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民歌手的“大裙子”
2009年春晚，宋祖英那条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大裙子”，出于郭培之手。 （CFP/图）
中国的女性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也是对“大裙子”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迅速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文章刊于2012年7月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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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的客人是如今中国最有权力与财富的女性，然而，真正令她闻名的却是那些国家级的大型活动：她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颁奖服，纽约时代广场的LED屏上范冰冰向美国人民展示的那套青花瓷礼服也出自郭培之手，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春晚有百分之九十的衣服出自她的工作室“玫瑰坊”。
郭培当然了解中国。当谈起自己的衣服时，她喜欢强调其工艺与不计成本的一面。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郭培为与多明戈演唱《爱的火焰》的宋祖英设计了一条银白色礼服，这套礼服由十几个工人24个小时轮班，花了上万个小时制作完成，除了中国传统刺绣，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将2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在裙子上面，这也令当时施华洛世奇香港公司的同类水晶被订购一空。
1 设计师？你是说裁缝吧？ 1986年，郭培毕业于北京第二轻工业学校服装设计专业，她是全中国服装设计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能真正了解设计师是什么，“当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认为你学的是一门裁缝，”郭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有邻居是一个裁缝，他们很开心，千方百计地希望你能为他们做衣服。”
事实上，比起培养具有艺术水准的设计师人才，成立服装设计专业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有另外更实际的考虑。
当时，中国的纺织部与轻工部都有服装部门，但两者侧重不同，轻工部更多管理的是一些小作坊，它的服装部门是裁缝店一类的小型手工店铺；纺织部则跟一种工业化大纺织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服装部门是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成衣制造。
19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中国人穿衣服的问题，政府决定将轻工部的服装部分归到纺织部，大力发展纺织业与成衣制造，这个时候，纺织与牛奶、体育一样成为举国体制思路下的一个产业——郭培的服装设计专业就是这个服装的工业化浪潮的产物。
与大部分同学一样，毕业之后，郭培去了一家成衣公司工作，在一个缺少版权保护的行业，很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所做的事情只是不断抄袭外国设计师的版式，再将它们复制到中国的纺织生产线上。
很快，郭培成为了对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师，在一家叫做“天马成衣公司”工作的三年里，她设计的款式卖到了36万件，也因为销量，1996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设计师，在1990年代，郭培轻松地拿到了30万到50万元的年薪。
然而这却给郭培带来了痛苦。当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她都觉得这些衣服太丑了，“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货场，我会故意绕着走，我不想看到自己的设计。”
尽管诞生在一个大规模生产成衣的年代，郭培却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毕业创作时，她第一次产生了要做一条大裙子的念头。但在当时怎么把裙摆撑起来，怎么把裙子做大，上了四年服装专业课的郭培一无所知。“我去问老师，但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这种衣服，他让我去人艺看一看话剧演出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人艺，郭培从一个欧洲贵族题材的话剧里的中世纪的宫廷服装里得到了大裙子的技巧：“它的裙撑由一公分宽的竹条制成，竹子裙撑外面包裹着棉布做的另一层裙撑，更外面才是真正的裙子。”郭培至今记得那条裙子在过门的时候如何地被轻盈地挤扁，又如何地一下子优雅地展开。那一年，她缝制出了一条在全班26人的作品中最大的裙子。
2009年“一千零二夜”时装秀上，郭培找来78岁的名模卡门，为自己设计的皇后礼服走T台。（郭培/图）
2 要钻戒，还是要十万匹布料 郭培对庞大有一种狂热的爱。
1997年，郭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个台湾商人，他的家族一直在意大利做面料生意。他带郭培去看过他在欧洲的工厂，在那里，郭培见识到了从未见过的昂贵布料。当时在大陆的好面料只有棉与丝绸。
不久之后，郭培把他介绍给了准备拍摄《大明宫词》的李少红，很大程度上，那些国内无法找到的布料极大地成就了《大明宫词》当时独特的美学。
在意大利一个百年纱线厂，郭培去到他们的库房：“那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在那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太太在那一天里给郭培做了七种纱线，“你可以提出任何一种想法，机器可以给你做出梭、抽、捻等不同效果。”这让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设计师非常兴奋。“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纱线了，你对面料产生了本质的认识。”
求婚时，台湾商人问她，你要钻戒还是要十万匹布料？郭培选择了后者。婚后，他给了她六万米各种布料任妻子支配。
1997年，郭培带着攒下的60万元离开成衣公司，创立了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国沉浸在成衣大规模生产运动中时，她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创作道路。
当时，由于工艺复杂，无法工业化批量生产，很多中国民间工艺受到了极大冷落，在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因为无人问津，它们变得非常低廉，这时，郭培大量从中国各个刺绣工厂去搜集这些被时代冷落的技艺，再花了五六倍的工钱付给这些工人，将他们的工艺收录到自己的公司档案里。而其中有一种工艺非常惊人，它可以将一束蚕丝分成十几缕，再用这些蚕丝编织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翠鸟。
公司成立不久，她拥有了第一个女儿，“剖腹产手术之后，我根本无法呆在家里。”郭培笑着说，到了第七天，趁着家人不注意，她偷偷离开家，坐上一辆公交车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郭培都与这些精美的东西相伴，她对自己的客人非常友善，人们都很喜欢她身上的亲和力。在玫瑰坊的客人里，她与一位市值百亿的园林民营企业女老板格外投缘。
郭培渴望把每一件裙子都做成皇后的礼服，这位园林女老板则要把每一个园林都做成圆明园，她们誓要做传世精品。但事实上，女老板的园林大部分都在焦作、安阳这种三线城市。
2006年，玫瑰坊成立九年之后，郭培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时装秀，取名“轮回”。
做这场高级时装秀前，她无意间走进巴黎的战争博物馆，当看到拿破仑的一件衣服时，她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并不是衣服表面有多绚丽，而是它有一种打动我内心的美，于是我努力记住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此，去欧洲中世纪博物馆收集创作素材，成为郭培旅行的重要部分。
“轮回”的压轴礼服叫做“大金”，工时为50000个小时。因为工艺复杂，缝制过厚，工人做的时候，针已经扎不进去了，每扎一针手都会被扎破，流血，缝纫工具做不到的时候就用钳子与镊子去拔，一根针缝不了几下，就会断掉。“大金”的裙摆有5米。
三年之后，郭培推出“童梦奇缘”系列，裙摆拖了10米。从那时起，她自认为是中国最会做大裙子的人：“我能很好地控制它们的轮廓和造型。”郭培说，当时很少有中国设计师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条裙子。
衣肩上的牡丹刺绣。相比设计版型的变化，郭培更热爱在这些版型的基础上嵌入各种高贵的图案。她甚至想过把一套古董家具缝在衣服上。 （Magic/图）
3 感谢春晚，感谢民歌手 歌手张也是郭培“6万米布料”嫁妆的使用者之一，也是郭培第一个重要的客人。当时，国内能选择的布料非常地少，张也为此非常苦恼，当听说郭培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稀有布料时，张也找到了她。
交流中，张也发现郭培和自己很像：“我们都会喜欢一些精致的、很讲究的东西。”
1998年，郭培为张也做了一件黄与绿搭配的撞色礼服，张也穿着这件衣服上了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走进新时代》。这是张也第一次在春晚上唱这首歌，也是郭培的作品第一次站在春晚上。
与其他歌手有点不同，张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分享的人，很快，她把郭培介绍给了民歌圈的朋友。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她们也是对“大裙子”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多民歌手常常要花很多时间从世界各地寻找演出服。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迅速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如果谁说我的衣服好看，我就特别热情告诉她这是郭培做的。我喜欢穿她绣的很漂亮的棉袍，一看到外国人，我还会有意识地把礼服的价格抬高。因为在国外，只要是带一点绣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惊人。”张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郭培与张也的结合也对民歌手服装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张也的建议下，她们一起创造了一种上半身为旗袍，下半身为欧式大裙子，中西结合的舞台服装。这个过程中，郭培的耐心与细致令张也赞叹不已，为做好这样一件裙子，郭培与她一起花费了三年时间。三年之后，张也穿着这件衣服登上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
一年一度的春晚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把压力又换化成为对服装毫无理性的苛刻，每年过节都成了“玫瑰坊”最紧张的时候。
所有主持人中，郭培与董卿接触最多。董卿十分在乎自己的形象，每次彩排，她都会十点以后去机房的小样中看自己的服装，看完之后，她一定会在第二天或者当天夜里十二点赶到“玫瑰坊”修改，有时候只是为了什么地方差一颗钻，哪朵花应该移一个位置，哪儿的叶子再多一小片，央视的其他女主持很少有人这么做。
有一年春晚，郭培为她做了一件旗袍，袖口上面镶着很小的钻，大年三十当天，郭培接到董卿的电话，电话里，董卿希望郭培把袖口的三颗小钻换一下位置，这让她很不舒服，它们是一颗蓝钻与一颗粉钻，直径分别是0.6厘米与0.4厘米，与此同时，那件旗袍上已经镶满了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多颗钻石，观众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换与不换的差别，“这对画面没有任何的影响，但董卿必须要看着那颗蓝钻，否则她会非常别扭”。
郭培是中国很早一批掌握了大裙子制作方法的设计师，她又很早地开拓了春晚的礼服市场，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其他设计师能够与郭培抗衡，多次负责郭培时装秀的导演张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春晚舞台的盛世气质需要大量繁复、精致、美轮美奂的华服，无意中，郭培垄断了春晚的“大裙子”，从这个时候起，她也为自己庞大的衣服与梦找到了一个合适展示的舞台。
到了2009年春晚，已经有数十位歌星及主持人的服装由郭培制作，包括宋祖英、张也、周涛、董卿、朱迅、汤灿、祖海、黄圣依、陈思思、孙悦、王莹等等。那一年，宋祖英那件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大裙子”，就是出自郭培之手。
2009年春晚，董卿（左）与周涛（右）（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2009年春晚，陈思思（左）与祖海（右）（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实际上，春晚主持人衣服的形态与观念都更类似于现代西方成衣设计，而民歌手的服装则更接近舞台的表演服。对于郭培而言，尽管民歌手的服装所耗费的时间更长，但设计民歌手的服装远比主持人礼服容易。从很多层面上讲，前者更侧重于创意、设计与剪裁，后者则更侧重考究的工艺与密集劳动。
除此之外，郭培的高级定制也为春晚很好地解决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需要很强的高音能力，但由于高音对肺活量要求很高，导致她们的身形往往比普通人宽大。而做一件衣服前，郭培会为每一个客人测量三十到四十个尺寸，一般的裁缝只会量五六个尺寸，当民歌手们穿上这些经过充分计算，再用坚硬材料制作的塑身衣时，她们身材的缺点被很好地掩饰了：郭培的衣服有一种美化作用，令她们在舞台上看起来都是纤瘦而优雅的，但也因为被衣服勒得过紧，穿上高级订制之后，女歌手不可能再唱出高音。
以前，为了追求充满纪律的美，女性民歌手高音与苗条不可兼得的问题可以通过假唱解决，但当春晚导演组要求所有人必须真唱时，这些礼服的廓形都被放宽了十几厘米，你会发现她们忽然比以前胖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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