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中国经济：仍在可控的区间运行 明年下行幅度或收窄

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中国经济仍然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12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发布了11月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市场销售增速明显加快。前11个月，城镇新增就业达127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外贸外资增速始终保持稳定；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继续增强，经济结构在改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升，市场预期在改善。

“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进一步显现。”付凌晖说。

《华夏时报》记者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获悉，12月18日，该论坛将发布12月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泽将代表团队发布宏观报告。同时，多位国内政界、学界、企业界经济学家将共同把脉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看来，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六稳”政策的作用下显示出强大力量，保障了中国经济在预期、可控的区间运行。而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是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展望明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经济潜在增速或进一步回落，但是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变化。

把脉中国经济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把脉更需细微。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往期报告（下称“报告”）显示，造成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核心原因在于趋势性力量、短期周期性因素以及突发事件叠加。而在四大趋势性因素中，目前只有制度性因素开始筑底回升，其所释放的改革红利推动了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但还没有承担起拉动经济常态化增长的重任。同时，在五大周期性因素中，金融风险的缓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性缓和将为明年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和外贸环境，为重建市场信心提供了一个有利时点。

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20年起抓紧部署和落实新一轮改革方案，将会加快培育和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包括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国际化、高标准的制度化开放，以及细化和落实对非公经济和非公经济人士的保护。

不过，报告也显示，在影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四大趋势性力量中，目前除了制度性因素见底回升并带来TFP改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都在下行甚至有所加速。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是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

“从总体产业结构调整看，2019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延续了过去的调整趋势，但是调整动态出现放缓甚至是逆转的迹象。在经济增速总体下滑的同时，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此外，结构优化调整的动态也出现了逆转迹象，制造业整体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与服务业投资增速提升形成鲜明对比，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增速出现更大幅度下滑。导致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我们分析认为有：扶持政策的陆续退出、产业周期的调整、区域与行业分化、贸易摩擦以及内外需求下滑等。中国新动能增速的放缓在2019年下半年加速，加剧了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新旧动能转换步入艰难期。”刘元春表示。

在他看来，其实不仅是结构升级动态出现放缓迹象，当前经济结构分化现象还表现为：国民储蓄流向的结构分化、区域经济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大、工业与服务业分化达到新高度等。

“中国经济趋势性力量当前并没有步入新的平台期，依然处于回落阶段，经济增速换挡的强化依然是今明两年结构调整攻坚期的特征之一。今明两年的短周期定位总体处于下行状态，防止周期效应叠加是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点。”刘元春表示。

政策应更细更精准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在刘元春看来，2019年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很多周期性力量将在2020年开始出现拐点性变化，随着制度红利全面上扬，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等一些积极因素的巩固和培育，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预计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

报告显示，相比经济增速的回落，当前中国宏观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出现了“萧条性的结构分化加剧，升级性的结构分化趋于停滞”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层面的结构分化现象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剧，如果持续忽视可能会达到临界点，带来底部效应。

目前中国经济的制度性红利已经开始筑底回升，同时，近期金融风险的缓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性缓和将为明年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和外贸环境，这对于重建市场信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重要时点。新一轮信心构建将从今年四季度全面开始。同时，中期改革方案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快速跟进非常重要。四中全会的精神和蓝图，需要尽快细化和落地，不能流于形式。特别是在四中全会的基础上，对下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科技创新体系，要有中期规划和一揽子改革方案。因此，要求相应的政策必须更细、更加精准、更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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