杂的污秽，使通信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合乎学者的思维。虽然我并不是学者，可我毕竟有些话要说。我只能写信。
寻找合适的稿纸费了我很大一番工夫。我所要寻找的稿纸是纯净而素白的，可这里的市场，您要知道，总是寻找一些吸引眼球的标签贴在信纸上，以求卖更高的价钱。我觉得您不会喜欢那些信纸。在斯维特兰那总是少不了毫无意义的喧哗与吵闹，最后我竟然在这附近——您要知道，卡利尼那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中意的稿纸。为了这件事，我甚至耽搁了一整天。现在我终于能集中自己的思绪向您写信，我的老师，还请您拥有一些耐心读完我的呓语……
我一生的经历，直到大学年代，还算是平静而顺利的。我在远东出生，在远东读了小学与中学，从来不敢去招惹别人。可我原本的内心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某些东西侵蚀了，它变得杂草丛生。我为它感到耻辱。我进入社会与历史学专业，遇到了您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教授，终于得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某些安慰，用理想与真理来麻醉自己，就像酒徒一样沉溺在图书馆中，试图使自己忘记那些悲哀的幻想，做一些真正的、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您知道我的家庭不算富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算得上贫困。我没有兄弟姐妹，在阿穆尔的一座荒凉而孤独的小城度过了我的童年。我的父母要求我学习理工科，到美国去，据说那里遍地黄金，只有那样才能养活他们和我的一群亲戚们。那些亲戚们大多都在中国人的工厂工作，我的父母不得不疲于应酬，向他们一个一个地介绍我——我讨厌这件事，简直是厌恶。我躲在柜子里，躲在壁橱的一个带有小门的隔间中，蜷缩着，藏在那里。他们花了半个下午来寻找我。我挨了打，就带着天真的敌意眼光看待我的父母与那些姑姑舅舅们。他们说什么，我偏不去做。我让我的父母丢尽了脸……最终他们不得不将我关在家里，反锁上门，命令我什么都不要碰，什么都不许动。
我的家是昏暗的，仅有的两扇窗户面向太阳落下的西南方，那里有一座千疮百孔的大楼，每天我都能看到。我会搬来一把椅子，站在上面，从中午一直站到傍晚，直到灰色的阴云遮蔽了天空，我才会战战兢兢地爬下椅子，回到床上，双手抱住脑袋蜷缩成一团回忆我所看到的东西。那时，那座大楼会在我的意识中被无限地放大，遮盖住所有光亮之处；它会变得昏暗，窗口破碎的玻璃四处飞散，那些玻璃同样是昏暗的，飞溅在我的四周，发出凄厉的、尖锐的撕裂声。我仿佛看到那座大楼原来的样子，它在冬日晦暗的阳光下闪耀着，它六层高的天花板上站满了人。接着它会毫无预兆地崩裂，碎成土粒，向我掩埋过来。我不得不尖叫——这些可怕的幻觉充斥着我对童年的记忆。我害怕那个地方，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看我家乡的地图。我相信，只要我看到那几条路的名称，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座大楼所在的街区时，我的心脏就会发出颤动声，疼痛就会袭来。那是梦魇，我没法正面地面对，只好逃避。我躲开那些幻觉，才能正常地思考，正常地生活。那些平静的日子如何会被梦中的恶魔所染指，我始终找不到原因。
您知道，现今在远东，酗酒的人们远比乌拉尔以西要多得多。他们会毫无来由地碰到一起，跑到肮脏的酒店去，在酒中掺进瓜子或是发黑的牛肉，痛饮到天翻地覆，再上街走路。那扇窗户是我全部记忆的来源，当我向外望去时，往往可以望到一两个会动的人形。他们就那么走过去，从无人的街道这边过来，在那一头消失。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好像只是想睡上一觉。他扶着街道两边的砖墙，左摇右晃地拐到那座院子里去。我打了一阵寒战。我非常想知道，他最后究竟是否走出来了。这件事令我害怕。那座大楼因此也变得令我恐惧。
如果您的耐心足够的话，我可以诉说我所有的经历，以求能够使你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没有时间做那么多无谓的讲述。您或许会以为，我是个自大的人，听不进别人说的一切话，但这不是真的。我不想那样，虽然那样是自然而然的。我并不是个自大的人，并不认为我自己就是世界，这个世界是专门为我所准备的。正相反，我是这个世界再卑微不过的一分子了，我只是在征求您的意见。所以，我会简略地诉说这些心理产生的缘由，以及它们经过何种演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都是需要解释的……
我的爸爸妈妈鄙视上帝，他们虽然按时去做礼拜，却告诉我上帝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同样这么认为，但却抱着研究的想法私自偷看经文。那些痛苦的字句吸引了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不知道那些字句的意义是什么，却由此产生出一种神圣的错觉，好像那种神圣是违背规律、凌驾一切，永远存在似的；它不依赖这个世界与人们的思维，它只是独立地存在着，而人们可以看到，人们不能毁灭它。那就像火光一闪，一颗最亮的火星在眨眼间出现，又在眨眼间消失，归于一直运动着的意识的虚空里。随后的十数年中，虽然卑鄙、背叛、撒谎、偷窃、诬告充斥着我的生活，那种幻觉却像鬼魂一样缠着我，如影随形，使我心中有愧时加倍痛苦。那时，同学们都在一件事情上造假，而我也那么做了。但是，当我轻而易举地原谅自己时，才发现这并没有那么容易。随后，我欺骗自己，认为自己自欺欺人。
上帝是不存在的。当我认识到这件事时，我才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达尔文主义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手法看待一切，我们却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法看待我们的心理：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时刻变化着的的精神。心理学是虚妄的，它看不出人们内在的恐惧是什么，只是把一切诉诸表面现象，提出治疗方法；殊不知它将一切特殊的心理现象都视为病态，才是它真正的错误所在。
人们有不少理由可以使自己获得满足感，他们凭借这个能力发展他们的科学，建设了宏伟的社会；他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信仰，使人们将他们自己寄托在某件存在的或是不存在的事上，欲望通过各个途径表现出来，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苏维埃时代的人将所有的东西寄托在一个巨大的框架上去，殊不知这个由幻觉构成的框架无法支撑他们进一步的幻觉。古老的人们信仰耶稣，近世代的人们信仰理性与科学主义，他们相信科学可以创造出一切来；它破灭之后，人们变得疯狂，试图寻找进一步可以信仰的、更高级的东西来。他们找到了新的社会科学，即人人绝对平等的科学；它毫无疑问是会破灭的，然而一切都消失之后，人们站在废墟上，不知所往，神圣的幻觉也就从此消失，不再存在了。它曾经是永恒的，却坠落下来；人们把它狠狠地踩在地上。
上帝随着神圣的事物一起消失了，实际是最先被追求的，也是最后被追求的。我也曾如此，认为使我“幸福”，就需要追求实际，而这“实际”毫无疑问指钱财与生活水平。我的父母要求我到美国去，当一名建筑工程师。他们认为，只要这样，我的生活就可以指望了，接着就会幸福地度过一生。
可那时我怀疑这一切。失去了神圣的思维的人们，只能用平庸的手段来蒙蔽，就像满足动物的口腹一样，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才能蒙蔽他们，才能控制他们。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索取更多。他们总会不满意：无论如何，到手的总是少的，而别人的总是多的。他们丧失了全部的人的特点，而社会就难以构成了，它迟早会破灭，毁于一旦。能够控制人们的幻觉消失了，秩序也就随之消失了，无论这是什么样的幻觉。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它又会走重复的道路。理想与高贵的信念是奢侈品，自认为拥有它们的人是可怜的羔羊，他们任由其他人宰割，而秉持着愚蠢的想法毫不反抗。那些高贵是过时了的神圣，它们现在一文不值。有时人们尚且会存在一些关于古老神圣的记忆，他们会有限度地怀疑自己，谴责周围的一切。他们谴责他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卑劣的，而一切都是卑劣的。因为如此，他们会膨胀得无以复加。我认为，我的幸福首先是建立在宁静上的，而看着这一切生活，毫无疑问是件没法忍受的事。不，要知道，即使我故意不去注意这些，只是知道它们，就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即使这是自私的，我想我应该对这个如此严重的事实做一些研究。
您方便回信吗？如果方便的话，请寄往我在卡利尼那的这个地址。原先的住址已经失效了。两个月前我刚搬到这里。
向您表达敬意！
于5月15日，斯维特兰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罗蒙诺索夫迟迟没有回信，我感到非常失望……整天望着街道，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邮政派出的人员。我们的邮政运送信件的速度出奇地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好像他还裹着几层大衣来拜访我。我不知道我寄出的几封信是否已经到达那里了，罗蒙诺索夫是否看到了它们，他是否能抽出一点时间赏光，那些宝贵的回信又到了哪里，它是否今天夜里，或者明天就会到达我在那里的信箱？邮政人员什么时候会通知我？我不在那里。他们会不会已经忘记了这件事？这可是要命的！
前天我就离开了卡利尼那。那儿的一切，甚至空气都令我感到窒息。那儿的天空被罩上了灰蒙蒙的一层，我意识到我不该继续呆在那里。我得离开，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即使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我也不愿继续待下去了。我只离开几天时间。今天，到了这儿的第二个上午，我看到商场门前站着几名经理，他们正想找几个站在商场门口的广告员。
我走过去——原谅我！可是我没有勇气。我走了过去，又走了回来。我坚信自己是对的，可过了一秒却开始自己骂起自己来了。我身无分文，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片茫然。后来，我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直到那几个经理察觉到了这件事，掏出钱来付给我。当然，我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像个桩子一样站在那里，身上套着极为肥大夸张的玩偶服，举着一个巨大却虚有其表、轻飘飘的广告牌。那套硬邦邦的玩具就像我的保护伞一样，它是我最后的屏障，我只露出两只眼睛来。我很热。可是我不敢动，我怕失去它们。如果我是一只昆虫的话，它就是我的壳；而我拥有它，不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只是为了不被人们看到。我使自己成为一个静止的物体，否则我会很难受的……
在路人面前，我感到极其不自在。我努力遮住我自己露出的两只眼睛——我想，看到那么多人们，就像看到了新的物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物种一样。喧嚣充斥着我的四周，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刺鼻的油烟味。天空变得更亮了，更高了，但却好像伸出手就能触摸到一样。那种明亮的感受冲击着我，却时刻告诉我：“这不属于你！这不属于你，这本来就不该属于你！”天空好像我所见过的湛蓝的海，彼得大帝湾上停泊的几艘轮船，向更远的地方望去可以望见云漂浮在最终、最远的那条线上。太阳还在那里，我与它之间却有某些东西，它们把一切都隔开了。不时会有人碰到我，我的思绪被一再打断。突然，天空与海洋的表面裂开了，我好像望到了其下的某些东西，我知道了，世界是有两层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我满怀希望与信心剥去其上的一层后，其下的那一层却不肯显现出它的真面目来，使我陷入不可理解的惶恐之中。我会察觉到自己被所有东西遗弃了，被所有人和事忘记了，孤独地，只有我的精神孤零零地陷入到一个尴尬而可怕的境地中去。
我的眼睛就像一把尖刀，那表皮上的世界被它利索地划开，像一层胶皮那样萎缩起来，留下大片肮脏的斑点与大大小小灰色的颗粒。当我闭上它时，仿佛见到了我必须见到的东西，它们都隐藏在圆形色块之后。我想抓住它们，却抓不住。我在原地驻足，却感到寒冷无比，随时会被冻得一动不动。
我看到那第二层世界的表面，它就像所有东西相反的部分那样丑恶。那是油腻的，昏暗的，散发着一种被烤焦的臭气，就像商场后的通风管道那样充斥着恶臭的灰尘。那些灰尘会黏在一处地方，从此一动不动。过往的人们不知道他们，因为他们是被遮盖着的，怎么也不愿意显示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对于我，这些则是可怕的……
那些灰尘中积聚着数百年，数千年来所有人留下的噩梦，他们曾经痛骂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最终堕落于自己的内心，从真理的天堂落到腐烂的灰尘中去。他们的欲望为他们自己所不齿，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实践着它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奴隶。有些人下去，新的人在上面；新的人不知道那第二层世界，只是幸福地想象着天下大同的场面，他们坚信，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做到这些……
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位于哪里。我希望自己站在那薄如蝉翼的堤岸上，远望着那无数的、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好像远在天的彼端。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就像一个个人形的纸片一样落下去，落向那世界的分裂处，在那不知有多深多远的裂缝中消失。我听到了冰海上的风声，望到了远处地平线上的光芒，他们身体破碎的轮廓变得闪闪发亮。可我同时又觉得，我自己也在下坠，在裂缝的边缘，听到远处若有若无的歌声时，我什么都察觉不到，只是自顾自地下坠，到那不知何处、没有尽头的地方。就这样，当我的双眼不再能望到冰海与寂静的森林时，我就告别了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来说，那个世界将是纯粹的，将是所有人共同的世界。但那却是可怕的，在那里，不论什么都变得极端而疯狂，充斥着无人能够描述的美妙。所有人都沉醉于这种疯狂的美妙。这种美妙可以吞噬我们的灵魂。我们追逐着它。恐怕只是因为追逐它，才降生在那第一个世界中，才会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如此的美妙存在，只是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坠落才能找得到……
致远东历史学会会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罗蒙诺索夫
5月19日，斯维特兰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尊敬的导师，您是否已经收到了我于上个月27日寄出的信？目前我不在卡利尼那的住址，如果您打算回信，请寄往我现在的住址，即发信的地址。
这个旅馆简直糟透了，糟糕的地方不在于它到处都散发着一股霉味（这可能是我的某种错觉，毕竟我曾长时间待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中），而在于我永远没有机会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思考的最佳状态不是处于美妙而和谐的环境中的，也不是处于肮脏的环境中的，这与它们没有丝毫关系；思考需要在一个房间中，外面的人不可能进来，里面的人不可能出去，窗户要锁紧，将所有声音排除在外。而这个地方整天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味，四处都是伙计，十块钱一张床铺，一个房间内像鱼罐头一样塞满了二十个人……我尽力不与他们说话，企图不被他们打扰，而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做到的。很快，我发现，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开始注意我；不是别人打扰我，而是我在打扰别人了。他们用一种反常的寂静来表示他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我什么也没做，可我在那里这件事实就构成了这种愤怒。
我感到愧疚，想要离开，我胆怯了。可他们似乎洞察到了我的懦弱，开始满不在乎地掏出各种瓶子喝起酒来，互相大声嚷嚷，没有一个人说出关于我的任何一句话。这更令我难堪了。但是，这毕竟像是一个被遗忘的错误，我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正因如此，我想起了您，并要了几张纸向您写信……
您知道，我并不像从前那样，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了。我记得，我刚刚进入中学时，我与我的某位老师由于某个无聊的问题争论了起来，最终演变为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那时我笃信坚持真理的教导，但是，您要知道，有多少真理是真正的真理呢？自然，自己认为正确的就是真理，而自己认为错误（甚至其他人认为正确的）全部是该反抗的，该打倒的，否则便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对真理的责任。我们一直坚信小孩子的善恶观是纯粹的，不该被污染，也从来未被污染过。可我认为，自从他们的善恶观形成之时，他们就被污染了，不被污染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理想中的人，完美的人是不会出现的，他们永远不会现身，世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而世界本身也不允许他们出现。“进化没有终点，”进化的终点是什么？是完美的结合体；而它不存在，所以人们认为“进化就是不断趋向完美的过程”。但那标准本身就不存在，又有什么趋向可言呢？
我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极其自负的，我沉迷于一种自认高贵的心理活动上：不管我做过什么多么微小的事情，我总会想象自己成名之后的样子，我将其他人打败，我虚构的名声能够获得他人的承认，他们称赞我，对我顶礼膜拜；而我的风头则完全盖过他们，我可以控制他们，我可以嘲笑他们，将他们任意摆布，其中掺杂了多少如今也不敢去回忆的邪恶！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活动，而在今天看来，则完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我想，难道高居人上的地位，将他人踩在脚下的快感，就这么令人渴求，以至于到了不自觉地盼望的地步了吗？理想中的社会无一不是描述一个和平的、善良的社会，而一个再普通不过、再平凡不过的孩子，竟会有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会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上进”，而这种上进则是离奇地存在于那么一个理想中的。这两者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理想的社会追求统一与和平，而不是各种各样的斗争，这些斗争在那个理想中都将不复存在。但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它怎么可能出现？而旧时代的革命者们究竟是为何认为，简单的革命，将权力归于人民，就可以实现那些理想的和谐呢？要实现这些调和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它们潜伏在一个小孩子不为人所知的卑劣的心态中，它们潜伏在任何一个人思想中的任何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要理想中的完美，那种完美也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付出的任何努力都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所以，我认为，要摆脱人类所处的混沌的、无法调和的状态，首要的便是根除这心理或者生理上的态度；为此，需要着手改造一切，甚至人类本身……而这改造的途径，目前尚且无从提起。但是，人们为了理想真正浮出水面，需要多少牺牲？这更令人费解……
5月26日，斯维特兰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我们是靠幻想过活的……它就像空气，它就像水，它溶进了我们的血液中，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意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行动。幻想不是我们制造的，它是强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不需要它，可我们却离不开它。我们不停地饮用幻想，它导致的幻觉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我们越发沉醉于它……就像毒品，就像烟草，就像某种魔鬼般的诱惑，离开幻想是不行的。我们不知不觉便沉迷于它了，它的高贵，它的光荣使我们癫狂；我们将饥饿而死，为了早已捆绑住我们的幻想抛弃一切，像梦幻一般做出无法理解的举动；我们将为了某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向前走去，浑身发抖，伟岸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可怜的思想的各个角落，填满了它们。为了它，我们可以消灭任何不和谐的音符；它是绝对的正义，它是我们的主人，同时我们却抱着另一种幻觉：我们是它的主人。我们控制它时，它在控制我们。但它又是善变的，它使同样的人们分成不同的部分，抱着高贵的信念互相谴责，动用一切本领互相残杀。我们自出生以来便受着它的指派，我们渐渐地成为它的下属，它的奴隶，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思想依附着幻想，而幻想可以随时扼杀我们脆弱的思想，甚至思想本身就是幻想的傀儡；社会是被它操纵着的，认识到幻想意义的人就是社会的主人，懂得操纵和控制它的人就是世界的主人。所有人都将是他的奴隶。他将是神话一般的人物，因为他本身就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人——
幻想是个奇特的东西，它真实的样子无人知道，从各个侧面看去，它都是不同的，它寄生于每个人的意识中。打从语言产生的那一刻起，幻想便出生了，它是上帝，是世界永恒的王。我们连自己的内心都无法看透，又有什么资格去窥探这一切的操纵者的面目呢？一切悲喜剧都是它的杰作，一切伟大的英雄都对它顶礼膜拜。这是神秘的，是人与人心最终的奥秘，外面的世界，以至于宇宙，都是人们可以到达的；而世界最危险、最复杂的部分，正在于存留在我们意识中的部分，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秘密则掌握在它的手上。这种侵略早就已经完成了，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都会是每个人的敌人；这场最终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微小的插曲在那里都会结束，留下的是人们最初的部分，纯洁的部分，它会被毁灭，人们会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世界本身的一部分，那些过去的虚幻的光荣，都会化作极光一般耀眼的星尘，永恒的黑暗会吞噬它们，那时的我们应该会忘掉它吧。
当然，与以往一样，这会是人与人的战争，人们之间的残杀，可这是操纵人们的神自导自演的一幕最终的晚宴，就像落日一样，最终的黄昏——
“要使欧洲具有健全的理性，需要一亿颗以上的人头——”这是准确的预言，当时的人们出于各种道德而不愿意相信，是在自欺欺人；等到一切被毁灭之后，新的生命才会产生，新的理性才会被完全建立起来。火与剑是一切的前提，这前所未有的清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绝不是酒后的谵妄之语，历史会见证这一切的。现在，在斯维特兰那，我向窗外望去，仍然感到寒冷。出租屋里热闹非凡，火炉烧得很旺，几个男人正在吵吵嚷嚷，小孩子在哭——已经接近夏天了，窗外的雪还没有化干净。鸣笛声响彻了整条马路。这时我在想什么呢？这个问题要说出来，真的是件很为难的事……
致远东历史学会会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罗蒙诺索夫
7月3日，卡利尼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尊敬的导师，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有向您写信……因为我自觉到我的思想是浅薄的。人总有这么一种执念，即将来的会好于现在的，现在的当然会好于过去的。即使人们正在破口大骂目前的现实，却仍然从心底里认为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了（如果有的话，也是以后的事情）。即使人们正在绝望，正在为两个全麦面包而发愁，正在寻找一处能遮蔽远东冬季可怕寒风的住所，而现在却丝毫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东西，四周茫茫一片荒野——似乎每间房子里都塞满了打手，不友善地四处巡逻，他就像最卑劣的贼一样拖着自己的几个孩子溜过去——他也会对未来抱有一种几乎不切实际的指望。这种指望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的最深处，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它，甚至用他们学到的理智嘲笑它。可是这却是没法违抗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就带着它，却没有人知晓；它是如此的独立，以至于从不考虑现实情况，一意孤行，从人生下来便从没改变过。一个人站在高楼高处的栏杆外，或者像蟑螂一样伏在望不到头的铁轨上；或者已经站在桥边，稍微动一动身子就会摔入刺骨的河水时，这种指望变得强烈无比，几乎占据了他们的整个身心。如果他们最终摔进了深渊，多半不是因为纯粹理智的绝望，而是一种强迫似的——几乎是神经质的狂乱使他们丧失了警惕，“意外”摔下去的。在无可挽回的时候，在感受着失重的最后一秒，或是冰冷的尖刺最终刺入你的每一处毛孔时，想象中那安详平静的心情是不存在的。先前的壮烈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嘲笑的卑劣的悔意。这种悔意是毁灭性的，它能令一个可怜的人丧失最后的尊严，最后一次明白自己原来是个再平常不过的闹剧。海啸般的破灭感接踵而来，铺天盖地，把人的意识打压殆尽——于是生命就与这种期望同时结束，泥土将他们最后举起的手无情地掩盖。我的导师，这种事实虽然令人叹息，但毕竟像所有东西一样存在着，需要我们去对付；然而现实中的我们却总是对我们自己以及所有人的未来盲目地抱有一种独立的指望，使我们不考虑任何现实中的事情，那些必须要注意到的关系，以及再清楚不过、却仍需要一番认真考虑以便克服我们自己的缺点去接受的事实……
我明白了一些令我失望的东西，但这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上乘的享受。理想主义最终看来是不可行的，压根就行不通，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这一切而非纯粹的纸上幻想的话。不过，现在我却越发看到一幅景象：所有的社会探索者们都在一团根本弄不清楚的、由数以亿计的分子杂乱地组合成的迷雾前，试图把一个个分子放在他们规定的“地方”安稳地待着，为此需要制定一些规则，甚至在“必要”时采取一番“行动”——无外乎暴动、流血、枪战、街垒和那些像狗一样横卧在街边的尸体。但是要知道，迈过尸体的不是“勇敢”的探索者们，而正是那些只关心熏肉和面包价格的家庭妇女们与毫不相干的流浪汉、醉鬼与街头仔。那些暴动的策划者正为自己的英雄壮举与惊天动地的革命行动而感叹时，他们没有注意到：整个地球乃至于宇宙在一直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片刻的沾沾自喜而停止运转，奉承他们的英勇；所有的人——几十亿人，正在用没有一丝一毫完全相同的动作去做没有一丝一毫完全相同的事，同时拥有着没有一丝一毫完全相同的思想，而这一切正是社会探索者们所意料不到的。数学一样精确的模型放不进如此复杂而庞大、简直会令一切天才丧失所有信心的内容，但是过人的自大与愚蠢使得厮杀与暴动正在不折不扣地继续着。问题还是出现在我说过的那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抱有一种并不可耻的思想，那种思想与我们形形色色的观点与主义是不同的。事实上，所有的——持各种主义的革命家，顶着寒风的流浪汉，鱼塘边握着钓竿的笨伯——都抱有那种思想，即一切都会变好，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无疑是正确的事，是值得期望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用理智考虑问题。有哪一种计算机可以同时运算如地球上所有原子数量那么大的数据呢？而人们则试图用估计的模型来解决问题，丝毫不理会这些模型刚开始就出现的致命偏差。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而真正的方法却还没有找到，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
“你说的这些话不是白白浪费了吗？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另外的方法，你怎么代替这种你认为荒谬绝伦的手段呢？”有些人应该会嘲笑我，“你不如先证明自己的资历和说这些话的资格，否则这一切都将是废话。”
这句话的确很令我难堪，因为我几乎找不出一个反驳的理由。我身无分文，丢掉了工作。我只得搬回我在卡利尼那的这个老鼠横行的住所，没有自来水，电力供应时断时续。我所指的那些探索者们住着高档酒店，时时刻刻有人为他们端茶送水，以帮助（虽然侍应生们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他们继续那些从数百年前就已误入歧途的幻想。我也无力指摘这些事实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都能够看到荒芜破败的景象，然而幻想还在继续，太平世界的描述还在占用更多的纸张，登上各式各样的报纸头条，虽然人们对此已经变得十分无奈。思维的惯性是可怕的，它可以杀死所有的理智。然而，我的导师，我十分清楚我写下这些话的状态：一盏煤油灯，卡住而不能打开的窗户，剥离的壁纸丝毫看不出什么颜色了。我在斯维特兰那的几个月中挣到的钱只能勉强封住我的嘴，不让我大声控诉我的饥饿。但这些经历是那么丰富，我对理想主义真正的怀疑有了正当的理由……
9月16日，卡利尼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我现在才看到人们对一切东西的要求究竟是怎样的……当他们认为自己想要什么，正全力以赴地要求那些东西时，他们要的却恰好不是那件东西。这个可怕的偏差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全部的人在全部时间同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当他们要求对他人的权力时，他们却偏偏想要移动自己的脚离开那个地方，可是腿像是被黏住了一样动弹不得，说出的话就像是自己听到而非说出的一般。这时他们想要的仅仅就是一个逼仄的洞窟或者上了锁的漆黑屋子，能供他们在慌不择路、一头撞进去时，能提供给他们最起码的安静与他们认为安全的空间。当他们要求花不完的钱时，他们却打心底里对那些东西产生无尽的厌恶，但这些厌恶来得如此突然，仿佛这些情绪刚刚就在那里，只是现了形被他们看到罢了。于是一种难以控制的歇斯底里的欲望会使他们恨不得把它们统统抛掉、踩在脚下，踢入布满蚊子的恶臭泥沼里去。可是这时他们的动作却像是另一个人所做的，他们只是旁观者，控制不了哪怕自己的一根手指。这些情绪都是在一瞬间产生，又在一瞬间消失的……在消失的那一瞬间又离奇地四处产生出来，却又在那一刻同时消失。这就使当事人们认为，这些想法绝不是他们自己的——哪怕它不断地出现。
这时事实使他们惶惑，一个人只要认为自己有一丁点智慧，就不会重复地否认自己的这种矛盾。这时他可能怀疑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的责任则被全部推在自己的身上——和他人不会有一点关系。他会时不时地痛恨自己一番，抓耳挠腮，用各种方式惩罚自己（虽然有的无法表现在行动上，可他的意识与灵魂无疑已经被自己的攻击弄得千疮百孔），甚至（在某些事情催化导致的极端情况下）不住地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个人。这些作为对比参照物的“人”的形象，即便不是坐拥无法形容（的确无法形容，因为他并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幸福，也至少不像自己一样无可救药。在这反反复复的自我攻击与折磨中，他引以为耻的不是他自己这些胡思乱想的毛病，而恰恰是他仍旧“是个人”这一个事实。即使他多么无情地贬低自己，当他望着他完好无损的双手时，失败感会一次一次地包围他。他仍旧是个人——再卑劣不过的家伙了。他会说：“而这样的家伙竟然算得上一个人！”即使这个对象是他自己，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大吼出来。最后，同样是这个使他失望的事实令他痛苦地倒下，那时他倒觉得没有如此难受了。
荒唐吗？人就如此可悲地被分成两个部分，互相之间的争斗永无休止？不，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人，也没有被分成两个部分；但是他的要求，对“一切东西”的要求却因为某种至今还无法探明的原因和过程分成两半了。这个人，没错，还认为自己的要求仅仅是一个“要求”而已，纯粹的要求，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不过，在这个要求之下，却可以隐约地推测出一种基本的、却为他——以及人们所刻意却不自觉地忽视的要求，被所有人隐藏起来……但它只是隐藏起来罢了。权力还在它的手中，人无时无刻不在受它指使，但他们却不这么觉得。这分成两半的要求自然成为了几乎独立的个体，它们之间的纠缠永无休止——隐藏起来的可能是这一半，也可能是那一半；这一半先前还居于主导与优先的地位，就这么不为人知晓地舍弃了它的位置，而人们对这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只是觉得自己要怎么去做：这么做！该这么做！角色之间的转换既突然而又悄无声息。人放纵着自己，将酒精肆无忌惮地灌入自己的喉咙，他的脑子并不是完全充斥着混乱的欲望，却有一点点所谓的理智在里面。他会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做，这句话会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使他的心理体验到无限的痛苦与后悔。但是，当他的生活又充满了规律与协调的东西时，一切都好端端地运行着，但他的意识中偏偏有这么一种东西横冲直撞——“我们破坏它，何不去毁掉它！放纵！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尽情地抛掉这一切……”拼命的压制往往是有效果的，可这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无法想象的。这两种力量一直在倾轧往复，一方得胜，另一方却又毫无道理地强大起来，将那得胜的一方推下悬崖。可是它会再次爬上来，抓住那正在发号施令的一方，把它拖下去，自己又站上来……
那些要求显然与人们表面上的愿望是矛盾重重的。这就使人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怀疑，并毫不节制地贬斥自己。这些表面上的要求显然更多地来自一些更加原始和朴素的因素，然而在后来的入侵者被它勉强地镇压之后，它却越发不受它自己的控制了。那些本以为已经平息了的火焰，不知何时便会毫无预兆地骚动起来，人们扑灭它的努力就如抱着木柴去救火，越对它们施加压力，它们反而毫无顾忌地野蛮生长起来。人的意识时时刻刻充斥着种种相互交错的、缠成一团的矛盾，人们既不可能完全认识它们，就更不可能去幻想解决它们了。于是人本身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人的意识因它的这种特点而不断地生长出枝节，丰富它的形象。于是人就走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不幸的道路……每个人，我们，都为自己是这不幸的一分子而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本身就值得一提——因为它的重点并不在每个人自身的生存上，而是奇怪地指向了与他们并不相干的，那些显得巨大而不可动摇的事物上：宇宙，地球以及生物的规律——一种不知来源的动力促使他们仰起头来观望天空，星辰在那里转动，而最古老的故事，神的化身，就从那里而来，降临在他们奔跑的大地上。于是就这么出现了人——人照着人的样子造出了神，神又造就了他们。
现在来看，达尔文主义的一切特点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重要的，就在于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人甚至是他们的近亲，那些无可救药的狒狒与猩猩所繁衍的后代。达尔文主义使人认识到了本就存在、却令人们实在无法相信的事：他们与动物并没有区别，他们是动物。而人们将“人”这个字冠以高等动物之名，就完全没有其实际价值了。人若是人，他就是人，而不是什么动物，更不是什么高等动物。如果是动物的话，那就更称不上是个人了。但他们又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所有特点，这些业已成为人类骄傲资本的特点，无一不是因两种最原始和普遍不过的生物本能：生存和繁衍，而他们生存的价值，可以说是唯一被自然规律肯定的价值，竟是努力使种族存续下去！这种想法只要产生于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智慧、有良知的人的头脑中，就绝不会被姑息原谅。一种莫名其妙的耻辱感会油然而生，他会因自己是个人类而感到痛苦，感到绝望而没有出路；试想哪一种生物会为自己所属的物种而感到耻辱不甘呢？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种族的一分子呢？不，这样说来，人的这些耻辱的所有来源莫过于他是个生物这一点——只这一点就会令自大的先生们暴跳如雷，因为他们虽然承认他们是生物，自己深层的意识中却根本就不相信这一点。换句话说，人想要成为的根本就不是生物。
这种离奇的特点来自于哪里？人们会爱慕神，而其他生物则不会。神是什么呢？神是人根据自己的模样造出的东西，那些高贵的人来自他们所仰望的星辰与月亮，来自不敢睁开双眼直视的太阳，来自任何一个使他们赞叹而为之激动的自然事物。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神根据神自己的模样造出来的，他们的血管中也流着来自星辰、月亮与太阳的血，至少他们的祖先是这样的。土狼猎杀森林中的鹿，人猎杀草原上的野牛，他们认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与他们的神保持着某种即使已经在物质上断绝，也至少在精神上仍然存续的联系。这就使得人类能够组建一种超乎生存必要关系的群体组织，它与土狼的族群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它的存在并不一定全部来自生存的需要。人的一切从他们的神那里萌芽了，经过个体之间的碰撞变得丰富起来，并呈几何级数增长。于是人就与他们科学上的祖先切开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人变得高贵起来，至少自认为变得高贵了。
这些在无人能望见的蒸馏瓶里发生了数万年的化学反应有谁能够准确地描述呢？那些分子之间随机的碰撞与不可预知的现象，即使大范围地发生，也不一定会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上被表现出来。它将人锻造得与之前完全不同了，并且这些变化一日胜过一日，它的程度根本无法被形容出来。但是，作为承载这一新的产物的载体，人继承于他们祖辈的身体已经渐渐无法承载这种日复一日的压力了。来自身体的是另一种力量，两股灼热的岩浆流——生存与繁衍的基本欲望仍然从生命的火山口向外涌流，毁掉不计其数的精巧的意识产物。人类花样越来越繁多的力量与它们斗争了数千年，矛盾被不断地燃烧起来，又不断地被熄灭。而那两股熔浆流并不知晓这些变化，它们仍然裹挟着无可匹敌的力量摧毁沿途的一切，使人类那些来自天上的高贵祖先们自惭形秽。如果要我选择一个事物来准确地描述“矛盾”这个词的话，我一定会——并且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类，只不过这个事物几乎是无法描述的。它显得那么可笑，显得如此难以协调，却这样日复一日地存在下去……我想，一种不起眼的物质会在这个蒸馏瓶中的某个角落产生，它的质量虽然小到可以忽视，却是蒸馏瓶运转了数万年的精华。这种物质最终会毁掉它，将它的玻璃外壳毫不怜惜地炸开。现在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