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军医不仅出现在小广告上，也活在人们的心中。
文｜狸花猫
许多人对「老军医」的印象，来自大街小巷电线杆上、公交站牌上几乎随处可见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密集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绵延至今。
· 电线杆上的「老军医」广告，遍布全国各地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真有「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难言之隐」。骗子们为什么要使用「老军医」作为招牌？军医究竟治过哪些病，就成了专治性病的行家里手？
空穴来风，这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
军医都治哪些病
军医伴随着战争而产生。人们对于军医的印象，往往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
军医作为军队后勤保障人员进入战场，在公元前1300年，人类掌握了冶铁、有能力发动冷兵器战争时便开始了。军医任务主要有两类：救护伤员、防治传染病。
罗马人最早修建了战地厕所，以3米深坑和木板覆盖处理粪便。人们早就知道，暴露的尸体和粪便可能引起疫病流行，而及时有效地处理伤口能提高伤员存活率。军医必不可少，很快就成为军队专门组成部分。
· 一战时期，德军使用的战地厕所。轻微违反军纪所受处罚，一般就是打扫厕所
· 18世纪战场上的救护车样式
过去，军医处理伤口简单而粗暴。直到第二次布尔战争时期
（1899.10~1902.5）
，英国军医还是例行公事地马上将伤口包扎或缝合——这样会使坏死组织留在伤口内，引起致命坏疽。
如此一来，截肢往往是肢体和动脉受伤的士兵不得不接受的命运。美国南北战争中，截肢所致总死亡率平均高达40%；但是如果这些伤员不截肢，死亡率高达 83%。尽管截肢能救命，在内战中，军医还是被描绘成面带诡异笑容、手拿锯子准备为人截肢的死神。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因为缺少必要知识和手段，士兵受伤后死亡率平均高达25%。造成伤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休克与出血、破伤风、坏疽及脓毒症；除休克与出血以外，其他都是伤口感染所致。
· 一战以前战场伤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近现代医学进步给军医带来了有效武器。一战中后期，欧洲军医已经形成了战场抢救规范程序。伤员会被担架兵抬到最近处医疗站所，然后根据伤情进行处理。伤员死亡率降低到10%以下，军医地位大大提升。
一战以后，磺胺、盘尼西林
（青霉素）
等抗菌药物被发明并被优先配备到前线。特别是青霉素，被称为二战「三大发明」之一。
· 二战时期盘尼西林海报：「感谢盘尼西林，他能活着回家了」
作为一种用于染料的化合物，磺胺前体在1908年就已经被成功合成。但是直到1932年，德国人才发现磺胺在治疗链球菌感染方面的功效。当时，它只能在体内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磺胺这种特性是因为它在体内变成了「氨苯磺胺」。它的医疗价值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进一步研究中形成了「磺胺家族」。发现磺胺医疗作用的德国人格哈特·杜马克也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 二战期间，美军单兵急救包中，就有一支吗啡和一小包磺胺粉。前者用来缓解疼痛，后者用来避免感染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尽管青霉素1928年就已经被发现，但是直到1942年，量产青霉素才成为现实。青霉素立即被源源不绝地送到激战正酣的欧洲战场。
二战后期，青霉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到1944年，以青霉素为代表，药品供应已经覆盖到全体盟军。美军后勤供应能力和战地保障能力得到了实战检验。
物资和技术变成战斗力，离不开军医。规范的治疗，标准的清创、消毒、包扎等伤情处理，输血和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类药品的使用，都必须经过军医。二战见证了军医救护领域多项重大革新。
·《兄弟连》里面的军医尤金
· 2016年上映的影片《血战钢锯岭》，一等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赤手空拳救下75名战友的传奇经历被搬上银幕
在各国军中，以及二战之后的局部战争中，军医作用越来越重要。和道斯一样，他们都是战地英雄。
更大的敌人是传染病
对士兵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敌方武器，而是传染性疾病。疾病击溃一支军队，要比枪炮更容易。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斑疹伤寒击溃了整个雅典军队；在从明斯克北部撤退途中，拿破仑在维尔纳小镇遗弃了30000名患有斑疹伤寒的士兵，就算这样也没能逃脱几乎整个法军被感染的命运。
· 反映拿破仑从俄国撤退的油画作品。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是小小的虱子造成了他的失败
南北战争时期，南部盟军一方因敌方攻击致死人数是110065人，而因疾病死亡人数达224586人。
其中，仅俗称「运动热」的痢疾，就感染了162.7万南军士兵，最终夺去了81360条生命。除了痢疾，伤寒、斑疹伤寒、疟疾、天花等传染病也相继或者共同威胁着士兵健康和生命。
· 南北战争时期位于华盛顿的战地医院。超过2/3死亡病例由传染病引起，痢疾和伤寒是最主要死因
不同气候使一些特定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开来。位于东欧，海洋性、大陆性、地中海式多种气候类型交汇的匈牙利，特别容易流行斑疹伤寒。一战期间，德国军队曾在此遭到斑疹伤寒重创，匈牙利因此得名「德军墓地」。
二战期间，远渡重洋来到亚太战场，美军和日军士兵都饱受传染病折磨。即使是保障有力的美军，患有疟疾、病毒性肝炎、腹泻、皮肤感染、不明原因发热和性病比例，也达到了惊人的844例/千人。
在炎热潮湿的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美军士兵耐药性疟疾发病率高达26.7%。相比之下，几年之后在处于北温带的朝鲜战场，这个数字是11.2%。
·南太平洋布甘维尔岛，美军士兵在运输补给。条件异常艰苦，各种传染病肆虐
这些传染病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军医也变得格外繁忙。不过，使士兵更加头痛的是另一些传染病。
艰苦条件、恶劣天气、不良营养，远离家乡和亲人，生活在刻板枯燥军营中的士兵们情绪低落。很多官兵解决生理欲求的方式是军妓或者与驻地附近妇女的性交易。
· 取材于真实历史、反映军妓现象的台湾影片《军中乐园》
军妓制度以及大量明里暗里的性交易，使性病在各国军中广为流行。据估计，一战期间，参战各国士兵约有10%患有性病。
二战期间，美军在1941年4月就成立了预防医疗处，其下属性病防治分处负责在军营中开展教育工作，并分发防护用具。即便如此，到欧洲战事结束时，仍然有8万美军士兵感染各种性病。
战争胜利使士兵们更投入地寻欢作乐。到1947年美军完成军人复员时，1200万士兵中感染性病人数变成了130万。
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缺乏有效的性病治疗手段。
早就有了「神药」小广告
几百年间，性病中最为肆虐的梅毒，让人们一筹莫展。
梅毒被认为1492年由哥伦布从加勒比群岛带回欧洲，随即就在各国传播开来。在命名这种新疾病时，大家都认为受到了其他国家危害：法国人把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反唇相讥，称其为「法国病」；荷兰人称之为「西班牙病」，俄国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波兰病」，波兰人把矛头对准了日尔曼。
· 梵高就是梅毒患者之一。神经性梅毒患者在前、中期会异常兴奋，感受力和洞察力提升，有望成为艺术天才甚至革命导师
包括大量名人在内都患有梅毒。相互甩锅无助于疾病治疗，而治疗梅毒的历程充满坎坷。
从15世纪开始，人们认为能「有效治疗」梅毒的方法是用水银蒸汽直接熏蒸患者病变部位，水银还被制成外用药剂直接涂抹，甚至被用来注射。
· 16世纪，欧洲人治疗梅毒，就是给病人涂水银和吃草药
1907年，名为「606」的有机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开始用于治疗梅毒，其有效成分三价砷和剧毒砒霜相仿。
这些方法对人身的伤害，往往比梅毒还要剧烈。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青霉素让人类在面对梅毒时第一次取得优势。
青霉素传入中国以后，药店和诊所在宣传其疗效时，往往把防治性病作为噱头。
以当时数据看，中国娼妓行业甚为发达。1935年统计表明，北平公娼数量与城市人口比例达到了1:259，上海则达到了1:137；而伦敦比例是1:906，巴黎比例是1:481。上海是全球妓院最多的城市，私娼数量更多。
性病在民间蔓延，人们谈「梅」色变，久治无方。青霉素治性病的广告极为准确地抓住了人们心理。
· 1945年2月1日，「新亚」制药公司在《申报》头版发布广告，称青霉素是「世界最理想的灭菌新药」，淋病、梅毒被列为其主治病症的前两位
「中国生化制药厂」发布广告称，「一针见效」久成江湖卖药之术语，但今科学事实竟能办到「一针根除」；「如用适当剂量，一次治程可治愈95~98%之病例，二次治程可治愈99~100%之病例」。其出售的青霉素药品每瓶含三百万单位，按其所声称疗效，「仅须
（每瓶）
十分之一，便可根绝一人淋病」，「医院、医师备之最宜」。
一些小诊所在做广告时，干脆直接称青霉素主治性病。上海仁民诊所发布广告声称，青霉素能「止痛止浊，彻底肃清，杀绝淋菌，决能断根」；即使是「慢性老白浊」，经连续五次使用「决可断根不发」。
上海「花柳性病专科克伦医院」则称，「急性廿四小时内全部奏功」，即使是迁延日久的老性病，也能「一星期内断根」，「永不复发」。
据《申报》刊文称，各种或称专科、或名医院的小作坊，都登报宣传包医各种隐疾，「托词医病，实则诲淫，无非引诱青年服用壮阳药剂」。
· 很快《申报》就自己打脸了。《申报》广告样式和用语，和当代电线杆小广告并无多大区别
1945年至1947年报刊上，青霉素治疗性病的广告几乎随处可见。在大量广告渲染之下，青霉素被塑造成治性病「神药」，那些广告用语一直流行到现在。
「老军医」是怎样炼成的
抗战前期，中国青霉素主要来自援助、进口和走私。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介石谈笑风生之余，还将青霉素当作国礼赠送给国民政府。这些青霉素，一部分用于前线，一部分则送到研究所进行试制。
· 「中国青霉素之父」汤飞凡在青霉素生产厂开工仪式上发言。1944年9月，中国试制出第一批青霉素，并实现量产
华莱士访华期间还组建了观察组来到延安。负责接待的黄华以有人患病需要治疗为名，从观察组获得了少量青霉素药品。这是中共控制地区最早见到的青霉素。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磺胺、青霉素等药品极度短缺，属于战略物资，受到中日双方严格控制。即便抗战后期，青霉素已经能够量产，仍不敷使用，只能优先用于战事。
· 早期青霉素生产车间，条件如此简陋
战时机制很长时间都影响着人们认知：中医、西医、兽医、蒙古大夫治不好的病，军医都能治。
经历战后短暂繁荣，随着局势变得紧张，药品很快就又被控制起来。青霉素于1947年以后就逐渐从报刊广告上消失，代之以传统中医疗法。
与此同时，「军医」传说在地下流传：再想用青霉素治疗性病，没有一点军方关系可办不到。
有钱的地方就总有例外。从军医手中获得一些青霉素治疗性病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军医治性病」大抵开端于此。
青霉素短缺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得到改善。
1949~1951年，在军管的模式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开展了大规模关闭妓院和禁娼运动。
收容改造并不顺利，直到1953~1958年，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还收容改造妓女7000 多名。妓院老板和「领家」散布谣言说，「……早晚把你们配给煤黑子，送前线劳军，送大西北开荒种地」。
· 位于通州路的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生产教养院），外面有持枪士兵把守
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1955年3月，新疆就要求上海遣送1500名改造好的妓女去新疆，最终选送了无传染病、有一定文化的妇女1284人支援边疆建设，其中改造好的妓女964人，其余大多是成年孤儿或者妓女的孩子。
病痛也使她们难以面对新生活。当时，北京妓女有96.6%患有各种性病。要给她们出路，让她们自食其力，先要治好性病。
·「欢迎夜都会姐妹们站起来了！」1951年，热火朝天的上海妓女改造运动
但是当时大陆还是不能生产青霉素，苏联援建工厂还处于协议和图纸状态。为此，中央政府紧急调用外汇，通过香港、莫斯科等途径购进一批青霉素，为妓女治疗性病。
军管模式下，药品不得外流。嫖客们如果暴露自己患有性病，免不了要接受各种各样审查。想要实现一针就灵，只能幻想「老军医」帮忙。
开放之后的8、90年代，性病又暗流涌动。不论是当时「严打」，还是正规医院里医护人员的白眼，左邻右舍、同学同事们的异样眼光，都使得性病患者求治无方。和军管禁令年代心理相仿，人们再一次求助于「老军医」。
「老军医」始终没变，它就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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