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徐志摩游北京2︱腊库胡同里曾经的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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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在北京的第二个住所所在地：腊库胡同
本文部分取材于侯晓晨文章，特此致谢。
“刚才大家游览的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内大街，现在请跟我向南走， 到著名的 景山公园看一看……”景山后街上，一位年轻的导游正在给一队游客带路。而追寻徐志摩北京踪迹的行程，却与他们的方向正好相反： 先向东，拐进吉安所右巷， 向北走一小会儿， 向东拐进吉安所北巷， 最后进入腊库胡同。 这是一条极其普通的小巷，两侧都是平房，路面比较狭窄。在《京师坊巷志稿》中，它 的名字写作“蜡库胡同”，当时“内府供用库，有油蜡等库，凡御用白蜡、 黄蜡，沉香等香， 皆取办于此”。
可是，徐志摩为什么不好好在上海读书，非要回到北京呢？ 原来，1916 年，他从沪江大学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预科。 1917 年，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北洋预科第一部毕业或已在特别班肄业，并愿入法本科之学生，并入北大法本科肄业”。 这样，到那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徐志摩就转到了北大上课。
第二次北京之行，徐志摩显然比两年前要从容潇洒。 在学校里，他一面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一面广泛阅读各类书籍，等待机会到美国留学。 而在课外，他也非常活跃，打网球，唱京剧，时不时调皮地学上几句“京片子”。
徐志摩是如何拜师梁启超的
徐志摩第二次离开北京，那是 1918 年的夏天，他远赴美国留学。 离京之前，在父亲徐申如和妻兄张君劢的帮助下，徐志摩幸运地成为了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弟子，为自己第二次北京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说起拜师梁启超，这还得从1917年说起，1916年 徐志摩 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念法科，在北洋大学徐志摩的成绩很好，所有课程的得 分基本都是90分以上。
1917年秋天，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随着北洋大学的并入，志摩再次回到北大，来北大，志摩的身份只是一个旁听生，在北大期间，他还选修了法文、日文和政治学。 这个时候志摩脑子里装的东西已经很丰富了，涉及到中外文学、艺术，外语也很不错，后来还当过大文豪泰戈尔的随同翻译。
再次来到北大，徐志摩和蒋百里依旧是走动频繁。徐 志摩很崇敬蒋百里，亲切的叫蒋百里“福叔”，因为阿福是蒋百里的乳名，志摩为什么这么敬重福叔呢？ 除了是叔侄以外，福叔的身上还有着他最崇敬的梁启超先生的影子。 再一个就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叔侄俩人在家里经常广谈诗文、婚姻，谈得很是投机。
1918年6月，经过福叔的介绍，妻兄张君劢的引荐下，志摩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梁公，这张君劢是张幼仪的哥哥，也是梁启超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就这样，徐志摩拜梁公为师，从此，志摩就加入了圣门，成为了梁公的得意弟子。 据说志摩拜梁公为师，他的父亲徐申如破费了不少。
徐申如深知梁启超不是普通的学者，他的名气太大了，为独生儿子的前程不惜破费，他毫不犹豫地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的贽礼。 这个数目是很大的。 可他的投资是值得的，在他一生的所有投资中，这或许是回报最丰的一笔。
拜师行礼那天，梁启超见徐志摩眉宇清雅，问答之间透露出聪颖之气，也就十分喜欢。 当时正值留学欧美的热潮，梁启超就建议徐志摩到国外留学，为将来立身报国作准备。
拜师后不久，志向远大的徐志摩便南归和父亲商量自费留学的事情。 多年来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徐申如当然同意了。 结婚三 年、和丈夫在一起共同生活不过半年的张幼仪也不得不面临丈夫海外留学的事实。
在徐志摩赴美之前，梁启超写信给了他许多鼓励。 面对恩师的钟爱，志摩表示： “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 ”
腊库胡同的前世今生
刘永加 选自《北京晚报》
腊库胡同最北端，宽度在1.5米左右
自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皇宫的衣食住行都要由内务府各衙门负责。 内务府设有蜡库、缎库、磁器库等供应库衙门。 蜡库衙门主要是负责宫内的宫蜡供应，没有蜡库，皇宫内将一片漆黑。 鉴于其重要性，蜡库衙门也是二十四衙门之一，共设有总管1人，司书2人，正式工人16人，接蜡兵役及杂役数十人。
宫蜡，顾名思义是专供宫廷里点燃照明用的蜡烛。既然是宫中所用，其原料与香蜡铺里卖的以及寺庙里用的都不同。一般的蜡烛是用蜡树籽即乌桕树籽轧成的蜡油制成；宫蜡中的白蜡则是用四川省特产的虫蜡炼制而成的。
虫蜡是一种名叫蜡虫的昆虫吐出的液体积累而成。蜡虫生长在四川建昌，然后把它养在位于四川嘉定的蜡树上，蜡虫吃蜡树叶子，然后吐出液体，即为虫蜡。由于建昌和嘉定两地相距很远，因此出现了专们贩运蜡虫的虫贩子。每年清明节后，这些商贩运载着大批食盐、纸张、布匹和烟草等建昌地区缺少的物资，到建昌换取蜡虫卵，然后将虫卵运至嘉定，卖给种植蜡树的蜡户。
在运输途中，不能让虫卵晒着太阳，因为一经日晒，蜡虫就会破卵而生，途中又没有蜡树叶子，如果蜡虫吃不到这些叶子，面临饿死。所以虫贩子换得虫卵后立即连夜运至嘉定，蜡户买到虫卵后，先置于阴暗处，待阳光正足时，将虫卵分散开来，放在蜡树叶上，一天的时间，蜡虫便破卵而出，类似蚕宝宝出生，蜡虫出生后两三个月便可吐蜡。蜡户将这些蜡积累起来，加工提炼成纯净白蜡，做成蜡坨，每坨10余斤，装在特制的木桶内，装好后加上木盖。木桶为上宽下窄的圆形桶，高2尺5寸，直径3尺，不加油饰。也有的蜡户不用蜡桶包装，他们把五六个蜡坨叠放在一起，用稻草裹好，外用木板夹起，再用草绳捆扎，这种包装叫蜡鞘。蜡桶和蜡鞘运到码头装船，再辗转运到北京。
而此时，运蜡车辆却不敢单独进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城内有一伙被称为“蜡匪”的地痞流氓，他们常常抢运送的蜡。而且他们抢运蜡车辆，有一个特点，不在郊区动手，偏要等蜡车进城后走到僻静小巷时，才包围哄抢。其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他们并不是为了抢走贡蜡去出售，而是抢来贡蜡，以此要挟蜡库官兵，进而换取钱财。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蜡库的头目和匠役们是子孙世袭的，俗称“窝子差使”，这些人把差使当成自己的产业，他们靠蜡吃蜡、监守自盗，经常将库蜡存蜡坨打碎，藏在身上带出卖给药铺、颜料店、香蜡铺和油漆店，中饱私囊，因此个个都富得流油。而且库存蜡坨一向没有准确数字，入库时又按对折过秤入账，即100斤入账50斤，所以蜡库这帮官兵疯狂盗窃，每人每天偷蜡不下十斤。因此蜡库官兵成为蜡匪们“死磕”的目标，一旦蜡匪劫到贡蜡，既不出售，也不毁掉，而是向蜡库头目索要赎金；这些蜡库官役们为了向蜡库衙门交差，便找到双方都认识的地痞流氓从中说合，这种事叫“说票”，双方互提条件，谈妥后，由蜡库官兵和头目们将赎款交给说票人，说票人再将钱交给蜡匪后，就将贡蜡拉回来入库了事。
因此，为防止贡蜡被抢，蜡库头目往往会出大钱请镖局的镖师或武术行家协助接蜡。蜡匪们也不示弱，同样也请高手帮忙抢劫，双方经常发生械斗。
当时，除了四川的贡蜡，还有广东进贡的粤蜡，俗称黄蜡。广东贡蜡是经运河运至大通桥，进东便门，经前门、西长安街、府右街，进西安门再入库；四川贡蜡是进广安门，经宣武门、西单、西四，进西安门，再入库。因此，西安门的皇城根和西四丁字街一带，成了蜡库官兵和蜡匪械斗的“主战场”。可笑的是，双方混战时，在附近衙门站岗的官兵，不但不前去制止，反而便闭门不出，路上行人也站在一旁看热闹。等战斗结束了，站岗的官兵才出来看看有无伤亡，如果有伤亡，就会报告有关衙门。
这种事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经常发生，第二年9月，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这种场景就不常发生了。再之后，贡蜡也消失在历史中，只剩下腊库胡同诉说曾经的往事。
除了徐志摩在腊库胡同住过，腊库胡同还传颂着许多故事。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就多次提到过腊库胡同，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就经常出没于腊库胡同；腊库胡同49号还是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的电台所在地；更为传奇的，腊库胡同16号还曾经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和高君宇的居住地。
高君宇
张国焘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 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 1924年5月21日清晨，腊库胡同16号被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 由于高君宇已经起床工作，居室又靠近门房和厨房，从窗口看见军警直奔上房张国焘的房间。 他赶紧销毁文件，躲进厨房，化装成伙夫，拿起一个菜篮子，从容地走出大门，当天就坐火车去了山西。 而张国焘与他新婚妻子杨子烈被侦缉队抓走。 为了保存性命，张国焘向京师警察厅出卖了党的组织，供出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自称他被逮捕后“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 但1949年后整理北京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出狱后他隐瞒这一情况，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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