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基于 Toni Mac 2016年1月在 TEDxEastEnd 上的演讲。时长18分钟。
Toni Mac 说她原先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买春（selling sex）是不体面的，并且「应有法律予以禁止」。但2009年12月，她干着两份最低收入的工作才能勉强维生，无奈去了妓院。她说自己当然愿意去干更好的工作，但当月的房租还是得付。
她说自那时起，她对卖淫业、资本主义、性别平等、女性等等问题做了思考，在工作中也遭受过暴力和剥削（exploitation）。下面她介绍了世界范围内针对卖淫的四种主流的法律范式（legal approach，或曰立法例）。
1. 完全入罪化（Full Criminalisation）
「完全」指的是包括卖淫者、嫖娼者、所涉第三方。在世界上一半的地区，这些卖淫涉及的人员全部有罪。
Toni 声称，立法者虽然指望通过刑罚使人不敢卖淫，但对于艰难求生者来说，在与谋生相权衡时，她们还是会选择铤而走险。
她进一步说，因为有犯罪记录的人通常被拒绝给予正常的工作，一旦一个人因卖淫被抓，之后她再也难找到正常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强迫你继续卖淫」（The law forces you to keeping selling sex.）。并且，一旦成为罪犯，卖淫者就可能遭到国家的更多不公正待遇。她们可能不得不贿赂甚至性贿赂治安官员以求逃过逮捕。柬埔寨的狱警和警察有用电击、殴打、强奸、禁食等方式折磨被逮捕的卖淫者的记录。
在肯尼亚、南非、纽约，根据法律，携带避孕套可以被视为卖淫的证据。因此卖淫者为了避免被抓可能会不带避孕套，这增加了传染艾滋病的风险。
2. 部分入罪化（Partial Criminalisation）
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卖淫和嫖娼本身是合法的，但「周边行为」（surrounding activities）是违法的，譬如开设妓院（brothel keeping）、拉客（soliciting）等是违法的。这种立法模式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允许你们卖淫，但请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地做。
不允许开设妓院指的是禁止两个或以上的性工作者一起工作，也就是说卖淫者必须单独行事（香港的「一楼一凤」）。这使得性工作者非常易于被攻击。
禁止拉客也使得卖淫者不得不单独行事或寻找偏僻的地方拉客，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受到攻击。一旦被抓，她们将被处以罚款，而要偿付罚款，她们又不得不再次走上街头，如此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
3. 瑞典/北欧模型（Swedish/Nordic Model）
这种立法模式下，嫖娼者（买方）有罪而卖淫者（卖方）无罪。这种立法仍然认为卖淫本质上是有害的，所以希望通过消除买方使得卖淫者放弃这一职业。这被称为「消除需求」（end demand）的方法。
也许这种立法模式出发点是好的，但收效甚微。瑞典（首创这一模式的国家）国内的卖淫并未减少。Toni Mac 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卖淫者通常并没有别的选择。当嫖娼成为违法（尽管卖淫并不违法）时，她们所能做的也不过是降低价格，或对更危险的顾客提供性服务。并且，为了寻找（更难找到的）客户，她们不得不去寻找掮客。由此，这种立法使得卖淫中的第三方得以做大。
另外，因为只有嫖娼违法，嫖娼者往往非常害怕提供自己的信息，尽可能以匿名方式接受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卖淫者更加难以获得对方的信息，因而也处于更大的危险当中。因为对方需要躲避警察，卖淫者也不得不在更偏僻的地方谈判，或更快地钻进对方的车里（而没有更多时间观察）。这都增加了卖淫者的风险。
4. 合法化（Legalisation）
合法化是不是就很好呢？在德国、荷兰等地区，卖淫是合法的。在这些地方，卖淫被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对于从业人员也有健康检查等强制性的要求。
Toni 说，这些规定（regulation）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政客们故意将这些规定制定的难以服从。在这种模式下，卖淫呈一种「双层结构」（two-tiered system），即分为合法卖淫和非法卖淫两种，是故有人将其称为「后门入罪化」（backdoor criminalisation）。实力雄厚的妓院可以遵守法律，而更边缘化的人群则难以遵从。Toni 声称，即使遵守法律是可能的，获得卖淫的执照和许可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对于当天晚上就想要拿到钱的绝望的人来说，仍然不可行。
在这种双层结构下，恰恰是最脆弱的群体被迫进行非法卖淫。所以它与上述的入罪模式仍没有本质的区别。
性工作者想要什么样的法律？
Toni 认为，上述几种立法范式均增加了性工作者的危险，让她们更难以摆脱被动地境地，并且增长了社会对性工作者的仇视和歧视（尤其是在瑞典模式下）。如果这些禁止卖淫的法律如此有害，为什么它又如此流行呢？Toni 认为，主要原因是卖淫者主要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有色人种，移民，难民，LGBTQ等等。这些将弱势群体当做标靶的法律能得到政治支持，是因为选民（多数）并不想看到或者去了解这些弱势群体（少数）。这里 Toni 又类比了人口贩卖（trafficking）的问题。她认为治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禁绝行业本身（人口贩卖或者卖淫），而是对于其中的人提供更多具体的法律保护。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禁止哪种人们想做或需要做的事情（无论是饮酒，堕胎，还是跨越边境），禁令本身创造出的问题都多于它解决的问题。禁令对于人们是否做这些事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他们做这些事情时的安全却有极大的影响。
Toni 还认为，尽管卖淫业是一个凸显社会深层不平等的地方（a site of deeply entrenched social inequality），但禁令仍不是明智的选择。更理想的社会里，可能更少有人会去卖淫；但简单地禁止卖淫却不会使得社会更理想。对于穷人来说，禁止他们卖淫并不使得他们更富裕。相比卖淫，挨饿或者看着挨饿更加有辱尊严。
当事情涉及性时，人们往往会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情感去制定政策。如果我们脑中认定了卖淫本身就是应该被禁止，那么我们很容易纠结于作为社会现象的卖淫本身，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根源。
Toni 说大家都很爱问一个问题：你愿意自己的女儿做这一行吗？她说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是：如果你的女儿在卖淫，她今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又是为什么呢？
5. 除罪化（Decriminalisation）
新西兰在2003年对卖淫进行了除罪化。除罪化与合法化的区别在于，它是将特别惩处卖淫的法律删除，将卖淫与其他正常的工作同等对待（而不是再加上种种不合理的限制）。由此，新西兰的性工作者可以共同工作（collective working）以保障安全，拥有对国家负责的雇主（accountable bosses），96%的性工作者称她们觉得自己的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除罪化后，新西兰的性工作者人数并没有上升很多，但整个行业却安全了很多。
Toni 还强调了一点，即有关卖淫的法律并不是政府单方制定，而是由政府和新西兰性工作者联盟（New Zealand Prostitutes' Collective）联合起草的。政府直接听取了性工作者们自己的意见。
最后她为自己所投身的呼吁除罪化和自由决定权（self-determination）的运动做了一下广告。
一则忏悔（沉默的少数）
如这位讲者最后的幻灯片所引的 Arundhati Roy （查了一下，是印度的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话：
There's really no such thing as the 'voiceless'. There are only the deliberately silenced, or the preferably unheard.
在卖淫问题上，我们可能考虑过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唯独未曾听过卖淫者的诉求。归根到底，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我们」不喜欢这个群体（即便是嫖娼者），我们只是把她们当做一个应该被消灭的边缘群体看待——说白了，没有当做「人」去看待。法律上对这一「没有受害人」的犯罪，往往也只用一句「违背善良风俗」笼统带过。我们宁愿相信，只要一个人足够自尊自爱，只要一个人愿意诚实地劳动，没有人必须去卖淫。
但这可能只是我们这些不知疾苦之人的一厢情愿。
我们声称卖淫有伤风化，卖淫玷污肉体，卖淫破坏家庭，却未曾站在流落风尘的女性的角度上去看一看问题。我们总是怀疑她们虽然声称是生活所迫，实际上则是好吃懒做不愿劳动。
卖淫这个行当的历史可能与人类一样悠久。在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对食物和安身之所）与欲望（对交配）面前，无论是传统国家的严刑峻法，还是北欧的「供给侧改革」都难免败下阵来。
也许如 Toni Mac 所说，禁止一种行为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一种行为不好，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寻找并处理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
而在我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之前，我们有义务保护深陷其中的同胞。
一则反思
Toni Mac 的这则20分钟不到的演讲确实增进了我对卖淫问题的认识，我必须承认在之前的思考中，极少将卖淫者放在「主体」的位置上考虑过。不过，我对于她将卖淫完全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的视角也有一定疑虑。
我存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 禁令真的就完全起不到阻止人们去这样做的作用吗？
2. 在卖淫者当中，不卖淫就无法生活的人占多大的比例？卖淫只是为了享受更奢侈的物质生活的人又占多大比例？
诚如 Toni 所言，许多卖淫者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难以找到合法的正式工作养活自己。但我曾看过一个高校老师在广东某市对援交少女所做的调查采访，她们当中既有家里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寒门女儿，也有为了吃零食、买饰品来赚外快的好逸恶劳者。在这个社会，更高级的性服务提供者，收入可以超过一线城市的中层白领。用肉体代替劳动，还享受到比诚实的劳动者更高的物质生活，这是公众所难以容忍的。（当然，她们能得到这样高的溢价，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个行当的不合法和危险。）
说到底，卖淫者其实是一个构成相当复杂的群体，我们既不能把她们一概看作好吃懒做的可耻之徒，也不能说她们全是命运悲惨的可怜之人。我不知道对于卖淫，究竟「法律何为」，但我确实认为，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将她们当作一群活生生的人来对待，而不是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假装这个社会上并没有一群人，或是用一句「违背善良风俗」轻巧地否定他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